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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关的一个重要信息是，古登堡按时为他在斯特拉斯堡圣托马斯修道院的借款缴交利息，是个守信的借债人。如果他在1447年上诉要求没收亨内·泰德林根的利息和土地利费收入，那么背景只能是被告在古登堡那里有尚未偿还的贷款债务，具体来说是三年前古登堡在美因茨停留时就应结清的债务。参照中世纪晚期金融业的一般流程，追讨欠款的起诉需要接近三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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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记录再次表明，约翰内斯·古登堡返回家乡时经济状况良好，但因为他即将在美因茨全力开展活字印刷术项目，每一古尔登都不可放过。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想法占据了他的头脑，在他眼中，家乡能为他实现这个所需时间和风险都无法预估的项目提供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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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返乡的时间点对像古登堡这样离开了美因茨的城市贵族而言尤为不利，但好在他一向避免政治活动。此外，他在由行会统治的斯特拉斯堡生活了近10年，那段时光应该教会了他，行会的统治不意味着衰弱，而是可以让人们过上还不错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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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看之下，他的回归令人费解，因为美因茨的城市贵族在这一年丧失了他们最后的特权。通过姐姐和代他处理与市政府之间经济事务的姐夫，他对城中局势了如指掌。即使是城市贵族阶层最狂热的拥护者也一定意识到了，美因茨不能继续这样下去。对于此时的新困境，比起传统城市贵族世家，1430年调停争端时在议会上位的，以埃伯哈德·温德克和沃尔施达特的尼古劳斯为首的行会或许应承担更大的责任。由行会控制的议会没有改善局面，因为这些新的议会成员脱离了将他们送向这个位置的行会成员们，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新城市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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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437年，美因茨市就已资不抵债，1444年时仍存在同样的问题。议会制作的资产负债表显示，美因茨的债务已经达到37万古尔登这一可怕的数目。当时用100古尔登就可以买到一处像古登堡宅院这样的房产，这笔债务相当于在最好位置上购置3700处类似房产的总金额，美因茨甚至没有这么多这样的宅院。而在城市周边，一处宅院的价格是8～10古尔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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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背景下，行会中形成了既反对城市贵族，也反对统治议会的行会代表的力量，为首的是商人之子、法学博士康拉德·胡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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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不清楚古登堡与胡梅里之间的私人交往从何时开始，但是对于这位大约同龄、来自富裕商人家庭的法学家——再怎么说父母不仅供他在埃尔福特和科隆上大学，也供他到著名的博洛尼亚大学读博士——约翰内斯·古登堡应该早有耳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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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5世纪中叶前后，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德意志学生在意大利北部的名校就读，但是在15世纪上半叶时，跨越阿尔卑斯山求学的大学生数量还相当有限。换而言之，彼得·胡梅里和特鲁德·胡梅里（Trude Humery）让他们的儿子接受了昂贵的高端教育。在博洛尼亚，康拉德·胡梅里自然也接触到了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至于他是否属于德意志早期人文主义者中的一员，专业学者对此仍有争论，但他对古登堡的影响不容低估。他们的人生道路甚至多次发生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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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梅里和古登堡都于1400年前后在美因茨出生，是同龄人。胡梅里的父亲是享有良好社会地位的富裕商人，而古登堡的母亲也来自具有一定地位的商人家庭。考虑到美因茨的城市规模，古登堡家族和胡梅里家族理当互相认识。约翰内斯和康拉德可能上的是同一所学校。在埃尔福特，他们可能正好错过彼此：古登堡在1420年离开埃尔福特大学，而根据学生名册，胡梅里在1421年开始在埃尔福特大学的学业。但也无法完全排除他在1420年就已经来到埃尔福特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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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开始，两人的人生道路分为两个方向。1421—1423年，胡梅里在科隆学习自由七艺。如果他不是在1421年以前就来到了埃尔福特，那么他在这座格拉河畔的城市就只停留了一个学期。他在1427年前往博洛尼亚，1432年在那里获得了教堂法的博士学位。当康拉德·胡梅里回到美因茨并以法学家的身份从事市政工作时，古登堡早已离开美因茨，居住在斯特拉斯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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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为了表示抗议，胡梅里在1443年离开美因茨市议会。他不仅是教士、法学家和政治家，也是个不折不扣的享乐主义者——他也以这样的形象出现在一首出自城市贵族圈的讽刺诗中。为了反对市议会，胡梅里在离开市议会的同年建立了具有政治野心和政变意图的狂欢酒社。他的城市贵族敌人在一首押韵的讽刺诗中形容这个酒社是“由花天酒地、胡吃海塞的男孩们组成的社团”（bruderschaft von leckerechtigen und vireßigen knaben）。对于康拉德·胡梅里，城市贵族毫不留情地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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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梅里博士人称大啤酒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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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不好的菜他更爱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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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永远都想撑满自己的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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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吃饱也把手伸向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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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用他自己的方式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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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tor Humery ist genant Zimernkr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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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ßet gut spise gerner das die b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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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 eßen wert doch korzefr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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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de ist er sadt und ilet zu der sp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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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 recht es dan in manche wise.）[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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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贵族们批评他只想着大吃大喝，说他生命的全部意义只在于胡吃海塞，然后再用某些方式将食物排出身体。用来比喻他的“zimernkrose”可能是“大量酒杯”或者“大啤酒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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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判断的是这个酒社和政治联盟在何处开始和结束。在当时的城市中，酒社也是政治联盟，成员也在酒馆中做生意，讨论经济和政治话题，必要时商讨如何介入政治以实现自身诉求。酒馆社交为来自政治对手的攻击和嘲讽提供了充足的素材。因此，这样的一首讽刺诗出自城市贵族之手不足为奇，两者的斗争体现在各个层面，这首诗贴切地反映出了他们斗争的方式。恰恰在像美因茨这样的作为市民誓约团体的城市，自身权利要求的合法化是政治工具之一。其中的一项重要前提是行为人的名望，因为城市应由最好的、最有智慧的人来统治。城市内部斗争在本质上总是围绕能使集体走向繁荣的成功统治展开，只有最好的、最有智慧的人才能实现这样的成功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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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康拉德·胡梅里、亨内·克瑙夫、海关书记员康拉德·贝赫勒（Konrad Becherer）、算术师赫尔曼·阿普特克（Hermann Aptheker）以及赫尔曼·温德克（Hermann Windecke）——此时已经过世的埃伯哈德·温德克的兄弟——与他们的支持者一起对议会提出的资产负债表进行抗议并最终推翻了议会。[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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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好在约翰内斯·古登堡返回家乡时，最后一批城市贵族被逐出议会，由20个人组成的，以康拉德·胡梅里为议长和总书记的新议会接过了权力。新议会反对城市贵族特权，但与此同时，行会内部也存在争端，局面因此变得有些混乱。行会绝不是成分单一的社会群体，个人利益时常成为内部斗争的主题。由于当时的公职工作没有报酬，有条件从事公职工作的少有手工业者，绝大多数都是能从工作中抽身的富裕的大商人。他们的生活来源和经济需求的某些方面向城市贵族靠拢，逐渐疏远了手工业者。成功统治的核心在于平衡集体中不同市民阶层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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