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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工和印刷机制造工康拉德·萨斯帕赫在1451年6月从美因茨返回斯特拉斯堡。印刷机可能在1451年初完成了最后的改进，因此他无须继续留在美因茨。他与古登堡以简单而天才的方式解决了印刷机螺旋杆的侧向转矩转移到压板上的难题，成功避免因压板跟随螺旋轴一起转动而出现印刷模糊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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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机由两根坚固的立柱组成，它们之间连接有若干横向支撑木。一根螺旋杆垂直穿过横向支撑木，通过扳动印刷机手柄，螺旋杆可以上下移动。螺旋杆的下端是压板。完成排字的印刷模板被直接放到或者通过滑座移动到压板下。萨斯帕赫和古登堡的解决方案是用一个具有嵌入横向支撑杆的、具有正方形横截面的木盒来引导螺旋杆，木盒里的两个半圆形铁块卡进螺旋杆的螺纹中，这样就能避免出现压板跟随螺旋杆一起转动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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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斯帕赫对印刷机做的最后一项工作可能是调整印刷尺寸。此前印刷机只能印刷单个书页（blatt），调整后则可以印刷全张纸（bogen）。这能减少重新排版的次数，提高印刷质量。印刷全张纸的想法可能源于古登堡与舍费尔的交谈，也可能是全体员工共同讨论出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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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我们不知道萨斯帕赫到底制造了几台印刷机——三台、四台、五台甚至是六台？假设他一共制造了三台印刷机，那么有可能在1449年年底前古登堡只使用一台印刷机进行工作，另外两台则是在1451年前为印刷《圣经》而造的。根据印刷机数量可以大致推测工场的规模。一台印刷机可能需要两个排字师和两个印刷师，此外还需要校对员和准备纸张、将纸张沾湿的印刷小工。因此，古登堡可能一共雇用了六个排字师、六个印刷师、四到五个印刷小工以及难以确定人数的校对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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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工作需要相互协调配合，此外，员工们也需要古登堡指导他们进行这些全新的工作。他们当中有些已经为古登堡工作了一段时间，有些则刚刚加入团队。无论他们之前掌握了多少知识，培训依然不可缺少，他们需要得到初步的训练，然后自己在新工作中积累经验，最终实现熟练操作。古登堡自己也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员工们从日常工作中逐渐总结出的经验和窍门也提供了帮助。古登堡只雇用对印刷术充满热情的员工，只有在起起落落中仍然热情不减的人才能留下来。这些受到古登堡鼓舞、共同参与印刷术发明的员工应该包括来自斯特拉斯堡的约翰内斯·曼特林，来自哈瑙的海因里希·科菲尔、贝托尔特·鲁佩尔，以及来自班贝格的阿尔布雷希特·博福斯特（Albrecht Pfister），此外可能还有来自埃尔特维勒的海因里希·贝希特敏策（Heinrich Bechtermünze）和尼古拉斯·贝希特敏策（Nikolaus Bechtermünze）兄弟。有些员工的姓名已无法查明，在所有人中最确凿无疑的是彼得·舍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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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内斯·古登堡管理着至少包括20名员工在内的整套分工制作流程，此外还要负责采购原料。面对这些复杂的工作，他没有任何可以借鉴的经验。即使在分工作业的绘画和金器工场中，师傅也在自己的学徒和小工时期学习了手艺，虽然他们当中肯定有人超越所学内容实现了创新，但归根结底都还是建立在手工艺传统的坚实基础上。没有证据或迹象显示出，其他印刷方法——例如织物印刷、木版印刷或铜版印刷——对活字印刷术产生了影响，连员工结构上的影响都没有。但铜版雕刻师有可能在制作阳模方面提供了帮助。约翰内斯·古登堡创造了全新的行业、全新的职业以及创新的工艺，同时他也成功地应用了自己发明的工艺，这正是他伟大和天才的成就所在。古登堡具有卓越的预见性、坚定的信念以及鼓舞并引导他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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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说起古登堡的发明时，人们常常提到印刷技术在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发展，印刷术在东方出现的时间比古登堡的发明早数百年。但不论是中国的排字盒，还是为复杂的非字母的汉字所设计的陶制活字，都没有对古登堡产生影响，他当时应该也不知道这些发明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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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登堡的发明中，每个部分都源自西方典型的分析性思维传统，而非东方的社会性思维。