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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4世纪初，这座城市还以2.5万的人口位居欧洲大城市之列，到亨内出生时，人口已不足1万。黑死病在1348年席卷欧洲，1349年开始在美因茨引发多场瘟疫并最终导致人口减半，它与发生在1328—1332年的美因茨大主教之争一起造成了美因茨的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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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传统世家的贪婪也使得城市的财政雪上加霜。一方面，他们无须向城市缴税；另一方面，城市需要向他们支付年金。然而，购买年金的价格与城市实际支付的数目在经济关系上并不匹配。如果领取年金的人寿命较长，对于城市来说将会出现难以承受的亏损。至于年金协定为何会设置得对城市财政如此不利，简单来讲，是因为享受年金的人同时也是决定如何发售和设置年金的人。即使早已存在由行会组成的新议会，但决定如何发放年金的仍是由传统城市贵族世家组成的旧议会，而享受年金的也正是世家成员。没有意外的话，亨内今后也会依靠年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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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纽伦堡的城市贵族不同的是，美因茨的城市贵族并不热衷于长途贸易，并且随着贸易路线的改变，他们不再有扩张经济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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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揽大权的城市贵族在政治上并非无可指摘，他们最终在财政上给城市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因此，城市贵族的统治在为此买单的行会那里遭遇越来越多的阻力和抗拒。为了扩大自己在议会中的权力，行会与传统世家展开了激烈的较量。城市贵族与行会之间的争斗并不是美因茨的特有现象，而是遍及帝国的所有城市。其中的关键在于利益平衡，实现的途径包括使行会参与城市统治，或者像纽伦堡那样干脆禁止行会的存在。纽伦堡的城市贵族之所以能够解散行会，是因为议会成员的聪明才智足以让他们在兼顾手工业者利益的同时进行均衡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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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1332年时城市贵族不得不同意行会参与美因茨的城市管理，但奇怪的是，这不仅没有改善状况，反而让状况进一步恶化。由于在议会中的工作没有酬劳，有能力做议会成员的只有富裕的手工业者和商人。这样一来，议会内形成了由手工业者精英组成的团体。作为上位者，他们与普通行会手工业者之间的共同之处越来越少，也不再以行会利益为首，而是追逐自己的利益。新的不满情绪在城市中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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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认为古登堡早在少年时期就经历了阶层下降，并试图将其视为古登堡人生轨迹的特别之处——由于母亲不是城市贵族，他不能像父亲一样成为铸币会成员，因而不能进入城市中最有权势、最核心的圈子。因为选择与商人之女埃尔泽·维利希结合，弗里勒·根斯弗莱施剥夺了儿子们进入这个高雅而重要的协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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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将古登堡既霸道又叛逆的性格归咎于他被排除在城市最高雅的圈子之外这个事实。[28]但我们有必要更仔细地研究当时的情况，以免主观地编造传说。亨内的哥哥弗里勒也处于同样的情况之中，但这没有妨碍他过上富裕的生活和为孩子们留下可观的遗产。1444年，哥哥弗里勒甚至与妻子一起赞助了美因茨赤足教堂（Barfüßerkirche）的一场安魂弥撒，虽然当时他已经居住在埃尔特维勒，后来可能也安葬在了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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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阶层下降没有使亨内·拉登走上对抗铸币会的道路，与此相反，他是与行会的斗争中最激烈、最不愿妥协的城市贵族之一。至于父亲因为草率的婚姻让后辈无法走与自己相同的人生轨迹这个说法，同样没有说服力。父亲至少知道可以通过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和财富避免他们被排除在这个圈子之外。虽然有关古登堡生平的史料很少，但也应尽可能避免过度解读。与此相比，对他孩童和少年时期具有更大影响的是城市贵族与行会和大教堂教会之间的斗争。亨内从孩童时期起就切身体会到了权力斗争，并从那时起就认为行会的要求是不正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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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新一轮比以往更为严重的动荡，亨内成为学生。