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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登堡：500年前塑造今日世界的人 美因茨的脱轨与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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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内·拉登还在埃尔福特上大学时，国王西吉斯蒙德于1418年的一项决定使美因茨的经济形势急剧恶化，对他家的经济情况造成了直接的损害。这位来自卢森堡的国王重新振兴了位于法兰克福的帝国铸币厂，贵金属贸易和货币兑换业随之集中到了法兰克福，美因茨铸币会因此遭受重创。虽然在讷德林根和巴塞尔也有帝国铸币厂，但法兰克福的帝国铸币厂对美因茨作为贸易和经济中心的地位带来了格外严重的影响。一方面是因为法兰克福紧邻美因茨；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展会使法兰克福成为繁华的贸易大都市。不仅如此，一系列严重的政治斗争让美因茨陷入动荡，城市负债也达到了惊人的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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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种因素相互加强，加快了城市的衰败。负债使城市作为贸易地的吸引力下降，导致城市财政因为缺少收入而陷入灾难性的困境中，这反过来又进一步降低了这个地区的商业价值，形成了典型的恶性循环。整个城市都笼罩在绝望的气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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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可以逃避债务的王侯们不同，自由市的居民们组成作为法人的合作社，这意味着每个市民都要以自己的财产为城市的债务担保。如果一个商人不得不用自己的商品偿还城市的对外债务，这足以让他陷入绝境。但在奥彭海姆或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做生意就能规避这一风险。为了帮助美因茨消除债务，大主教甚至在1422年10月出面提供经济支援。驱使他迈出这慷慨一步的并不是基督的慈悲心，而仅仅是维稳的必要性。城市贵族的特权和过度发售的年金导致城市负债累累，引发了城市内部的严重动荡，这是因为市议会一如既往地将债务社会化视为出路。他们计划让行会为混乱局势和个人敛财造成的恶果买单。此外，不论是在城市贵族还是在行会内部都存在着不同的立场，自身的经济利益强烈影响着每个人的政治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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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内·拉登亲身经历了这一切。即使他认为行会的抱怨不成立，即使他从未想过放弃作为城市贵族的任何特权，但他也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美因茨当时的政治局势是多么的脆弱。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因茨的城市贵族们开始寻求购买其他城市的年金，尽管其他城市的年金远不如美因茨的条件优越，但这不失为一种聪明的预防措施，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风险分散。在这样的背景下，亨内家也在斯特拉斯堡和法兰克福购买了终身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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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重要的集散场所，贸易博览会对经济生活的节奏有着决定性影响，它成为支付、兑换货币、投保、贷款的场所，逐渐拥有了类似交易所的功能。正如庇护二世写给枢机主教卡瓦哈尔的信中所证实的，博览会之城法兰克福应该也是约翰内斯·古登堡首次对外介绍其发明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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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内踏上归途，等待他的是被内部斗争撕裂的、骚动不安的家乡。在莱茵河前，他望向对岸的美因茨，构成这座城市剪影的是数量众多的教堂尖塔、码头边的吊车，还有南边显眼的“德鲁苏斯石”（Drususstein）[5]，它提醒着美因茨人这座城市曾被罗马征服的历史。此时的他有何感想？哈特曼·舍德尔在描写一处虚构的城市风景时写道，“被德意志民族称为‘日耳曼尼库斯的德鲁苏斯’”“显然增加了”美因茨的“赞誉和名声”。[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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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使亨内回到了家乡？是对家乡城市的感情吗？是对大学毕业的喜悦吗？无论如何，父亲一年半前的离世给亨内的回乡蒙上了一层阴影。没有父子重逢的场面，父亲也不能赞许地拍拍他的肩膀，迎接他的是成为遗孀的母亲。这位自信的妇女没有再嫁，她似乎管理起了家庭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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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内在什么时候得知了父亲去世的消息？消息传来时他是否正在考试期？在埃尔福特大学的学生名册中，1419—1420年冬季学期的一条记录是“Baccalarii prius intitulati addiderunt Conradus Swerym Ⅱ boh … Johannes de Altavilla Ⅱ bohn et Ⅱ simpl”[49]。