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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内斯·福斯特拒绝承担他入股之前的债务。一码归一码——他向公民约翰内斯·古登堡提供了贷款，现在用法律途径要求后者偿还。在这点上，法律站在了福斯特这边，就算古登堡对此感到气愤也无济于事。但这个纠纷还没有结束，福斯特声称第二笔800古尔登也是贷款。这点上他显然站不住脚。当古登堡在法庭上据理力争，表示福斯特的第二笔钱相当于入股资金时，福斯特又改口称古登堡将这笔钱也用到了别的工作中。福斯特声称自己的投资和入股只涉及“书籍作品”这个项目，不能用于其他的印刷项目，他也不从其他项目的利润中获益。这场纠纷中的所有人都清楚，偿还2000古尔登的判决必然导致古登堡破产。福斯特和古登堡都是应对官司的老手，他们在这场诉讼中针锋相对，毫不留情。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不可能只关于这两笔钱，相反，这必然只是个由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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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书面记录的说法，福斯特认为第二笔800古尔登也是贷款，原因在于这笔钱不只用于“书籍作品”，而是还使用到了别的地方。古登堡在“书籍作品”之前已经印刷了文章和书籍，例如《西比拉预言》和《多纳特》拉丁语教材。在进行他们共同参与的“书籍作品”时，古登堡同时也对福斯特没有参与的《多纳特》教材多次再版。但应该不是《多纳特》导致福斯特提出诉讼，因为两人可以对此进行协商甚至做出君子协定，毕竟这本教材的印刷在福斯特加入印刷工场之前就已经开始。不是这件事激怒了福斯特，而是一项古登堡在福斯特深入参与《圣经》项目之后才开始的有利可图的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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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尼古拉五世在1451年时准许塞浦路斯国王约翰二世（Johann Ⅱ）在1453年5月1日至1455年4月30日期间销售赎罪券，以此筹集抵御土耳其人的经费，修整和加固尼科西亚要塞的堡垒。[132]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这个消息震动了整个欧洲，但诸侯们很快就又回到了他们惯常的权力游戏之中。只有教皇尼古拉五世和一些枢机主教试图唤醒基督教世界。不少人将穆罕默德二世与敌基督联系在一起，就像《西比拉预言》写到的，他将被耶稣基督战胜，紧接着将进行末日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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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4年，代表塞浦路斯国王处理赎罪券事宜的保利努斯·扎伯（Paulinus Zappe）与约翰内斯·古登堡在法兰克福或美因茨见面。赎罪券相当于某种意义上的收据。只要用钱跟保利努斯·扎伯或其助手换取赎罪券，就可以在忏悔时向教士出示赎罪券，凭此免除尘世的罪罚。赎罪券上留有一个空位，供赎罪券专员填写购买者的姓名。扎伯希望能以低廉的价格制作尽可能多的赎罪券，毫无疑问，印刷工场在这方面远胜于抄写员，只需一次排版就能印刷出几千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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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是库萨的尼古拉促成了扎伯与古登堡的见面。1451年11月，库萨的尼古拉因宗教大会在美因茨停留。在此期间，古登堡的印刷工场已经制作出了可以对外展示的印刷品。1452年3月，库萨的尼古拉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5月准许圣雅各布修道院院长销售印刷的赎罪券。到了1454年秋天，保利努斯·扎伯已经开始销售印刷的赎罪券，最开始是用古登堡最早的一套字模——DK字模印刷而成的三十一行版赎罪券，1454与1455年之交时的一部分赎罪券则与《四十二行圣经》字体相同。这正是福斯特的不满之处——古登堡不仅在《圣经》之外还新印刷了别的东西，而且使用的是用于印刷《四十二行圣经》的字模和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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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登堡利用福斯特的资金从事福斯特不能享受收益的工作，福斯特的不满情有可原；由此产生了严重的争端，也可以理解。但是这就足以使福斯特以毁灭性的索款金额将古登堡告上法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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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切背后还有更深刻、更彻底的冲突。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是福斯特天赋过人的养子和后来的女婿彼得·舍费尔。舍费尔先前从事过抄写书籍的工作，视自己为美学家和艺术家。他后来在自己的印刷工场中印刷的第一本书是精装本《美因茨圣咏经》，这是第一部采用多色印刷的作品，印刷机取代了红字师的工作。