可以推测出的是，城市贵族弗里勒·根斯弗莱施·拉登的儿子就读的是圣维克多修道院的学校。这所优质的学校位于威森瑙附近的城门前，日常的上学路线使这个孩子被动地成为骚乱的见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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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情况下，手工业者、小商贩和商人的孩子们在德语学校学习读写和计算。世家之子与他们没有交集。城市贵族和贵族的孩子们或是由家庭教师授课，或是就读于三艺学校（Trivialsch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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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德语学校相比，可以将三艺学校视为更高一级的教育机构，仅凭用拉丁语教授基础知识这一点，三艺学校就为学生铺平了通往大学的道路。三艺学校教授自由七艺（Septem Artes liberales，博雅教育）中的三艺（Trivium），即语法、修辞和辩证，因此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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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艺教育也包含宗教的内容，但通常仅限于《历法口诀》（Cisiojanus）。中世纪时，人们不像我们现在这样用日和月来描述日期，而是使用教会历来联系重要的教会节庆。了解这些知识也是基础教育的一部分。教会历以各个教会节庆为基础，《历法口诀》可以帮助记忆。在《历法口诀》中，每月那行的音节数等于当月天数，整个《历法口诀》的音节数即一年的总天数。《历法口诀》得名于其第一行：“Cisio janus epi sibi vendicat oc feli mar an prisca fab…”1月1日为耶稣受割礼日，拉丁语是“circumcisio domini”，简称“Cisio”。“janus”的意思是1月，在此的作用是连接1月1日和1月6日主显节（Epiphanias），后者缩写为“epi”。“sibi”和“vendicat”为填充词，之后是1月13日“oc”，其完整形式为“octava epiphaniae”，即主显节后的八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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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内首先要学习的是拉丁语词汇和拉丁语读写，老师借助书写板（tabula）[4]以问答模式进行教学。接下来是用埃利乌斯·多纳图斯（Aelius Donatus）的《语法书》（Artes grammaticae）学习拉丁语语法，这是中世纪最重要的拉丁语教材，简称《多纳特》（Donat）。《多纳特》之所以权威，不仅因其本身质量突出，也因为编写者多纳图斯是圣哲罗姆〔原名Eusebius Sophronius Hieronymus，以圣哲罗姆（St. Jerome）知名〕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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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亨内用维尔迪厄的亚历山大（Alexander de Villa Dei）在12世纪时编写的教材学习句法和格韵，结束了自己在三艺学校的时光。至于修辞学，亨内自然是以西塞罗的演讲为范例进行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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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内斯·古登堡最早的印刷作品就包括《多纳特》和《历法口诀》，这不是因为他怀念早已逝去的校园时光，而是因为他清楚地看到了教材市场的广阔前景。古登堡的目标并非生产单本，而是要以量产的方式复制出物美价廉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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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此得以瞥见古登堡的思想甚至灵魂。他从一开始就看好量产，更准确地说是看好工业化的生产方式，想要以此盈利。古登堡所印刷的都是具有庞大市场，特别是市场还有望继续扩大的作品。至于古登堡何时何故产生了工业化生产书籍的想法，我们将在之后进一步探究。除了具有看上去相当现代化的融资能力外，古登堡的第二个重要特点在于其对于手工业的工业化视角：他的想法不再局限于家庭式的手工作坊，而是要建立分工式的工场，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简便的方式生产出最多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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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回到他的少年时光——亨内此时还在上学，就读的是德意志当时最好的学校之一。逃离美因茨、转学、还算舒适的逃亡生活都是这个男孩年少经历中的一部分，这些经历让他清晰地体会到了生活的不确定性和社会地位的脆弱性。在父亲还位列议会四大算术师之一的那年，城市贵族与行会的争端导致暴力冲突不断升级。