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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内斯·古登堡从纽伦堡人那里得知，鲁道夫·施泰因涅（Rudolf Steiner）——其父先后在米兰和斯特拉斯堡出任施特罗默（Stromer）商行经理——和手工大师斯特凡·格维希特马赫（Stefan Gwichtmacher）历经15年，通过不懈的努力发明了金属丝拉丝机。古登堡甚至可能亲眼看到了这一发明。除此之外，纽伦堡还诞生了其他惊人的发明创造，例如安装在佩格尼茨河许特岛上的巨型车床，它可以工业化地生产炮筒、泵筒、管道等。凭借这些新发明，纽伦堡人成功占领并控制了金属市场。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也创造了金属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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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伦堡各种金属制品的基础在于工艺学和力学的结合与相互促进。这些金属制品有军事装备，包括铠甲、头盔、炮、各种砍刺武器，此外还有在矿井水利工程中使用的泵，用途是将水泵出，避免矿井巷道积水。不容小觑的还有各种“纽伦堡的小玩意儿”：数不胜数的针、钉子、捕鼠器、鸟笼和金属丝。它们不仅在国内销售火爆，同时也销往整个欧洲。可以说，纽伦堡商人和手工艺大师携手推动了新产业的诞生，这也正是作为发明家、投资人、经营者的古登堡在工业化复制书籍这一领域所追寻的。他立足于书籍市场的特性，并不以改变市场为目标，而是致力于通过自己的产品征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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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古登堡而言，他生产的书籍必须比以往的书籍更美观、更便宜，此外别无他求。他并不追求创造出与手写书籍不同的页面设计，只想使自己的作品具有完美且稳定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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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活字印刷术产生影响的还有另一个重要因素，古登堡对此应该并不陌生。随着帝国法制化程度的提高，形成了细分的专门化的行政管理制度，其中格外重要的是，规章和法律不能在复制过程中出现错误。在一项法令的60份手抄复制品中因为抄写错误导致版本不同，这种危险完全有可能发生。印刷则可以彻底避免这种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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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皇帝西吉斯蒙德统治时期，帝国就已经开始大力推进改革，试图通过法律规定实现高效管理，结束公共事务中时常出现的无政府状态。其中，康斯坦茨和巴塞尔大公会议也潜移默化地发挥了作用，其行政管理工作成为范本。吕贝克主教约翰内斯·谢勒（Johannes Scheele）与西吉斯蒙德皇帝一起制订了改革计划。在皇帝逝世后不久，另一项为公众而作的帝国改革计划以德语写成，标题为《皇帝西吉斯蒙德改革》（Reformation Kaiser Sigismunds）。这篇改革文章内容丰富，包含所有的社会阶层和政治、经济领域，对当时的社会——特别是教会和教皇——提出了严厉批判。该文发表于巴塞尔大公会议期间，此时距离宗教改革还有80年之久，从中可以看出宗教改革经历了多么漫长的序曲。这显示出教会的问题存在已久，但是被一再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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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西吉斯蒙德改革》将公民自由视为不可剥夺的权利，认为这一权利应在书籍中以书面形式固定下来，让每个公民都能接触得到。[95]文末提到了对“祭司王”（Priesterkönig）的愿景：他会到来，让帝国焕发新的光芒，他的名字是腓特烈[96]。这一愿景也能在历史上找到根据。就像人们认为腓特烈大帝巴巴罗萨将重返帝国，带领帝国走出低谷，在文章提出的愿景中，这个任务被交给了西吉斯蒙德的继任者——国王腓特烈三世。在表亲阿尔布雷希特二世[1]的短暂的间奏曲后，1440年2月，腓特烈三世在法兰克福被选为德意志国王。值得注意的是，改革文章在法庭工作[97]和帝国城市委任公证人[98]方面提到的不仅有法典，还有表格。改革的目标在于实现法制化，规范法律流程，建立行政管理机构，需要的正是适合用来准确无误地复制文章、法律、判决文书、所有类型的公告、公证书、表格等文件的方法。印刷被赋予了新的任务，这是约翰内斯·古登堡此前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但是作为公民，特别是美因茨的公民，他此时处处都能感受到这一任务。美因茨大主教自1440年起担任帝国掌玺大臣，他致力于提高文书处效率并扩大其规模，以此加强文书处在帝国发展中的作用和自己的权力。当主教埃尔巴赫的迪特里希·申克不断扩张其文书处，其中越来越多的书记员开始处理帝国事务时，美因茨自然也被牵涉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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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专注于发明印刷术，这个美因茨公民既没有错过帝国的改革行动，也没有错过由此产生的对印刷品的需求。但是他的创新面临着严重的障碍，特别是巨额成本这一难题。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实现目标，或者这个工作是否会摧毁他。但他并没有放弃——这简直是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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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登堡：500年前塑造今日世界的人 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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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设计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时，如果决定性的技术方案还有待发明，需要为此投入大量时间和材料，那么除了对成功的坚定信念，最大的挑战就是资金，像古登堡这样支出如此可观的材料费和人工费，情况尤为如此。前文已经提到，在合伙人特里岑去世后，他的兄弟在斯特拉斯堡对古登堡提起诉讼。其中，根据金匠汉斯·丁内1439年在法庭上的自述，他三年前因压印工作从约翰内斯·古登堡那里获得了100古尔登。这不是一笔小数目，在当时足以购置一处美因茨市区的宅院，相当于今天的2.4万欧元。[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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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古登堡在1444年11月22日时已身处美因茨，那么他很有可能仔细聆听了库萨的尼古拉的布道。库萨的话击中了他的内心，让他觉得自己充满风险的事业得到了认可和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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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葡萄农相信葡萄藤三年内能结果，他现在开始种植葡萄，他的信念让他采取行动。