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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pecia”一词在拉丁文里的意思是“片段”。该方法具体指在中世纪时期随着大学的成立、发展和日益普及而引入的图书生产体系。被当作范例的手稿被拆分成多个片段，每个片段或部分由不同的抄写员复制。这种方法比让一个抄写员复制整个手稿要快得多。——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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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德鲁苏斯（前38—前9），第一个率领罗马军队攻占日耳曼地区，并抵达威悉河与易北河的将军。在他去世后，部下为纪念他建造了“德鲁苏斯石”，原建筑高度超过20米。——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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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世纪欧洲，学徒结束学徒期后进行漫游，到别的地方实践所学的手艺。在某些行业中，学徒漫游是成为师傅的必要前提。——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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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chen”是德语中的一种指小后缀，例如：“Baum”的意思是树，而“Bäumchen”的意思是小树。亨显（Hennchen）即亨内（Henne）的指小形式，意为“小亨内”。——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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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苦行派别。该派教徒认为可以通过自我鞭笞赎罪。——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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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毕德迈耶尔（Biedermeier），原为19世纪中叶出现在慕尼黑《飞叶》（Fliegende Bltter）周刊里的虚构人物，体现了规矩老实、心胸狭窄的小市民形象。——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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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登堡：500年前塑造今日世界的人 第三章 企业主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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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特拉斯堡的流亡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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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登堡一定还有些许才出火坑、又入地狱的感觉。因为此时在斯特拉斯堡，城市贵族与行会之间的冲突正变得越发尖锐，甚至升级成了战争，一些城市贵族因此离开了这座城市。但约翰内斯·根斯弗莱施·古登堡——这是斯特拉斯堡的文书中称呼他的方式——应该不会觉得自己受到波及。由于他既不是斯特拉斯堡的城市贵族，也没有在这座阿尔萨斯大都市中享受任何形式的特权，这些斗争并不涉及他本人。相反，这座城市中的情况甚至有利于他这个外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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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0年的《誓约书》（Schwörerbrief）中写明，由14位城市贵族和28位行会成员共同组成议会。在经历了漫长的甚至上升成为战争的冲突后，斯特拉斯堡主教在1422年的《施佩耶尔协约》（Speyrer Rachtung）中承认了斯特拉斯堡作为自由市的地位。与美因茨不同的是，行会以及由行会主导的议会得到了大教堂教士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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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冲突中，城市贵族通常站在主教这边，而主教也支持城市贵族，两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达赫施泰因战争[1]中，城市贵族进行了最后一次挣扎，试图挽回失权的局面，但以失败告终；1428—1429年，主教与市议会之间的最后一波军事冲突以教会的失败结束。1430年，主教和市议会缔结了友好协定，终结了他们之间的冲突。在约翰内斯·古登堡离开家乡的那一年，斯特拉斯堡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以有利于行会的方式尘埃落定。或是自愿，或是为形势所迫，许多城市贵族开始经营某种行当，由此成为行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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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美因茨不同，斯特拉斯堡市议会进行了艰难的财政整顿。15世纪20年代时与权力斗争同时发生的是，斯特拉斯堡市议会将贷款利息转化为了终身年金。这解释了弗里勒和古登堡兄弟在1429年3月来到斯特拉斯堡的原因。父亲弗里勒的金融业务遍布多地，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等城市都提供贷款，斯特拉斯堡可能也是其中之一。因此完全有可能的是，在继承人小弗里勒和约翰内斯·古登堡兄弟的同意下，父亲老弗里勒提供给斯特拉斯堡的贷款被转换为一份或两份终身年金，兄弟俩此次在斯特拉斯堡可能得到了终身年金的第一次支付。这一转换为离开美因茨的约翰内斯提供了一个安全的港湾——当时的美因茨市议会将不愿回乡的城市贵族视为敌人，古登堡无法想象这样的市议会愿意继续向自己支付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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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斯特拉斯堡也受益于其位于莱茵河畔的有利位置：人们通过莱茵河大量运输谷物、织物和葡萄酒。