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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16世纪时对印刷工场场景的描绘。印刷手柄在侧面操作，压板装配到下方的压板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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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哈特曼·舍德尔（Hartmann Schedel）在1490年《世界编年史》中描绘的斯特拉斯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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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约翰内斯·古登堡（Johannes Gutenberg）为印刷《四十二行圣经》所设计的字模套组，由戈特弗里德·泽勒（Gottfried Zeller）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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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纸牌大师”（Meisters der Spielkarten）的作品，主题为当时人喜闻乐见的动物与民间故事画像。铜版雕刻师也因为纸牌的流行而获益。纸牌大师的主题不仅见于《四十二行圣经》的插画中，也见于同时面世的《美因茨大圣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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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柏林皮纸本《圣经》，此处是《创世记》的开头：in principio creavit Deus caelum et terram（起初神创造天地）。在第一页的装饰花边的左侧，是描绘神创造世界的场景的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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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登堡：500年前塑造今日世界的人 [:170553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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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登堡：500年前塑造今日世界的人 绪論 图像与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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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登堡出生前一个世纪，威尼斯的马可·波罗（Marco Polo）结束旅行回到欧洲。他在外游历20年，最远曾到达中国。虽然他的游记轰动一时，但他绝非第一个探索亚洲并因此拓宽西方国家视野的欧洲人。早在13世纪中叶，法国国王路易九世（Louis IX，人称“圣路易”）就派出了方济各会[1]修士卢布鲁克的威廉（Wilhelm von Rubruk）前往哈拉和林拜访成吉思汗之孙蒙哥（Mangu）大汗，使基督教的视线进入亚洲深处。虽然中世纪时中国、波斯、阿拉伯和欧洲各地的情况可能千差万别，但它们的社会秩序是相同的：“个体”的概念尚未形成，只有少数人能接触到知识。一般而言，学者们不是在大学里教书或者在教会里工作，就是服务于宗教或世俗领袖。他们身处森严的等级之中，围绕着领袖人物旋转，就像亚历山大港的天文学家克劳狄乌斯·托勒密（Claudius Ptolemus）的水晶球宇宙体系中围绕着地球旋转的其他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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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并不存在现今意义上的作者，因为每个作者都只是在阐释某个至高无上者——上帝、安拉或某个拥有真正权力的天神。此外，随处可见的还有对“哲学家”——在欧洲指的是亚里士多德，在中国则是孔子——的阐释和评论。当时也没有著作权的说法——上帝这位伟大创造者拥有世间万物的版权，有谁敢质疑这点？人们抄写书籍，靠的是勤奋和日益精进的技能。别说是拥有书籍，就连使用都是一件奢侈的事。从特茹河到长江，人们生活的地方丰富多样，但归根结底，人们不过是生活在由不同部分组成的同一个世界里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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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统一的中世纪世界的瓦解自然不在一朝一夕，而是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或许可以用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的历史来描述这个过程。但如果想用一个具体的日期和事件来标记出中世纪的转折点，那么1450年和1452年这两个年份就会进入我们的视野：1450年，美因茨的约翰内斯·古登堡发明了活字印刷[1]；1452年，古登堡用活字排印了《四十二行圣经》。伴随印刷复制，堪称欧洲“创始文件”的《圣经》从根本上落入了他手，这个“他”即人们后来所说的“工业”。技术革新为通过历史批判的方法深入解读文本创造了重要前提，由此也为基督教信仰与民主的世俗国家和谐共存创造了基础。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理性化的基督教在欧洲现代化发展中的重要性常被低估，但是自从印刷术诞生之日起，欧洲和东方开始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欧洲在科学技术、哲学和文明方面蓬勃发展，领先于世界的其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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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伴随着知识文本的复制及传播，知识本身也变得多样，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科学和文化领域之中。除了人文和艺术领域的进步，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数量也呈爆炸性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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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的是，宗教的缮写室和世俗的抄书坊在手抄方面也达到了一定的专业程度和效率，为书籍的传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推动作用。但直到出现机械化、分工化的复制方法，文本的获取才变得更加日常，这反过来也使得文本的生产，即文字信息的撰写成为一件自然而然的事：一方面，大学的数量不断上升；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大学学习，对这些人而言，文字交流是日常行为。一切都被写了下来，囊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植物书籍到工艺教程，甚至还包括秘密。而在此之前，这一切几乎都依靠口述，很少记录在纸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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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中，欧洲社会越来越多地朝着知识社会发展，文字交流成为进步的工具，而这种交流是因为古登堡才成为可能。书籍不再是奢侈品，知识不再高不可攀，伴随着著作权概念的产生，学者和作家获得了作为作者的独立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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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字印刷创造了新的交流体系，改变了人类及其在世界中的地位，这相当于今天互联网对交流和对人的地位的改变。今天我们清楚地知道，“在这样的工具”——不论是印刷术还是互联网——“被长期运用之后，人们的生活习惯必然发生变化”[4]。从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约翰内斯·古登堡的一生中也可以看到这样的转变。他的一生是中世纪晚期历史的缩影，从中探寻历史转折点的痕迹正是阅读其生平的精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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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运用新的交流技术也意味着舍弃旧技术，与一方的胜利相伴的是另一方的失利。古登堡的发明引发了其支持者和批评者之间的文化战争，因为与我们这些后人相比，他那时的人们更多地认为自己处于时代的转折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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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是我们现今所处社会的基础。如果说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通过宗教信仰中的“我”找到了个体，那么古登堡的发明则确保了个体的存在。这个美因茨人对新世界的诞生所起到的作用远比他自己所能想象的更多，也更为深远。与近东、中东和远东相比，欧洲实现了更为出色和先进的发展，欧洲因此在19世纪称霸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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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当学界说到古登堡时，所说的不仅是一个新的世界，还是一个因古登堡而诞生的崭新星汉[5]。与此类似，互联网的出现让有些人认为“古登堡星汉”（Gutenberg-Galaxis）即将走向尽头。如果古登堡时代，即纸质书时代结束，那么由古登堡和马丁·路德开启的伟大的欧洲时代是否也将就此中止？古登堡经历了媒体和社会的巨大转变，作为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他自己也对此产生了非凡的影响。如今，我们的时代不也正面临着同样深刻的转变吗？要理解当今的转变，就必须梳理先例。因此，回溯古登堡的一生也必然是展望我们自己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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