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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查看当时关于婚约的众多诉讼记录，就会发现中世纪晚期人们在性行为方面并不那么拘谨。不论是女人还是男人，都可以在亲密接触后认为双方在事实上存在婚约。在一次引起轰动的诉讼中，纽伦堡城市贵族西吉斯蒙德·施特罗默（Sigismund Stromer）对彼得·伊姆霍夫（Peter Imhoff）的外甥女芭芭拉·罗斐尔霍尔茨（Barbara LǮffelholz）提出控告，原因是她不想遵守自己在共度的几晚中承诺的婚约。爱侣这几晚的表现是否让她彻底失望，或者她是否因为属意约翰·皮克海默（Johann Pirckheimer）而不愿兑现诺言，我们已无从考证，但无论如何，当时人们对待婚约的态度是十分认真的，婚约被视为有约束力的允诺。因此，不遵守婚约的行为经常被诉诸法庭，特别是宗教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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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古登堡的婚约诉讼原始档案未能传世，我们要感谢生活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斯特拉斯堡档案管理员雅各布·文克尔（Jakob Wencker），他的摘录提供了相关信息，其中可以看到，1436年时“恩尼琳·伊瑟林·托勒”对“美因茨的汉斯·根斯弗莱施，人称古登堡”（Hannsse Gensefleisch von Mentze, den man nennet Gutenberg）提出控告，原因是他不想遵守向前者承诺的婚约——就像可以猜到的，双方曾有一段美好而热烈的关系，但古登堡并不想迎娶这位年轻的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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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可能是在大教堂附近结识了对方，考虑到古登堡与城市贵族圈的交际，他们也可能是通过介绍认识的。恩尼琳的母亲带着善意看待这段关系的开始，正因如此，她后来深感失望，行为也越发激进，最终采取了法律手段，想以此强迫这个骄傲的城市贵族与女儿结婚。但是约翰内斯不想置身于这对母女的双重管束下，相反，他想要的是为所欲为的自由。除了他并不排斥的享乐之外，此时吸引他注意力的还有头脑中越发清晰的革命性的创业想法，这是他无论如何都想要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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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这之前，他必须解决婚约诉讼带来的麻烦。鞋匠克劳斯·肖特（Claus Schott）或许因为劳务费成为寡妇的证人，他的说法让约翰内斯·古登堡如此反感，以至于辱骂肖特是个靠欺诈艰难度日的可怜的穷光蛋。肖特因此向议会控告古登堡，议会将这项控告移交给了同时也处理他婚约诉讼的宗教法庭。婚约诉讼的处理时间漫长，因此，为了节约费用和时间，各方达成一致，请城市仲裁员处理肖特对古登堡的控告。仲裁员判定，古登堡须向肖特支付15莱茵古尔登，在宗教法庭对婚约做出判决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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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古登堡显然可以负担得起这笔费用，在宗教法庭做出不认可婚约的判决后，他爽快地向鞋匠支付了15古尔登。他至少在婚约诉讼上取得了胜利，成功地挣脱了这个孀妇用法律编织的牢笼，依旧是一个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男人。约翰内斯·古登堡永远都不会受到婚姻约束，永远都不会困在一个女人身上。他为自由、为享乐，特别是为他的事业而活。而恰在诉讼进行的那几天，他开始落实几个月来积极设计的第一个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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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登堡：500年前塑造今日世界的人 秘密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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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斯特拉斯堡时，古登堡一方面适应着新生活，一方面想方设法保障自己的收入，后者体现在例如沃尔施达特的尼古劳斯事件中。这个美因茨行会头目当时的目的地是巴塞尔，他完全没有预料到在斯特拉斯堡的停留会给自己惹来这样的麻烦。毫无疑问，古登堡与他的相遇并非偶然。古登堡很可能从家乡获得了他的旅行信息，相应地在斯特拉斯堡做好准备，让他一到这座城市就被关进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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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好奇的是，是谁用什么途径向他透露了相关消息。古登堡顺利实施的计划说明了他仍与家乡保持着联系，了解家乡最新的政治和经济形势。