此外引人注目的还有，福斯特和舍费尔是最早将自己的名字印进书中的印刷商。他们在书中注明这部作品来自他们的印刷工场。要是古登堡也这么做就好了，如果他也在自己的作品里做上标记，后人就不必费力讨论到底哪些作品出自古登堡之手。但是——这里涉及纠纷的更深层面——古登堡当时根本不会想到要做标记，因为当时只有一个印刷工场，就是他的印刷工场，这是他的发明和工作。他不像舍费尔一样认为自己是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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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登堡与舍费尔似乎对印刷工场未来的发展方向和战略定位产生了严重分歧。舍费尔应该不知道古登堡在印刷《四十二行圣经》的早期就中止了对红字印刷的尝试。古登堡更希望进行大规模销售，批量生产大众消费得起的产品，如《多纳特》教材、日历、赎罪券等，舍费尔则倾向于生产高端印刷品。在发明家和他的学生、在权威的师傅和寻找自己路途的学徒之间产生了深刻的矛盾。福斯特自然站在舍费尔这边，这个无比自信的年轻人逐步向养父提出能带来更多盈利的商业计划，福斯特对他的计划深信不疑。在这场法律纠纷中，金钱只是次要因素，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两个自信的企业家对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分歧。就算纠纷的形式可能极其主观，但从本质上讲，这些纠纷所包含的矛盾是客观的，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才得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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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登堡可能以充分的理由拒绝了舍费尔在《四十二行圣经》之后印刷精装《圣咏经》的提议，因为他们印刷的《四十二行圣经》虽然找到了买家，但仍无法确定是否能收回高昂的生产成本，也无法确定富裕的顾客们是否会支付书款。买家要为一本用皮纸印刷的《圣经》支付80～100古尔登，至少相当于今天的1.76万欧元，一本纸质《圣经》则为40～60古尔登，约合今天的8800～1.32万欧元。这一版次共印刷了150本纸质《圣经》和30本皮纸《圣经》，如果销售一空，理论上应该有至少8400古尔登的进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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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福斯特要求偿还的2200古尔登算作投资费用，加上1448年的150古尔登的贷款，再加上斯特拉斯堡圣托马斯修道院的贷款和古登堡自己投入的资金，可以算出研发和生产大约共花费了4000古尔登。如果所有买家都付款，将有4400古尔登的盈余。但有充分的理由怀疑1455年时并非所有款项都已入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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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实：福斯特和古登堡之间的合同针对的是“书籍作品”这个项目，即印刷180本《圣经》。他们的合作将在销售《圣经》后结束。古登堡与舍费尔以及与福斯特的关系似乎已经相当疲软，他既没有意愿也没有义务将合作延续下去。古登堡并不依赖于舍费尔，完全可以舍弃他，因为古登堡已经培养出像了贝托尔特·鲁佩尔、海因里希·科菲尔、约翰内斯·曼特林这样的印刷师和排字师。而对于福斯特和舍费尔而言，要从头建立一个印刷工场、制造印刷机和字模等却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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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晚在1455年初，工场的所有人都清楚地意识到了工场面临分裂。古登堡并不担心，他要做的只是等待，因为收到的书款越多，他就越有可能付清福斯特的钱。古登堡此时仍将第二笔800古尔登视为福斯特的投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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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斯特则完全相反。如果他不想成为失败者，而是想在一个新的手工行业里取得成功，他的动作必须要快。在他眼中，对他完全忠诚的舍费尔在印刷方面并不逊色于古登堡。或许他对养子的评价就像舍费尔对自己的评价一样高。古登堡对他们来说只会是个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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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古登堡将用贷款生产的设备和工具作为贷款的抵押物，福斯特有机会将工场的一部分收入囊中。其中存在的唯一一个困难是，古登堡也用这笔资金改进印刷机、完善字模等，出现了难以清楚区分的情况。在福斯特看来，两笔钱都是他出的，因此他可以将这两笔钱都看作贷款。他也正是这么做的。他向古登堡提出要求偿付的数额是他所能提的最高数额，这也符合那个年代的逻辑：因为不知道是否能要到要求偿还的全部金额，在提出时要将数字说得越高越好。此外人们也以数额来定义款项的重要性。