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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有趣的还有：早在1362年，斯特拉斯堡市议会就禁止了城市贵族经营行当，除非他们依靠财产生活。[66]受此影响的主要有金匠、剪毛匠、盔甲师、锡器师和皮纸匠。这项禁令使越来越多的城市贵族不得不加入行会，无疑极大地增强了行会的力量。到15世纪时，能在斯特拉斯堡的行政委员会中任职的只有行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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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城市拥有大量修道院和教堂，众多手工业者、艺术家以及大教堂建造行会的师傅和学徒，此外还有开放且充满好奇心的市民阶层，在与意大利北部各个中心城市持续不断的交流中，市民阶层中形成了文化上的追求，这些因素使城市变得富裕且活跃。斯特拉斯堡成为玻璃彩绘的一大中心。不仅如此，斯特拉斯堡的人文主义蓬勃发展，与巴塞尔和纽伦堡的人文主义关系紧密。埃克哈特大师等重要哲学家，卡特莱（Kathrei）等勇敢且激进的贝居安修会修女，约翰内斯·陶勒（Johannes Tauler）和卢尔曼·麦斯温（Rulman Merswin）等神秘主义者都曾在这里活动。后来的一些人文主义者可能不仅在此工作，还使用了古登堡的发明，例如凯瑟斯伯格的约翰·盖勒（Johann Geiler von Kaysersberg）、古登堡的第一位传记作家雅各布·温菲灵（Jakob Wimpfeling），以及彼得·肖特（Peter Schott）、塞巴斯蒂安·布兰特（Sebastian Brant）等。斯特拉斯堡也是美因茨以外最早拥有印刷工场的城市之一，创建者为约翰内斯·曼特林（Johannes Mente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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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斯特拉斯堡后，古登堡首先要寻找住处，他很快就在圣阿博加斯特（St. Arbogast）区有所收获。这个区虽然位于城外，但紧邻7世纪传奇主教阿博加斯特所建的同名修道院。在那些并非世代居住于斯特拉斯堡、没能继承大教堂周围的房屋和工场的手工业者当中，圣阿博加斯特区颇受欢迎。古登堡由仆人洛伦茨·拜尔德克（Lorenz Beildeck）及其妻子照料生活，后者负责家务。从这点上说，他虽在流亡之中，过的仍是不失体面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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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我们无法更详细地了解他母亲的遗产具体如何分配给三个孩子，但是除了斯特拉斯堡的年金，约翰内斯还有美因茨的年金。此时的美因茨拒绝向这个出逃者支付年金。当美因茨市议会书记员沃尔施达特的尼古劳斯（Nikolaus von WǮrrstadt）到访斯特拉斯堡时，古登堡不假思索地利用了这个有利时机，以拖欠债务的罪名使他被拘捕。因为美因茨的每个市民都要对城市的债务负责，被拖欠年金的古登堡完全有权利以这种方式迫使城市进行支付，他选择的是一种相当激烈的方式，这也使他的新家乡陷入外交纠葛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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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个在城中当差的可恨敌人被关进牢房，古登堡应该乐在其中。在他看来，沃尔施达特的尼古劳斯不就是一个奸诈的妒忌者和诽谤者，一个通过诈骗上位的穷光蛋吗？国王西吉斯蒙德甚至在1425年6月4日准许尼古劳斯使用他的徽章。1428年，沃尔施达特的尼古劳斯与埃伯哈德·温德克——一个因觉得自己的权益受到同阶层其他人损害而站在行会这边的城市贵族——一起，伙同亨内·克瑙夫（Henne Knauf）和约尔格·格吕尔（Jorge Gruel）挑唆行会，导致行会暴动，最终使得约翰内斯·古登堡和其他城市贵族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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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登堡心满意足地看着尼古劳斯被捕。他之所以选择用这种司法上最艰难的方式来获取年金，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此刻的快感。美因茨当政者想尽快结束这桩丑闻，因此向古登堡承诺从现在起按时为他发放年金，斯特拉斯堡市也想尽快结束古登堡对美因茨尴尬却不违法的羞辱，因而担保美因茨将信守承诺，同时暗示古登堡，如果不想因自己的行为遭受损失，最好见好就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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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逃的美因茨人古登堡现在确实可以展现出他慷慨大方的一面，因为他已经得到了他想要的按时支付年金的保证，也看到了一个可恨敌人的颜面尽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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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4年3月14日，古登堡为斯特拉斯堡市政府的文书做证：在沃尔施达特的尼古劳斯宣誓清偿美因茨拖欠古登堡的终身年金和利息共计310古尔登，以及今后按时支付终身年金后，这位美因茨市议会书记员被释放出狱；这也是第一份证明古登堡在斯特拉斯堡停留的文书。