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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探究最终使活字印刷术得以发明的基本思想是如何产生的，就应该了解当时的思想环境和大学课程内容。在对布拉格的威克里夫派之首兹诺伊莫的斯坦尼斯劳斯进行思想审判的文章中，在深入的神学讨论后，鲁道夫·迈斯特曼将话题引向了哲学基础。威克里夫派以唯实论为哲学基础，布拉格大学的德意志哲学家们则拒绝唯实论，称自己为唯名论者，他们排斥古代路线，追随现代路线。布拉格的德意志学者们将这种哲学带到了埃尔福特，旗帜鲜明地使唯名论成为埃尔福特大学的方法和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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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人”阿姆普罗尼乌斯·拉廷·德·贝尔卡在“天堂之门”的规章中要求学生们使用唯名论的方法：“我希望他们认真努力地阅读，并在阅读时采用以下方法：就像现代人常做的那样，首先分析文章，从中得出结论……”[34]“现代人”（moderni）指的是唯名论者，他们追随的是现代路线。毫无疑问，亨内·拉登在学习自由七艺时使用的是现代路线的方法。他的课程中也包括以奥卡姆的威廉的方法为基础的逻辑学，其方法被普遍认为是唯名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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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说，唯实论和唯名论争论的问题在于，人类、动物、植物、行星或恒星等普遍的概念（共相，universalien）是否有实体存在，抑或它们只是方便人们讨论和认识的概括实体或个体的名称，像数学公式一样不具备实体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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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实论者认为共相属于实体，而唯名论者则认为共相是符号。近一个世纪后，唯名论成为正统思想，发展开始僵化，当时在埃尔福特大学任教的哲学家约多库斯·特鲁夫特（Jodokus Trutfetter）对唯名论提出了清晰而权威的定义：“共相是名称或者说法，但不是实体。”[35]这也正是亨内学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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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普罗尼乌斯将唯实论者与胡斯派联系在一起的原因是，扬·胡斯、兹诺伊莫的斯坦尼斯劳斯和布拉格的杰罗姆追随威克里夫的唯实论，鲁道夫·迈斯特曼也在控诉书中指出了这点。[36]亨内·拉登也是这样被告知的，在他必须牢记的学院守则上清清楚楚地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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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同样规定并命令，不准在课堂上公开或者私下里讨论拥护异教或胡斯派异端思想的材料，无论它是以直接还是间接的方式。[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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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对异教徒和胡斯派思想提出警示并禁止教授相应内容的段落中，阿姆普罗尼乌斯还规定，为“真实存在的共相”辩护或者传播“关于真实事物多样性的观点”的学生将被当作异教徒开除，他坚决否定这两种思想。[38]对于唯名论者阿姆普罗尼乌斯·拉廷·德·贝尔卡而言，刚刚在康斯坦茨被处决的扬·胡斯和古代路线一样都是异端，在他看来，威克里夫和扬·胡斯的学说都以异端的唯名论为基础。古代路线直接通往地狱——亨内也是被这样教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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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城市贵族家的儿子，亨内在成长过程中对城市贵族的政治和经济活动以及维护其地位的决心耳濡目染，很早就开始面对日常的、最真实的现实世界。对亨内而言，奥卡姆的威廉的方法易于接受，因为后者的哲学将现实写进了理论，让理论拥有扎实的基础，不再虚无缥缈；他的哲学不是用抽象化和不停地创造定义来逃避实体，而是回归到了生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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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甚至可以在古登堡的实践中——更确切地说是在其构想和发明工作中看到威廉的三大原理。首先，奥卡姆的威廉要求不要将解释复杂化，要去除一切不必要的东西。这就是“奥卡姆的剃刀”。如果要思考一篇文章最简单的形式是什么，那么文章就被拆分成了词语，最后成了字母。其次，这位哲学家强烈推荐人们探寻认识的本源，探寻是从哪里了解到的某事，也就是说，不放过任何细节，再次从源头开始检验一切；对于古登堡的创新来说尤为重要的是，发明家从源头开始进行新的思考和新的组合。最后，这位英格兰哲学家说：要保留组合，就要检验分离是否具有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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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条原理都指向个体，只有个体是真实存在的。库尔特·弗拉施（Kurt Flasch）用下面这句话点明了威廉的哲学所产生的影响：“世界在形而上学的光辉中所失去的，思想在激进性上、行动在自由度上弥补了回来。”[39]对于奥卡姆的威廉来说，存在的只有单独的个体，而非普遍的共性。对于亨内·拉登而言，当他思考如何通过印刷来准确无误、完全相同地复制出尽可能多的文本时，作为字母载体的单个活字就成为个体。奥卡姆的哲学“准确地指出了是什么开始在政治、社会和经济现实中被广泛采纳——个体的优先地位”[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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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福特大学所教授的正是这样的哲学，它增强了这位城市贵族子弟在自我负责行为、自由运营企业方面的观念。无独有偶，自由企业主曼斯菲尔德矿主汉斯·路德（Hans Luder）之子马丁·路德也有类似的经历，后者在一个世纪之后发掘了信仰中的个体地位，从而引发了宗教改革。宗教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古登堡的发明，因为印刷术的发明为公开发表言论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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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的哲学思想中还有一点对亨内·拉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这位英格兰哲学家看来，普遍的概念并不存在于现实之中，而只是符号，它们表达某物，概括实体存在，代表它们所表达之物。