1411年，117位城市贵族因此决定迁出美因茨，其中就包括亨内的父亲弗里勒·根斯弗莱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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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贵族约翰内斯·斯瓦尔巴赫（Johannes Swalbach）被旧议会选为市长，这引起了由行会成员组成的新议会的激烈反对。来自新议会成员的威胁愈演愈烈，他们甚至说要砍下斯瓦尔巴赫和其他一些旧议会成员的脑袋。行会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包括要求斯瓦尔巴赫下台。由于城市贵族不接受这些要求，8月15日，美因茨发生公开暴动。美因茨城市贵族纷纷逃往奥彭海姆或埃尔特维勒，其中多是被点名威胁的城市贵族，另外还有一些出于团结而一起出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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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没有证据，弗里勒·根斯弗莱施出逃时很有可能带上了他的家庭，因为妻子从她的母亲恩讷辛·菲尔斯滕贝格那里继承了埃尔特维勒的一处靠近环形城墙的房产。斯瓦尔巴赫家的房子就在一旁，他们家在埃尔特维勒也有丰厚的财产。半个世纪后，在即将过完自己的一生时，古登堡将再次回到这里。亨内一家在埃尔特维勒的逃亡生活相当奢华，持续的时间也不长。因为埃尔特维勒也有拉丁语学校，亨内得以在逃亡中继续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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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根斯弗莱施家族与斯瓦尔巴赫家族之间的渊源，古登堡与格雷特根·斯瓦尔巴赫（Gretgen Swalbach）有着良好的关系。古登堡作为城市贵族的态度一贯保守，在这方面他与市长斯瓦尔巴赫十分相似；古登堡在孩童时期就认识了斯瓦尔巴赫，后者在与行会的激烈争端中的表现可能给古登堡留下了深刻印象。古登堡在其一生中都属于城市贵族中的保守派，绝不进行任何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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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主教的调停下，争端双方做出让步，亨内与他的家庭回到了美因茨。但短短一年之后，动乱再次爆发。这次动乱在1412—1413年之间的冬天伴随着饥荒达到了高潮，1413年，弗里勒不得不带领他的家庭再次逃往埃尔特维勒。在此期间，双方的斗争有所减弱，弗里勒和家人得以重返古登堡宅院，但不久后被迫再次逃往埃尔特维勒。最后，城市中的争端和不时出现的无政府状态让德意志的国王卢森堡的西吉斯蒙德（Sigismund von Luxemburg）不得不介入调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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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1—1417年，弗里勒家是每次都一起往返于美因茨和埃尔特维勒之间，还是只有弗里勒独自往返，而母亲与孩子们留在埃尔特维勒，我们无从得知。恰好在那几年中，亨内外祖母的娘家菲尔斯滕贝格家族数次对圣彼得教堂进行捐赠，该教堂有一所颇有名气的拉丁语学校，亨内可能就在那里上学。无论如何，城市中的动荡、混乱和无所不用其极的权力之争对亨内的童年和少年早期造成了不容低估的影响。行会的目的在于使城市贵族“行会化”，也就是要求城市贵族像行会成员一样缴交税费。城市贵族拒绝了，他们能做出的最大让步是同意增加议会中行会成员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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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陷入混乱的不止美因茨。基督教世界也不再统一，基督徒之间产生了分歧，欧洲随之开始分裂。1378年，以法国人为主的枢机团宣布废黜教皇，并推选了一个新的耶稣代言人入驻阿维尼翁教廷。这造成了两个教会并存的局面——两个教会各有一个教皇，并且都声称只有自己才是合法的。他们认为不正当的、要被逐出教会的不仅是另一个教皇，还有对方的所有支持者。真正的教皇只有一个，但究竟是哪一个呢？因为这个问题尚无定论，没有人知道自己是否站在了错误的一边，是否要因此受到永恒的诅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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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的分裂如此严重，以至于人们对信仰产生了巨大的困惑和怀疑。世俗领袖和宗教领袖们都知道这种情形不能持续下去了，但选择任何一方教皇都将牵涉政治利益问题，因此似乎找不到任何解决方法。最终人们灵光一现，试图废黜这两位教皇并另选一位新教皇，但是这个主意彻底失败了——基督教中不再同时存在两个教皇，而是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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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这一混乱，不仅是教会的地位和人们对教会的信任受到负面影响，甚至连人们对上帝的信仰都开始动摇。西方教会大分裂（das Große Abendlndische Schisma）导致了深重的危机。即使美因茨人支持的是罗马教皇而非阿维尼翁教皇，成长中的亨内还是意识到了教会内部跟美因茨一样存在巨大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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