沃尔施达特的尼古劳斯离开了负债人监狱，美因茨市从现在起按时支付古登堡的年金，因为美因茨不想再冒自己的市民被拘留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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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在两个月之后，即同年的5月30日，美因茨出具了另一份关于年金的文书。美因茨市同意将哥哥弗里勒的终身年金转移给约翰内斯，但是金额从14古尔登减少到12古尔登，这可能是因为人们认为弟弟领取年金的时间将比哥哥更长，也可能只是约翰内斯在可接受范围内妥协的结果。显然，美因茨之前也同样阻止了这份年金的转换和支付，因为弗里勒也离开了这座城市，现在更多地居住在附近的埃尔特维勒，而埃尔特维勒应该也是转移这份年金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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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登堡的姐姐埃尔泽和姐夫克劳斯·菲茨图姆获得了古登堡宅院，哥哥弗里勒想要独占埃尔特维勒的房产，相应地用这份终身年金来为弟弟做补偿。此外，古登堡还有从父亲前妻的兄弟约翰·雷海迈尔（Johann Leheymer）那里继承来的10古尔登的终身年金。这样一来，约翰内斯·古登堡至少享有五份年金：斯特拉斯堡一份，弗里勒一份，父亲前妻的兄弟一份，法兰克福一份，还有一份来自身份不明的得尔肯海姆的卡特琳娜（Katherine von Delkenheim）。作为出逃者的古登堡无法亲自到美因茨领取年金——他曾将在美因茨有权有势的书记员弄进监狱，出现在其权力范围内显然不是明智的选择，因此由姐夫克劳斯·菲茨图姆代古登堡处理美因茨的年金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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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新住地的官僚不把古登堡划分为城市贵族，而是后城市贵族（nachconstofler），即不是斯特拉斯堡人的城市贵族。这一归类符合他的自我认识，也符合这座城市的规定，因为此时他的生活来源还是年金，而非手工业。年金让他过上了舒适愉悦的生活：不会挨饿，住在租来的房子里，有仆人可以使唤，同时他依旧享受着夜晚的狂欢社交活动。根据他1439年缴纳的葡萄酒税金额可以推算出，当年他的地下室里存放了1924升的葡萄酒，相当于每天可用5.3升。不过，当时的人们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都会把葡萄酒掺到饮用水中，以此为饮用水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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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当时应该也存在饮酒的喜好，喝纯葡萄酒的意大利人往往瞧不起北边喝掺水酒的“野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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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我们无法得知约翰内斯·古登堡在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结识了恩尼琳·伊瑟林·托勒（Ennelin zu der Iserin Thüre），她来自阿尔萨斯的一个城市贵族家庭，该家庭自1418年起不再有男性继承人。无论如何，家世良好、正处壮年的34岁左右的古登堡与恩尼琳开始了一段关系，这段关系发展到了让后者的母亲——寡妇埃勒维贝尔·伊瑟林·托勒（Ellewibel zur Iserin Thüre）认为两人应该结婚的程度。这些信息体现在了后来关于婚约的诉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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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查看当时关于婚约的众多诉讼记录，就会发现中世纪晚期人们在性行为方面并不那么拘谨。不论是女人还是男人，都可以在亲密接触后认为双方在事实上存在婚约。在一次引起轰动的诉讼中，纽伦堡城市贵族西吉斯蒙德·施特罗默（Sigismund Stromer）对彼得·伊姆霍夫（Peter Imhoff）的外甥女芭芭拉·罗斐尔霍尔茨（Barbara LǮffelholz）提出控告，原因是她不想遵守自己在共度的几晚中承诺的婚约。爱侣这几晚的表现是否让她彻底失望，或者她是否因为属意约翰·皮克海默（Johann Pirckheimer）而不愿兑现诺言，我们已无从考证，但无论如何，当时人们对待婚约的态度是十分认真的，婚约被视为有约束力的允诺。因此，不遵守婚约的行为经常被诉诸法庭，特别是宗教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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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古登堡的婚约诉讼原始档案未能传世，我们要感谢生活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斯特拉斯堡档案管理员雅各布·文克尔（Jakob Wencker），他的摘录提供了相关信息，其中可以看到，1436年时“恩尼琳·伊瑟林·托勒”对“美因茨的汉斯·根斯弗莱施，人称古登堡”（Hannsse Gensefleisch von Mentze, den man nennet Gutenberg）提出控告，原因是他不想遵守向前者承诺的婚约——就像可以猜到的，双方曾有一段美好而热烈的关系，但古登堡并不想迎娶这位年轻的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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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可能是在大教堂附近结识了对方，考虑到古登堡与城市贵族圈的交际，他们也可能是通过介绍认识的。