提供帮助的当然可能是哥哥弗里勒，但更可能是代古登堡领取美因茨年金的姐夫克劳斯·菲茨图姆，他或是将年金汇到斯特拉斯堡，或是安排古登堡到法兰克福领取——自1420年起，博览会之城法兰克福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越来越稳固。后一种操作的前提是古登堡需要前往法兰克福，但这也并非不合常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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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斯特拉斯堡一份控告古登堡的诉讼记录，古登堡在初到斯特拉斯堡的几年中曾经教授过石头“抛光”。由于他与金匠之间有着业务上的往来，后人总是很快就认定他教授的是贵重宝石和半宝石的抛光。经过打磨或抛光的石头销量可观，可以用于制作项链、冠冕、胸针、戒指和手镯，也可以用来装饰华服，此外还可以镶嵌在贵重餐具、奖杯、灯具上等。尤其重要的是，红宝石、黄晶、蓝铜矿等通过抛光获得光泽，它们因此与教徒有了共通之处——只有信仰才能完成对虔诚的教徒的打磨。这一形象易懂的类比在当时深入人心。就像阳光照在石头上，让这本无生命之物释放出光芒，从而获得了生命，“神性的流光”——就像马格德堡的梅西蒂尔特（Mechthild von Magdeburg）所写的——唤醒了人们，让人们拥有了真正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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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约翰内斯·古登堡早100年生活在斯特拉斯堡的埃克哈特大师曾做了一个令人难忘的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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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放一盆水，在水里放进一面镜子，然后将其放到太阳底下……镜子对太阳光的反射，乃是太阳里面的太阳，然而镜子毕竟还是镜子。对于上帝，也然如此。上帝连同他的本性，连同他的存在和神性一起居于灵魂之中，然而，他毕竟不是灵魂。灵魂的反射，乃是上帝里面的上帝，但灵魂总还是灵魂。[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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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出色地完成抛光，首先要具备对岩石、矿物及其晶体特性的准确认识，其次要掌握相应的技巧，此外还需要练习，需要有灵巧的双手。抛光通常由粗到细进行，分为多个步骤。除了知识和经验，耐心也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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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人总结出的古登堡的性格特征中，缺少了一项恰好能将他与这项工作联系到一起的品质。人们过于将注意力集中在他高傲、倔强、强硬，有时自私趋利的“容克贵族”的性格上，并为此强行将这个城市贵族上升到容克贵族阶层。人们经常错误地使用今天的标准来评判古登堡的性格，全然不顾他所处的是与今天截然不同的时代，当时的思想环境与今天完全不同。人们在当时遵循的是独特的、迥异于现今的价值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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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约翰内斯·古登堡而言，太阳围着地球转而不是地球围着太阳转——这就是当时的认知。当时人们还认为，地狱分为九层，有罪之人在其中遭受残酷的折磨。在那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在《纯粹理性批判》（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68]第二版序言中所说的哥白尼革命[69]——无论是世界观的哥白尼革命，还是思想的哥白尼革命——都还没有到来。个体的概念还没有被发掘，主体被置于客体之下，被客体掌控。上帝是大客体，是唯一的决策者和行为者，掌握着生命的方方面面，掌握着地球上的一切主体。矛盾的是，想要在这样的世界中坚持自己的想法，需要的是屈从的反面，需要的是用毫无顾忌的强硬态度和坚持到底的决心来贯彻自己的利益，这种坚持有时会变得极其残暴。约翰内斯·古登堡正是其所在阶层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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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只有涉及金钱和法律纠纷的资料流传了下来，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对这位发明家的了解十分有限。除了这些资料，一个与同时代人在生活上无异，仅因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发明了一种改变世界的方法而出名的人，还有什么应该传世的呢？能为此提供帮助的做法是扩大搜寻范围，阅读其他关于法庭诉讼、遗产纠纷、终身年金规定和其他支付情况的资料。然后就会发现，古登堡可不算特别爱惹是生非的人。