换而言之，字母活字的根源在于对字母表的理解和唯名的哲学思想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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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四十二行圣经》与同时在美因茨诞生的精装手抄本《美因茨大圣经》加以比较，约翰内斯·古登堡与传统的紧密关系一览无遗。每一种发展都需要一个原点，对于古登堡印刷《圣经》的行为而言，原点是哥特式的页面。未经训练的普通人基本上无法区分印刷本《四十二行圣经》与手抄本《美因茨大圣经》的书页。为了节约位置，也为了表现上帝所创宇宙的完整性，无论是印刷本还是手抄本都采用了两端对齐的方块式排版，没有小标题也没有段落。单词内的字母紧紧相连，单词之间间隔很小，向上延伸的狭长的哥特式字体让人联想到大教堂向上延伸的石柱，让页面显得更加紧凑。人们通过这种方式避免真空，回避“对虚空的恐惧”（horror vacui）。当时人们认为，真空意味着生命和运动不能存在，如果出现真空，魔鬼将乘虚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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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对真空的恐惧可回溯到亚里士多德的物理观，他认为虚空是不存在的：“虚空里一切都必然静止。虚空里不存在让事物在这里而不是在那里运动的地方，因为虚空本身没有区别。”因为如果“存在虚空”，那么“根本没有事物可以运动”。[126]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一切都必然具有原因，每个运动、每个生命都是；如果存在虚空，那么运动和生命都不能存在。这一基本观念在中世纪时进入了哲学和神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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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吸引读者的视线，引导读者阅读重点，抄书员、古登堡和其他早期印刷师都采用了书籍绘画装饰的方法。在缮写室中，制作一本书籍需要不同的手工职业者共同工作，包括抄写员本身、画师和红字师。原则上书籍装订师不属于缮写室。特定的句子、词组或字母被绘以红色，特殊词汇的首字母具有独特的造型。“I”被印作“J”，用作大写首字母时字形很大，同时配有纹饰。画师为每栏文本的首字母进行装饰。页面的边缘常常绘有丰富的图案，反映了人们“对虚空的恐惧”。这些图案以植物藤蔓为基本元素，在藤蔓的联结下，世上不再有事物孤立存在，因此也不会有间隔和空白。东方使用阿拉伯式花纹，西方世界则有茛苕叶纹，它们通过生命形式的多样性具象而生动地表达上帝的全能和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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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方法与旧传统在《圣经》繁复的日常生产过程中互相交织。古登堡印制的《圣经》在每栏行数上不尽相同。例如“马萨林圣经”（MazarineBibel）最开始时每栏40行，然后是41行，最后是42行。从中可以看出古登堡试验式的工作方式。他最初的计划不是每栏印刷42行，而是40行，但在印刷过程中他发现可以通过更紧凑的排版节省纸张或皮纸。除了对印刷质量严格把关，古登堡也没有忘记对成本的考量。一开始，他用红色印刷了需要标红的字母，但他发现印刷红字太过费时费力，因此选择保留旧方法，即在印刷时对需要标红和装饰的字母留白，在印刷后由红字师和画师进行绘制。按照手抄本的传统，古登堡以散页本的形式出售《圣经》，让顾客根据自身财力和品位决定装饰和装订方式，自行将《圣经》交给装订师、画师和红字师。对于这三种职业的师傅来说，拿到的是手抄本还是印刷本并没有区别。约翰内斯·古登堡对印刷本《圣经》的外观和装饰具有详细的设想，他为红字师附上了指导性的“红字表”（tabula rubricarum）。但红字师们以各自的方式使用了这张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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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本《圣经》都经过不同画师、红字师和装订师的加工，这产生了神奇的效果——虽然是机械印刷而成，但每本《圣经》都成了孤本。通过个性化的加工，它们有了自己的故事。古老的拉丁语谚语“Pro captu lectoris habent sua fata libelli”（根据读者的智慧，每本书皆有自己的命运）的贴切体现在双重意义上：古登堡印刷的每本《圣经》都拥有自己的命运，它们的命运反映出其主人的生活，不止如此，主人的故事也成为书籍故事的一部分。这样一来，古登堡印刷的《圣经》不仅自己创造了历史，也成为历史的讲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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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登堡在印刷《圣经》时使用了至少四种不同的纸张，而且有些书页出现了每栏40行或41行的排版。基于这两点事实，有人得出了古登堡在印刷中曾增加印量的结论。但根据恩尼亚信中的说法，该版次的所有《圣经》在预售中已被订购一空，这反驳了曾增加印量的观点。这位皇帝秘书甚至能对印量给出准确的说法。印刷用纸大多从意大利购得，之所以使用不同种类的纸张，大概是因为单个供应商无法提供古登堡所需的数量，此外质量和价格也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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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150本纸质《圣经》至少需要5.1万张全张纸，这还不包括残次品。