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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开始，两人的人生道路分为两个方向。1421—1423年，胡梅里在科隆学习自由七艺。如果他不是在1421年以前就来到了埃尔福特，那么他在这座格拉河畔的城市就只停留了一个学期。他在1427年前往博洛尼亚，1432年在那里获得了教堂法的博士学位。当康拉德·胡梅里回到美因茨并以法学家的身份从事市政工作时，古登堡早已离开美因茨，居住在斯特拉斯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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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为了表示抗议，胡梅里在1443年离开美因茨市议会。他不仅是教士、法学家和政治家，也是个不折不扣的享乐主义者——他也以这样的形象出现在一首出自城市贵族圈的讽刺诗中。为了反对市议会，胡梅里在离开市议会的同年建立了具有政治野心和政变意图的狂欢酒社。他的城市贵族敌人在一首押韵的讽刺诗中形容这个酒社是“由花天酒地、胡吃海塞的男孩们组成的社团”（bruderschaft von leckerechtigen und vireßigen knaben）。对于康拉德·胡梅里，城市贵族毫不留情地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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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梅里博士人称大啤酒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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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不好的菜他更爱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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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永远都想撑满自己的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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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吃饱也把手伸向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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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用他自己的方式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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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tor Humery ist genant Zimernkr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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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ßet gut spise gerner das die b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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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 eßen wert doch korzefr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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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de ist er sadt und ilet zu der sp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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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 recht es dan in manche wise.）[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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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贵族们批评他只想着大吃大喝，说他生命的全部意义只在于胡吃海塞，然后再用某些方式将食物排出身体。用来比喻他的“zimernkrose”可能是“大量酒杯”或者“大啤酒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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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判断的是这个酒社和政治联盟在何处开始和结束。在当时的城市中，酒社也是政治联盟，成员也在酒馆中做生意，讨论经济和政治话题，必要时商讨如何介入政治以实现自身诉求。酒馆社交为来自政治对手的攻击和嘲讽提供了充足的素材。因此，这样的一首讽刺诗出自城市贵族之手不足为奇，两者的斗争体现在各个层面，这首诗贴切地反映出了他们斗争的方式。恰恰在像美因茨这样的作为市民誓约团体的城市，自身权利要求的合法化是政治工具之一。其中的一项重要前提是行为人的名望，因为城市应由最好的、最有智慧的人来统治。城市内部斗争在本质上总是围绕能使集体走向繁荣的成功统治展开，只有最好的、最有智慧的人才能实现这样的成功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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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康拉德·胡梅里、亨内·克瑙夫、海关书记员康拉德·贝赫勒（Konrad Becherer）、算术师赫尔曼·阿普特克（Hermann Aptheker）以及赫尔曼·温德克（Hermann Windecke）——此时已经过世的埃伯哈德·温德克的兄弟——与他们的支持者一起对议会提出的资产负债表进行抗议并最终推翻了议会。[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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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好在约翰内斯·古登堡返回家乡时，最后一批城市贵族被逐出议会，由20个人组成的，以康拉德·胡梅里为议长和总书记的新议会接过了权力。新议会反对城市贵族特权，但与此同时，行会内部也存在争端，局面因此变得有些混乱。行会绝不是成分单一的社会群体，个人利益时常成为内部斗争的主题。由于当时的公职工作没有报酬，有条件从事公职工作的少有手工业者，绝大多数都是能从工作中抽身的富裕的大商人。他们的生活来源和经济需求的某些方面向城市贵族靠拢，逐渐疏远了手工业者。成功统治的核心在于平衡集体中不同市民阶层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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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内斯·古登堡在十几年前因为拒绝对行会妥协而离开了这座城市，如果他现在返回这座已被行会掌控的城市，那么显而易见，斯特拉斯堡的经历让他不再畏惧行会的统治。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在斯特拉斯堡进行统治的行会在权力斗争结束后努力融合城市贵族，希望能从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及在战争和外交领域的知识中获益。至少在斯特拉斯堡，由行会统治的市政府接纳了城市贵族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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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古登堡的兴趣完全不在政治，此时的他全心投入用印刷书籍征服书籍市场的经济行为中，对在自己家——古登堡宅院——与自己人一起工作的愿景应该也激励了已经成长为男人的古登堡。此外，对于康拉德·胡梅里等起义主角的了解可能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如果他此前与胡梅里没有接触过，那么应该在回美因茨之后不久就发生了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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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胡梅里为首的团体也推翻了议会中的行会圈子，其中也包括曾被古登堡在斯特拉斯堡送进监狱的书记员沃尔施达特的尼古劳斯，他们反对的是当时的整个市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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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当约翰内斯·古登堡和康拉德·萨斯帕赫抵达美因茨时，他们的头脑中充满了计划与希望。古登堡拥有的是一个能为他带来财富的计划，他也期待着在家乡庆祝自己的胜利。如果说他以流亡者的身份离开了这座城市，如果说与他同阶层的人——包括他自己——失去了声誉和地位，那么此刻的他渴望能在这里占据一个新的位置。约翰内斯·古登堡似乎已经将城市贵族的自我认识完全内化，理解了强调特权——而城市贵族拥有特权的唯一理由来自历史——并不能巩固自己的地位。在斯特拉斯堡，如果城市贵族开始经营某种行当，依靠年金以外的收入生活，就会被归类为行会成员。古登堡对此有着亲身体会：一开始时他被视为外来城市贵族（后城市贵族），开始生产朝圣镜后，他被归类为外来行会居民。古登堡下定决心，用分工式的工场取代由伙计和学徒组成的作坊进行大规模生产。他要用批量生产的方式来征服市场，以此获得新的名声和地位。回归的古登堡并不是一个失败者，而是一个征服者，他渴望实现自己的蓝图。城市贵族之子亨内·拉登作为企业家约翰内斯·古登堡，或者作为文书中所称的“亨·根斯弗莱施，人称古登堡”（Henn Gensfleisch, den man nennet Gudenbergk），重新回到了美因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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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登堡：500年前塑造今日世界的人 与仇敌结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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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乡后，古登堡与萨斯帕赫一起继续进行印刷术的发明工作。无从得知的是，他在斯特拉斯堡时将这项工作推进到了什么地步，在他进入家乡城门时想法又有多成熟。他可能乘船回来，这是斯特拉斯堡与美因茨之间最舒适的交通方式，如若不然，那么就像前文猜测的那样，他在法兰克福停留了一段时间，为结束流亡返回家乡进行必要的协商和准备。他的归来意味着与敌人们达成一致，甚至结成联盟，意味着接受了行会的统治。打动他的是更宏大的、让他甘愿在政治上忍气吞声的目标。在没有减少自己的阶层自信的同时，他接受了世界在不停发展的现实，而且行会此时也得到了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支持，例如来自富裕商人阶层的康拉德·胡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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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登堡完全无须担心美因茨的情况与他的设想不同，因为作为替代方案，他可以住到相当于第二故乡的主教官邸所在地埃尔特维勒，他的兄长居住在那里，家族在那里拥有一处房产。古登堡寻找着一个他既不用租也不用买的地方，一个让他能作为美因茨名门望族后代获取融资机会的地方。他已经用尽所有在斯特拉斯堡融资的可能性，至少在向圣托马斯修道院贷款之后，几乎不可能从那里得到第二笔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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