古登堡提出异议，成功指出第二笔款项是福斯特的入股资金。福斯特认同了这个观点，但指责古登堡将这些钱的一部分用于别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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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今可以重构的部分中，法庭判决是适当且公正的。福斯特出示了古登堡的“欠条”，这位发明家却无法出示任何证明福斯特放弃利息的书面材料，法庭因此判决古登堡必须向福斯特偿还800古尔登的贷款及相应的利息。至于福斯特要求偿还的第二笔800古尔登，法庭的判决也完全可以理解：古登堡应提供关于这笔款项的使用情况证明，例如账目清单，对于所有与“书籍作品”无关的支出，福斯特有权要求古登堡偿还。可惜的是古登堡的账目清单没有流传下来，不过完全有理由相信老练的商人古登堡有能力提供这样的账目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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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圣经》项目还有大额书款尚未入账，企业家约翰内斯·古登堡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偿还贷款，约翰内斯·福斯特因此有权没收抵押品。虽然文献中没有相关的记录，但从分割后古登堡以及福斯特和舍费尔印刷的产品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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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登堡在福斯特加入前就建立了印刷工场，必然会对工场资产进行精明的结算。他们应该对印刷机进行了分割，如果当时一共用四台印刷机工作，那么古登堡和福斯特应该分别得到了两台。《四十二行圣经》的整套字模归福斯特所有，因为这是用他提供的资金制成的。但他无权获得DK字模，之后古登堡也用这套字模继续自己的印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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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还有，就算不是所有的员工都站在古登堡这边，至少其中也有一部分选择支持他，在法庭上为他辩护和做证。在各个诉讼中为他挺身而出的是与他关系紧密的伙伴和员工，考虑到这点，古登堡难以相处的刻板印象值得怀疑。他至少是一个让人印象深刻并且能赢得好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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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诉讼打破了古登堡对这个发明的垄断。因为当时还没有专利保护，同类工场的出现对他来说是个沉重打击。他此前从未在印刷作品中标明印刷商，因为根本没有必要。他之后似乎用自己的方式对舍费尔进行报复，不仅自己继续进行印刷——主要是有利可图的大众商品——而且也培训印刷师并帮助他们建立自己的印刷工场，例如班贝格的阿尔布雷希特·博福斯特和埃尔特维勒的贝希特敏策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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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舍费尔相反，他不再考虑自己的职业发展，也不必通过标记保护自己的工作，而是要帮助自己的发明取得全面胜利。当时55岁的他已经是个数着日子过活的老人，他到了可以考虑永恒之事的年纪——或许他也应该这么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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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登堡：500年前塑造今日世界的人 凯旋与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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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内斯·古登堡以证人的身份出现在1457年6月21日的一份文书中，这证明他的支付能力得到了尊重和认可。他一直都是美因茨圣维克多修道院的平信徒，只有信誉良好的人才能为这个修道院的生意做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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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件事迫使他重新考虑自己的经济策略，这件事并非突如其来，而是在意料之中。他与约翰内斯·福斯特之间的官司及其导致的工场分割在1458年8月14日才完全展现出威力。那一天在约翰内斯·福斯特与彼得·舍费尔的印刷工场里诞生了前文提到的《美因茨圣咏经》，这一仅在皮纸上印刷的精装本书籍具有若干令人惊讶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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