在刚开始印刷时，残次品的数量应该不少。古登堡所需的纸张数量相当于一个大型帝国城市的书记处一年用量的51倍。[127]至于更换行数，简而言之，较为可能的原因是古登堡在印刷过程中还进行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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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确定的是，印刷工场在巨大的压力中工作。1455年3月12日，皇帝腓特烈三世的秘书恩尼亚·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写信给枢机主教胡安·德·卡瓦哈尔，说有人告诉他，1454年法兰克福秋季展会上出现了一个“了不起的人”（vir mirabilis）。信中没有明确指出这个“了不起的人”为何在展会上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但很可能与印刷品有关。古登堡可能带来了《圣经》的五页本作为样品，以供人们订购。由于这个版次已经被订购一空，皇帝的秘书恩尼亚没能为他在罗马的朋友购得一本《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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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454年即将结束之时，约翰内斯·古登堡到达了事业的高峰，他在这项艰难的工作中花费了超过10年的时间，如今实现了目标。如果将1438年视为开端，这项工作到此时甚至已经持续了16年。古登堡利用机械方式批量生产了《圣经》，同时也创造了一件不逊色于精美手抄本的书籍艺术品，直到今天，许多专业人士仍认为这部作品的印刷美学价值无法被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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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内斯·古登堡向世界展示了他的能力，同时也用他的“书籍作品”请求上帝原谅他的自负。在古登堡看来，前途一片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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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吉斯蒙德的女婿，1438年3月18日即位，1439年10月27日，在反抗奥斯曼土耳其人入侵的战争中，死于匈牙利。——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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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老亚当”即有罪的、被驱逐出伊甸园的亚当，也称“旧人”，被认为是属肉体的、心性败坏的；与之相对的“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是圣洁的。《圣经》中有“脱下旧人，穿上新人”的说法。——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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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菲奥雷的约阿希姆（约1130—1202），中世纪的历史神学家。根据他对《圣经》的解读，历史分为三个时代，分别由圣父、圣子和圣灵统治。最后一个时代即上帝拯救世界后的完美的第三帝国。——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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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蒙提尔昂代尔的阿多索（910/915—992），中世纪的神学家。敌基督（Antichrist）即假冒基督者。——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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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奥地利大公腓特烈三世与路易四世在14世纪10年代和20年代的权力之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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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售卖赎罪券的僧侣。——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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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地球曾经被视为宇宙的中心，地球之外还有不同的天层，第一层即月球天。世界为大宇宙，人体为小宇宙。——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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