如果没有信念，我们就不能从葡萄藤，从果树，从其他树和植物那里得到果实。[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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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葡萄农一样，约翰内斯·古登堡也为尚不确定的未来进行投资。他不缺乏对工作将取得成功的信念，当然也不缺乏自信。他开始做自己能做的事，其他的就留给上帝——因为人类违抗其决定的所有愿望、计划和行为都必将沦为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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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解决方案所需的时间越长，他越要多加注意，以免耗尽资金。矛盾的是，离目标越近，完全破产的风险也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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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拉德·萨斯帕赫必然是免费地住在美因茨的古登堡宅院里，此外古登堡还要向他提供伙食和支付报酬，一连几年都是如此。这位车工和印刷机制造工不是古登堡唯一的员工。但我们既不知道海因里希·科菲尔（Heinrich Keffer）和贝托尔特·鲁佩尔（Berthold Ruppel）什么时候加入古登堡的团队中，也不知道斯特拉斯堡的金字书写员（scriba aurarius）和画师约翰内斯·曼特林是否自1448年起就为这个项目工作[101]，或者古登堡与哪些美因茨金匠进行了合作。雕刻字模的工作是由这些金匠完成的，还是古登堡为这项工作聘请了刻章工、雕刻工或铸币工，或者是由斯特拉斯堡的金字书写员负责雕刻字模？从古登堡在斯特拉斯堡的工作方式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风格。他不是那种在阁楼里冥想、回避所有人而独自进行发明的孤独天才。相反，他热衷于创建团队，召集不同的人一起开始新项目，而他永远都是团队中的推动者。他拥有说服和振奋他人的天赋，知道怎么获得他们的好感，让他们在工作中为共同的目标所鼓舞，也知道怎么给他们充分的安全感和可信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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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古登堡的员工——特别是早期在斯特拉斯堡的员工——贬低成头脑简单的人，绝对是缺乏考虑的行为。安德烈亚斯·特里岑受过良好的教育，更不用说要求让自己的兄弟加入团队的安东尼乌斯·海尔曼。虽然古登堡的项目听上去很大胆，但那个时代并不缺乏大胆的行为。他的项目准备周全，他的计划没有任何一样沦为空头支票——朝圣镜成功生产，活字印刷术也成功发明。其构思的清晰性让人备受振奋，古登堡甚至可以为其计划提供无懈可击的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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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员工或合伙人搬来与古登堡同住，这或许也是源自大学时代的戒不掉、他也没想戒掉的坏习惯。不论如何，同吃同住的行为让人想起了他在埃尔福特两年的大学寄宿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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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古登堡喜爱社交，同样毫无疑问的是，他热爱“座谈”，通俗地说就是豪饮的酒宴。婚姻和家庭不能引起他的兴趣。他对世界毁灭和世界末日毫不怀疑。他认为自己所在的阶层在美因茨的衰弱已是板上钉钉，他也适应着这个不可改变的事实。古登堡没有迷失在怀旧和感伤之中，而是计划通过一项令人震惊的发明获得财富和永生。所以他并不介意与城市的新主人们——康拉德·胡梅里的圈子——来往，大概也加入了他们的酒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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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1年圣三一主日这天，古登堡再熟悉不过的库萨的尼古拉在特里尔布道。库萨在布道中对比了对上帝和对葡萄酒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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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人们像理解葡萄酒一样地理解上帝：人们通过听、看和尝认识他。你们从布道者那里通过听了解他，神学家在阅读时透过看了解他，善良、有爱之人品尝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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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因茨的市民们在小酒馆、高级浴场或是自家的会客厅中见面，他们的身上集合了大学高等教育、好奇心、对生活的享受、坚定不移的意志和对自我的坚持等特征。正是因为人们确信生命终有尽头、出生即带有罪孽，享受并掌控生命的意愿与忏悔行为看似水火不容，但忏悔和自我放纵却在人们身上交替上演。清洁自我、穿上新人的需求间或驱使着老亚当做出改变[2]，但这是他无法长久坚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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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来的人文主义协会中，人们在酒酣耳热之时自由地谈论知识和文化，有时也说粗俗的笑话。酒社或许就是人文主义协会某种意义上的前身。约翰内斯·古登堡保留了许多在大学时期养成的生活习惯，而康拉德·胡梅里也在博洛尼亚熟悉了意大利人对人文主义的强烈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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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彼特拉克开始产生影响的14世纪上半叶视为意大利人文主义发端的时间，那么此时人文主义已经在阿尔卑斯山南侧发展了将近一个世纪，罗马教廷的教士和从意大利各个大学学成归来的德意志学生也逐渐将这一精神和文化的新态度及理解世界的新方式介绍到了阿尔卑斯山北侧。人文主义常被忽略的一个方面在于，其创造的社交网络对学界和个人职业前途影响显著，同时也起到了抵御外部竞争和攻击的作用。各种社交形式主要服务于人们缔结社交联盟的需求。如果没有这些联盟，中世纪的人们就无法在社会上立足，他们总是在社会团体或组织——行会、各种形式的联合会、平信徒兄弟会或领主关系——中找寻最根本的支撑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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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市政厅中的酒馆，还是浴场，都成为人们寻欢作乐的场所。后人常常忽略的是，当时人们并非仅仅为享乐而享乐，而是也以此展现自己的地位和树立自己的形象。中世纪是一个高度标志化的时代，中世纪晚期虽然在细节上有所不同，但总体上并非例外。人们不只在生活，也在对外展示自己的生活，以此表述自己的权利。展示或者说树立标志构成了社交中的重要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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