意思是，埃尔特维勒的约翰内斯，或者说亨内·拉登，缴付了毕业费，可以按规定授予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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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没有蛛丝马迹能显示出亨内与父亲是否关系亲近，父亲的逝世对他有多大的影响。但这应该加速了他对未来发展的规划，迫使他思考自己想在哪个领域从事什么样的工作。职业道路通常由家族长安排。一般而言无须对此多加思考，因为长子理应接手父亲的生意或手艺，相应地继承宅院或工场，其他的儿子则在父亲那里接受培训，然后开始学徒漫游（gesellenwanderung）[6]，父母也希望他们能与工匠的女儿结合，让儿子能拥有一个不论远近的工场。中世纪晚期的特征是人口的高流动性，特别是在军工、手工和贸易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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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逝者家属们来说，首先要处理的是存在争议的遗产继承问题。对古登堡研究来说，这一诉诸法庭的遗产争端是一笔财富，这是约翰内斯·古登堡首次明确地出现在文献资料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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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0年写成的一份文件涉及若干紧张关系和谬误，一方为弗里勒·拉登、其弟弟亨显和克劳斯·维茨图姆，另一方为帕策，即皮特·布拉斯霍夫（Peter Blashoff）的遗孀。[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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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传世的只有一份总结式的抄录，原档已不复存在，无法得知诉讼的细节，否则诸多难题可能因此迎刃而解。但无论如何，从中可以清楚看到的是，父亲弗里勒第二段婚姻中的孩子小弗里勒、亨内（文书中所称的“亨显”）和代表埃尔泽的克劳斯·维茨图姆，与第一段婚姻中的已经孀居的女儿之间存在遗产继承纠纷。这份文件表明，亨内·拉登在1420年时身处美因茨，这与父亲的死亡日期和关于其在1418—1420年上大学的推测相符。我们不应该因为在文件中用指小形式[7]来称呼亨内就错误地认为他当时是个孩子，在名单中第二的排位和指小形式只是表明亨内是兄弟两人中比较年轻的那个，克劳斯·维茨图姆代表排在第三位的姐姐埃尔泽。在这场纠纷中，兄弟二人立场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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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亨内不仅已经成年，而且也取得了学位，他不需要监护人，可以直接与他的兄长讨论自己的未来。根据当时的习俗，他也会与教父进行探讨，此外母亲自然也是他谈话的对象。可以想象的是，父亲与母亲一致做出了送亨内上大学的决定；同样可以想象的是，父亲还在世时，夫妇俩进行了积极的活动，为儿子铺垫通往法学家生涯的道路，如果儿子能成为法学家，整个家族都将因此受益。当时常见的做法是，长子弗里勒被指派接手父亲的生意，小儿子则在接受良好教育之后到王侯手下或者城市的管理机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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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家族也流淌着大主教大臣的血液，拥有服务教会领袖的特权，因此教会文书处应该向亨内敞开了大门。不仅如此，兼任帝国掌玺大臣的美因茨主教在那几年间试图扩大自己在帝国中的影响力，致力于与国王西吉斯蒙德一起进行帝国改革，这意味着他特别需要法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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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亨内似乎对法学和管理兴趣寥寥。虽然他的学位符合要求，但他从未申请过任何相关职位。可以想象，父亲的去世对他来说意味着不必继续学业，对他自己来说，学士学位就足够了。对亨内有着照顾义务的兄长或许对弟弟的这个决定并不满意，但尚在人世的母亲可能阻止了他提出反对意见。由于缺乏资料，这只能算是一个符合当时整体情况的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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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内的家庭富足，而且通过年金保障了他的生计，因此，这个年轻人似乎在职业选择上拥有相当高的自由度，也有充足的时间来寻找自己的方向和进行尝试。由于城市贵族约翰内斯·古登堡之后的生活来源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年金，择业和就业并没有给他造成压力，这样一来，他得以在不同的领域进行尝试。常见的一种推测是，由于母亲不是城市贵族，约翰内斯·古登堡被拒绝加入铸币会，这一拒绝让他觉得自己只是二等城市贵族，证明自己与其他城市贵族平等的决心激发了他创造伟业的斗志。但事实上，并没有充分的理由能够支持古登堡社会地位降级的观点。首先，我们对铸币会了解不足，无法确认入会限制是否严格落实、是否存在例外。其次，即使这一降级存在，也并不那么严重——他的哥哥弗里勒不仅是市议会成员，有一段时间甚至是四位市长之一。因此，不应过分解读古登堡对城市贵族身份的自傲，也不应将其过多地上升到心理层面，而是要将他的一些个性，例如骄傲或者顽固理解为一种沟通工具。城市贵族在公共场合以自傲这一形式宣扬自己的权利，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也维护了这些权利。