这座城市连接了意大利北部和弗兰德这两个发达的经济中心，相当于经济网络的中心连接点。1388年，斯特拉斯堡人在莱茵河上建起一座大桥，在此后的200年中，它一直是莱茵河上最靠北的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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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行会成员中诞生了强大的、以生产和盈利为导向的市民阶层，主要是商人和手工业师傅。与美因茨的城市贵族不同，他们不依靠金融生意、特权和年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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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有趣的还有：早在1362年，斯特拉斯堡市议会就禁止了城市贵族经营行当，除非他们依靠财产生活。[66]受此影响的主要有金匠、剪毛匠、盔甲师、锡器师和皮纸匠。这项禁令使越来越多的城市贵族不得不加入行会，无疑极大地增强了行会的力量。到15世纪时，能在斯特拉斯堡的行政委员会中任职的只有行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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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城市拥有大量修道院和教堂，众多手工业者、艺术家以及大教堂建造行会的师傅和学徒，此外还有开放且充满好奇心的市民阶层，在与意大利北部各个中心城市持续不断的交流中，市民阶层中形成了文化上的追求，这些因素使城市变得富裕且活跃。斯特拉斯堡成为玻璃彩绘的一大中心。不仅如此，斯特拉斯堡的人文主义蓬勃发展，与巴塞尔和纽伦堡的人文主义关系紧密。埃克哈特大师等重要哲学家，卡特莱（Kathrei）等勇敢且激进的贝居安修会修女，约翰内斯·陶勒（Johannes Tauler）和卢尔曼·麦斯温（Rulman Merswin）等神秘主义者都曾在这里活动。后来的一些人文主义者可能不仅在此工作，还使用了古登堡的发明，例如凯瑟斯伯格的约翰·盖勒（Johann Geiler von Kaysersberg）、古登堡的第一位传记作家雅各布·温菲灵（Jakob Wimpfeling），以及彼得·肖特（Peter Schott）、塞巴斯蒂安·布兰特（Sebastian Brant）等。斯特拉斯堡也是美因茨以外最早拥有印刷工场的城市之一，创建者为约翰内斯·曼特林（Johannes Mente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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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斯特拉斯堡后，古登堡首先要寻找住处，他很快就在圣阿博加斯特（St. Arbogast）区有所收获。这个区虽然位于城外，但紧邻7世纪传奇主教阿博加斯特所建的同名修道院。在那些并非世代居住于斯特拉斯堡、没能继承大教堂周围的房屋和工场的手工业者当中，圣阿博加斯特区颇受欢迎。古登堡由仆人洛伦茨·拜尔德克（Lorenz Beildeck）及其妻子照料生活，后者负责家务。从这点上说，他虽在流亡之中，过的仍是不失体面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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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我们无法更详细地了解他母亲的遗产具体如何分配给三个孩子，但是除了斯特拉斯堡的年金，约翰内斯还有美因茨的年金。此时的美因茨拒绝向这个出逃者支付年金。当美因茨市议会书记员沃尔施达特的尼古劳斯（Nikolaus von WǮrrstadt）到访斯特拉斯堡时，古登堡不假思索地利用了这个有利时机，以拖欠债务的罪名使他被拘捕。因为美因茨的每个市民都要对城市的债务负责，被拖欠年金的古登堡完全有权利以这种方式迫使城市进行支付，他选择的是一种相当激烈的方式，这也使他的新家乡陷入外交纠葛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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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个在城中当差的可恨敌人被关进牢房，古登堡应该乐在其中。在他看来，沃尔施达特的尼古劳斯不就是一个奸诈的妒忌者和诽谤者，一个通过诈骗上位的穷光蛋吗？国王西吉斯蒙德甚至在1425年6月4日准许尼古劳斯使用他的徽章。1428年，沃尔施达特的尼古劳斯与埃伯哈德·温德克——一个因觉得自己的权益受到同阶层其他人损害而站在行会这边的城市贵族——一起，伙同亨内·克瑙夫（Henne Knauf）和约尔格·格吕尔（Jorge Gruel）挑唆行会，导致行会暴动，最终使得约翰内斯·古登堡和其他城市贵族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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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登堡心满意足地看着尼古劳斯被捕。他之所以选择用这种司法上最艰难的方式来获取年金，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此刻的快感。美因茨当政者想尽快结束这桩丑闻，因此向古登堡承诺从现在起按时为他发放年金，斯特拉斯堡市也想尽快结束古登堡对美因茨尴尬却不违法的羞辱，因而担保美因茨将信守承诺，同时暗示古登堡，如果不想因自己的行为遭受损失，最好见好就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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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逃的美因茨人古登堡现在确实可以展现出他慷慨大方的一面，因为他已经得到了他想要的按时支付年金的保证，也看到了一个可恨敌人的颜面尽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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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4年3月14日，古登堡为斯特拉斯堡市政府的文书做证：在沃尔施达特的尼古劳斯宣誓清偿美因茨拖欠古登堡的终身年金和利息共计310古尔登，以及今后按时支付终身年金后，这位美因茨市议会书记员被释放出狱；这也是第一份证明古登堡在斯特拉斯堡停留的文书。沃尔施达特的尼古劳斯离开了负债人监狱，美因茨市从现在起按时支付古登堡的年金，因为美因茨不想再冒自己的市民被拘留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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