恩尼琳的母亲带着善意看待这段关系的开始，正因如此，她后来深感失望，行为也越发激进，最终采取了法律手段，想以此强迫这个骄傲的城市贵族与女儿结婚。但是约翰内斯不想置身于这对母女的双重管束下，相反，他想要的是为所欲为的自由。除了他并不排斥的享乐之外，此时吸引他注意力的还有头脑中越发清晰的革命性的创业想法，这是他无论如何都想要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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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这之前，他必须解决婚约诉讼带来的麻烦。鞋匠克劳斯·肖特（Claus Schott）或许因为劳务费成为寡妇的证人，他的说法让约翰内斯·古登堡如此反感，以至于辱骂肖特是个靠欺诈艰难度日的可怜的穷光蛋。肖特因此向议会控告古登堡，议会将这项控告移交给了同时也处理他婚约诉讼的宗教法庭。婚约诉讼的处理时间漫长，因此，为了节约费用和时间，各方达成一致，请城市仲裁员处理肖特对古登堡的控告。仲裁员判定，古登堡须向肖特支付15莱茵古尔登，在宗教法庭对婚约做出判决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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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古登堡显然可以负担得起这笔费用，在宗教法庭做出不认可婚约的判决后，他爽快地向鞋匠支付了15古尔登。他至少在婚约诉讼上取得了胜利，成功地挣脱了这个孀妇用法律编织的牢笼，依旧是一个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男人。约翰内斯·古登堡永远都不会受到婚姻约束，永远都不会困在一个女人身上。他为自由、为享乐，特别是为他的事业而活。而恰在诉讼进行的那几天，他开始落实几个月来积极设计的第一个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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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登堡：500年前塑造今日世界的人 秘密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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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斯特拉斯堡时，古登堡一方面适应着新生活，一方面想方设法保障自己的收入，后者体现在例如沃尔施达特的尼古劳斯事件中。这个美因茨行会头目当时的目的地是巴塞尔，他完全没有预料到在斯特拉斯堡的停留会给自己惹来这样的麻烦。毫无疑问，古登堡与他的相遇并非偶然。古登堡很可能从家乡获得了他的旅行信息，相应地在斯特拉斯堡做好准备，让他一到这座城市就被关进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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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好奇的是，是谁用什么途径向他透露了相关消息。古登堡顺利实施的计划说明了他仍与家乡保持着联系，了解家乡最新的政治和经济形势。提供帮助的当然可能是哥哥弗里勒，但更可能是代古登堡领取美因茨年金的姐夫克劳斯·菲茨图姆，他或是将年金汇到斯特拉斯堡，或是安排古登堡到法兰克福领取——自1420年起，博览会之城法兰克福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越来越稳固。后一种操作的前提是古登堡需要前往法兰克福，但这也并非不合常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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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斯特拉斯堡一份控告古登堡的诉讼记录，古登堡在初到斯特拉斯堡的几年中曾经教授过石头“抛光”。由于他与金匠之间有着业务上的往来，后人总是很快就认定他教授的是贵重宝石和半宝石的抛光。经过打磨或抛光的石头销量可观，可以用于制作项链、冠冕、胸针、戒指和手镯，也可以用来装饰华服，此外还可以镶嵌在贵重餐具、奖杯、灯具上等。尤其重要的是，红宝石、黄晶、蓝铜矿等通过抛光获得光泽，它们因此与教徒有了共通之处——只有信仰才能完成对虔诚的教徒的打磨。这一形象易懂的类比在当时深入人心。就像阳光照在石头上，让这本无生命之物释放出光芒，从而获得了生命，“神性的流光”——就像马格德堡的梅西蒂尔特（Mechthild von Magdeburg）所写的——唤醒了人们，让人们拥有了真正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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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约翰内斯·古登堡早100年生活在斯特拉斯堡的埃克哈特大师曾做了一个令人难忘的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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