屈从和谦逊对他们无益，只有落实自己的权利才能带来实际的好处，落实权利的前提便是在公共场合强硬地树立起自己的形象。从这个方面来说，约翰内斯·古登堡并非例外，他的行为与同阶层的其他人无异，完全符合他在中世纪晚期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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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众多的宗教人士生活在美因茨，从大教堂教士会成员到教堂神父司铎，再到众多修道院的修士和修女，因此对亨内来说，可以考虑的还有在教会的职业道路。他与宗教有着紧密联系，不仅在圣维克多修道院学校上过学，后来也参与了圣维克多修道院的兄弟会。他有亲戚为教会工作，阿姆普罗尼乌斯·德·贝尔卡等诸多反例表明，选择这条道路并不意味着禁欲和告别身体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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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美因茨后，古登堡可能在哥哥的安排下打理家族的货币生意，从他之后建立融资公司的行为中可以看出，他精通当时的融资经济。中世纪晚期是一个闪光的时代，除了艺术、文学、技术和科学领域，其他经济领域——从某种程度上的工场式生产到高度创新的金融和货币贸易——也都实现了惊人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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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格斯堡、纽伦堡、巴塞尔或斯特拉斯堡这样的城市当中，成功的商人成为金融企业家。他们提供借款，创建融资公司，经营信贷和年金业务，也开始经营外汇和保险投机生意。只要人们不过于依赖年金，而且不像美因茨那样由同一批人发行和领取年金，那么对于城市来说，年金业务是可观的收入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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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内·拉登从25岁左右开始自称亨内·古登堡，他至少领取三份年金，也可能更多。年金业源于人们未雨绸缪的需求：先进行投资，之后就能依靠利息生活。阿尔布雷希特·丟勒在16世纪初也从他的家乡纽伦堡领取年金，这样的操作在当时很是常见。年金之所以受到欢迎，是因为它与其他金融贸易不同，不会遭到教会的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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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年金发行方的城市不能回购年金，只有年金领取人才能转卖年金，后一种情况在当时相当普遍，人们通过这种方式规避中世纪时伴随各种贷款出现的受人唾弃的高额利息。年金因而成为无须顾忌道德问题的投机对象。中世纪时，高利贷者大概是最受鄙视的身份。除了道德原因，最重要的还是因为当时的世界观。如果有人提供借款并收取利息，那么按照我们今天的说法，是钱为他“工作”。但是中世纪时人们的看法与此不同：不是钱为他“工作”，而是时间本身在为他“工作”；时间过去得越久，高利贷者获利得越多，创造利益的是时间的变化，所以高利贷者是通过时间这一不属于他的事物获取利益。但时间归谁所有？谁因此受到了损害？答案简单得令人害怕：受到欺骗或者损害的是时间的主人——上帝，因为只有永恒者才可能掌控时间。利用时间来满足自身利益的人无异于对上帝进行偷窃。马丁·路德在一个世纪后写道：“想通过出借来收回更好或更多的，就是公开的卑鄙的高利贷者。”[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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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如果一个人自己不用做任何事就能变得更加富裕，那么这也违背了上帝设立的秩序。金钱可以是财富源泉的想法根本不会出现在人们的头脑中，因为跟生活中的其他方面一样，亚里士多德也决定了人们对金钱的看法。在亚里士多德看来，金钱不能带来收益和生产力，不能创造任何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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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如前文所提，获利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商人的，一种是家主的。后者事属必要，值得赞扬，而前者基于交易，理应受到谴责，因为这不符合自然（作者强调），而是通过别人使自己致富。放贷者的方式是第三种方式，最让人憎恶，因为它从金钱本身中获利，而不是从金钱为之发明的事物中获利。金钱是为了交换而产生的，利息却使得钱通过自己增值。利息也在我们这里获得了“tokos”（幼崽）这个名称，因为子（tiktomenon）肖其亲，而利息是钱生的钱。因此这种获利方式最为违反自然规律。[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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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哲学史上首次出现“异化”的观念。金钱只应作为用于交换货物的等价物和支付手段。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如果金钱不再被用作（支付）手段，而是成为目的，甚至是最终目的，那么这是违反自然规律的，这不仅是功能的异化，也是金钱的彻底堕落。亚里士多德充满厌恶地把不将金钱用于交换而是用于累积金钱的行为定义为“货殖术”：“因为金钱就是销售的起点和终点。”[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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