他在斯特拉斯堡的两个法律纠纷对象之一，地方长官约尔格·特里岑（Jörg Dritzehn），即安德烈亚斯·特里岑（Andreas Dritzehn）的兄弟，之前至少打过六场大官司，其中一次是关于其妻子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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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内斯·古登堡身上常被忽视的一点是，他一定是一个在手工上具有天赋且非常耐心，肯在工作上钻研的人，因为抛光石头最需要的就是耐心。石头是无法被胁迫的，如果不想前功尽弃，就只能通过坚持不懈的打磨征服它。喜爱这类需要耐心的、几乎是艺术般的手工的人，既适合打磨石头，也适合复制书籍，而后者可能正是他在埃尔福特做过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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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具有不同的硬度和特质，打磨者需要凭借对矿石的了解选择恰当的打磨方法，避免损伤原材料；黑云母或者白云母这样的软质材料比红宝石或石英这样的硬质材料更难打磨。但红宝石对抛光有很高的要求，抛光的好坏决定了红宝石的光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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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当时有人愿意花钱向约翰内斯·古登堡学习这门手艺，那么古登堡应该已经展现出了自己的过人之处，换而言之，他似乎掌握了独特的抛光技术。虽然都是先磨平石头表面，然后由粗到细地使用不同的抛光工具，但具体使用什么材料和工具来打磨和抛光，是各个师傅自己的秘密。打磨抛光师必须辨认出待处理的是何种矿物，然后相应地决定使用何种抛光和打磨的技术来打造出独一无二的成品。修改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个错误的决定就会毁了这块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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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库萨的尼古拉那些年身处巴塞尔，他的一篇可能发表于1458年的文章将古登堡的抛光课程指向了另一个方向。在此我们至少要指出这种可能性，因为库萨的尼古拉可能与约翰内斯·古登堡接触过，两人甚至可能在15世纪30年代时在斯特拉斯堡见过面。如果库萨的尼古拉从巴塞尔出发前往科布伦茨、特里尔、圣戈阿尔，那么他必然会经过斯特拉斯堡。如果这个哲学家和人文主义者在20年代就认识了古登堡，那么在30年代初的旅途中对他进行短暂拜访也再平常不过，更何况古登堡与圣托马斯修道院以及新圣彼得教堂之间有联系，后者的教长安东尼乌斯·海尔曼（Antonius Heilmann）就住在圣阿博加斯特修道院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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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库萨的尼古拉看来，绿柱石是“一种闪亮的、白色的、透明的石头”，它被“赋予既凹又凸的形状”，成为理智的工具和同义词，因为“透过它看向另一边，就触及了先前看不见的东西。如果使符合理智的、同时具有最大和最小的形状的绿柱石适合理智的双眼，一切事物不可分割的本源通过它的传播介质被触及”[70]，毫无疑问，使绿柱石适合眼睛指的是打磨或抛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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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绿柱石（beryll）中也衍生出了德语中的“眼镜”（brille）一词。当时许多学者、法官、公证员、书记员和抄写员用打磨过的绿柱石或者说眼镜来拯救他们越发衰弱的视力。因此，石头的抛光不一定指宝石，也可能是眼镜镜片，这在当时古登堡熟悉的领域中也有市场。无论如何，他所抛光的石头——不论是红宝石还是眼镜镜片——的质量之高，足以使人们不惜费用地找他拜师学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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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亚斯·特里岑绝不是古登堡唯一的学生，但是他是一个因勤奋、守口如瓶、忠诚和具有充足的入股资金而引起老师注意的学生，古登堡因此决定让他参与自己的新事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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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古登堡只进行授课，自己并不经营手工业，所以他仍属于后城市贵族。即使安德烈亚斯·特里岑为上课支付费用，这仍然不算一个行当。在斯特拉斯堡，如果古登堡开始经营手工业并因此拥有年金之外的生活来源，那么他就会被强制加入行会；另一种可能是，由于他不具有这座城市的公民权，因此不会成为正式的行会成员，但会被视为行会成员，他之后开始生产商品时即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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