这些符号可以通过声音或者文字体现。符号的文字形式显示出，符号也是由更小的单元个体所组成的物质组合。因此，印刷不是复制文本，而是复制组成文本的字母。“奥卡姆认为概念是符号，而不再像以前的抽象理论那样认为概念是图像。”[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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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的复制在古登堡之前就已存在，方法是在木板上雕刻、上色并印刷。就像可以在木板上雕刻图片一样，也可以在木板上雕刻整张书页，但这意味着，要印刷一本100页的书就要雕刻100块木板。但如果从图像中抽离出来，将文本视为由符号组成的、可以互不矛盾地进行拆解的单元，那么将符号拆解为字母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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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思想环境中，亨内还接触到了另一个世界，一个在最开始时或许通过金钱将他与字母联系到了一起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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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登堡：500年前塑造今日世界的人 在酒馆与缮写室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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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亨内·拉登在大学期间使用的书籍是手抄书。虽然历史上也出现过印刷的木刻书，但由于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木刻书可追溯至15世纪中叶，这种印刷书籍很可能是通往现代书籍印刷术之路上一条奇特的岔路。木刻书得名于其制作方式：在木板上刻下整张书页，将纸张放在刻好的木板上，然后按压上色。这种方法的劣势或者说最不便之处在于，预先在木板上刻下一整面书页的过程十分耗时耗力，限制了书籍页数。此外，为了避免墨水渗透到纸张的另一面，只能单面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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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说，木刻书和木刻版画具有相同的制作和复制过程。木刻书中颇受欢迎的种类是用图画表现《圣经》选段的“穷人圣经”（biblia pauperum），图画让不识字的人也能了解相应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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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教会大分裂推动了基督教的虔敬转向，参加弥撒不再是虔敬的最主要体现，虔敬开始与在家庭等私人场合中进行的宗教活动联系在一起，变得更加个性化，在此背景下出现了穷人圣经市场，或者说宗教文学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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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有教徒想加入集体，也不必依赖于教堂，而是可以参加平信徒组织，其中最有名、影响力最大的是14世纪末由格特·格罗特（Gert Groote）在荷兰创办的共同生活兄弟会（fratres vitae communis），简称兄弟会（fraterherren）。平信徒兄弟不对教会宣誓，也不处于教会的机构等级之中，他们在兄弟会之家共同生活，勤奋阅读《圣经》，努力过上一种让上帝满意的生活，复制图书成为他们的生活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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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世纪末，由于虔敬的这一转向，人们开始在家中进行祷告，由此也产生了对于宗教主题图像的需求。木刻圣像印刷市场因此出现了爆炸式发展，可以推测的是，圣像印刷品最后发展成了祷告用书，即穷人圣经。抛开装订不谈，两者采用的是相同的制作技术。15世纪初，占领印刷市场的是宗教主题图像，直到15世纪中叶，市场上才开始出现世俗主题的印刷品，例如死亡之舞、美德和不道德行为。[42]其中例外的只有地图和纸牌印刷品，它们在14世纪末就经历了惊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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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虔敬让人们开始寻找自己接近上帝的个性化道路，它成为人们把握世界、积极自主生活的新形式。这一新发展也在市民和城市贵族中蔓延，因此就算没有明显证据，也可以断定亨内·拉登对此并不陌生，甚至自己就是新式虔敬中的一员——虽然他的城市贵族家庭可能不满足于圣像，而是一如既往地用家中的壁画进行祷告，更有可能的是除壁画之外还有一到两幅木板挂像。亨内作为商人的第一个大项目虽然不是印刷圣像，而是制作朝圣镜，但归根结底都是宗教用品。朝圣镜源于新的虔敬带来的需求：一方面，私人场合的祷告成为主流；另一方面，朝圣开始盛行。一般来说，多数人不像贵族或富裕商人一样到遥远的地方去朝圣，例如耶路撒冷、罗马或圣地亚哥，而是到德意志的亚琛或者维尔斯纳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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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亨内从大学图书馆或者阿姆普罗尼亚纳借了书，书写仍然是他学习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当时常见的是，讲师上课向学生们口授自己，或者是某位不在场学者的成果，这被称为“呈演”（pronuntiatio）。此外，当时人们也用拉丁语“reportare”（报告）来指在课堂上根据老师口述进行记录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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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内可能在大学时代从事过抄书的工作。市场上对《多纳特》和维尔迪厄的亚历山大的教材存在很大的需求，但由于还没有简便的印刷复制方法，每一本都要靠抄写员手抄完成。因此早在12世纪，意大利的大学中就发展出了片段式的复制方法。大学将官方认可的书籍抄本交给书商，书商以20页为单元拆分抄本，出借给大学生，学生们要在借期结束前完成相应单元的复制本。这样一来，多个学生同时复制同一本书的不同片段，再将这些片段装订到一起后，一本新的复制本就诞生了。大学利用这种较为迅速的复制方法增加教材存量，亨内·拉登可能因此抄写复制了某些章节或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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