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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7年，乌尔里希·汉出版了意大利第一部带有木刻版画的书籍——枢机主教胡安·德·托克马达的《对基督生平的沉思》（Meditationesvitae Christi）。书中使用的字体是大字号的圆哥特体（rotunda），与古登堡和博福斯特一脉相承。30幅木刻版画可能由一位德意志艺术家雕刻而成，以神庙遗址圣母堂十字形回廊的壁画为主题，神庙遗址圣母堂是枢机主教托克马达所在修会多明我会的重要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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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5世纪60和70年代前往意大利的印刷师中也包括西克斯图斯·吕辛格（Sixtus Rüssinger）。在来到永恒之城罗马之前，他在斯特拉斯堡学习了印刷术并将其带到了那不勒斯。早在施韦因海姆和潘纳尔茨在苏比亚科印刷时，亚当·罗特（Adam Rot）就成为他们的学徒。约翰内斯·法布里（Johannes Fabri）从美因茨前往苏比亚科，加入施韦因海姆和潘纳尔茨的工场中，他在修道院教堂的墙壁上留下了自己的姓名：“1468年：美因茨的约翰内·法布里”（1468: Johanne Fabri de Mogunc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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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0年11月20日，茨维考人尼古拉斯·施宾德勒（Nikolaus Spindeler）在其位于巴伦西亚的印刷工场中出版了朱亚诺·马托尔雷（Mossèn Joanot Martorell）的叙事诗《白骑士蒂朗的故事》（Der Roman vom Weißen Ritter Tirantlo Blanc），这是15世纪西班牙最重要的世界文学作品之一，在这部暴力、诡异而又迷人的作品中，主角成功收复君士坦丁堡，完成了庇护二世在现实中失败之事。此时德意志的印刷师们已经使印刷术在西班牙扎根。在他们之前抵达西班牙的是大师的作品——在美因茨进行了装饰的纸质版《四十二行圣经》。布尔戈斯的主教阿方索·德·卡塔赫纳·德·圣玛利亚（Alfonso de Cartagena de Santa Maria）早在1456年就购得了这本《圣经》。他是西班牙的人文主义者，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以翻译亚里士多德、塞涅卡和西塞罗的作品而闻名。作为布尔戈斯拉比[5]家的第三个儿子，改信基督教的他在教会中平步青云。阿方索购买《圣经》的途径是通过大拉芬斯堡贸易组织（Große Ravensburger Handelsgesellschaft）。这一由德意志北部商人组成的重要组织在14世纪末，特别是15世纪初时拥有遍布欧洲的密集的贸易网络，而且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巴伦西亚和萨拉戈萨设有分支机构。《圣经》能从美因茨来到布尔戈斯，充分展现出了书籍贸易已经成为日常贸易的一部分，能够运用成熟的远途贸易关系。这位充满艺术气息且博学的主教可能从他的同行普拉森西亚的主教那里得到了关于印刷本《圣经》的消息，而后者可能正是我们已经非常熟悉的胡安·德·卡瓦哈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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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斯·施宾德勒可能是跟随大拉芬斯堡贸易组织来到的西班牙，他先是在托尔托萨建立了他的第一个印刷工场，1478年时搬往巴塞罗那，最后到了巴伦西亚，在那里印刷了前文提到的马托尔雷的叙事诗，但这并不是在巴伦西亚诞生的第一部印刷作品：早在1468年，一位名为约翰内斯·格尔林克（Johannes Ghelrinc）的印刷师就出版了一部语法书，也有证据显示雅各布·维茨兰特（Jacob Vizlant）最晚从1474年起开始从事印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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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术诞生这一消息的传播速度之快，清晰地体现在法国人尼古拉·让松（Nicolas Jenson）的例子中。让松1420年出生在特鲁瓦附近，在学习了美术和铜版雕刻术之后，他前往巴黎的国王铸币厂工作。1458年10月4日，法兰西国王查理七世（Karl Ⅶ）指派他前往美因茨学习这门新技艺。1468年时他已经成为排版师，在施佩耶尔的文德林（Wendelin von Speyer）和约翰（Johann von Speyer）兄弟的位于威尼斯的印刷工场里工作。文德林或约翰——或者兄弟俩一起在美因茨学习了印刷，最终定居在潟湖之城威尼斯。他们可能在美因茨结识了让松，在建立了位于威尼斯的印刷工场以及在1469年9月18日实现对威尼斯共和国印刷业的垄断之后，他们吸纳让松加入了自己的团队。施佩耶尔兄弟的印刷工场的第一部作品是西塞罗的《致友人书信集》，紧接着就出版了老普林尼（Plinius der Ältere）的百科全书《博物志》（Historia naturalis）。在第二版《致友人书信集》的出版商信息中，施佩耶尔的约翰写进了自己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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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内斯——一个因洞察力和艺术而令人惊叹的人——教会了如何用合金来卓越地书写书籍。施佩耶尔对威尼斯人是喜爱的，因为四个月中他完成了两版西塞罗作品，每版300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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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作他的第四部书——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us）的哲学著作《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时，施佩耶尔的约翰在威尼斯逝世。他的兄弟文德林接手了印刷工场并继续运营，直到1473年因经济困难转手给莱茵兰人科隆的约翰（Johann von Köln）以及来自科隆附近的杜塞尔多夫的约翰·曼琛（Johann Mant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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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琛与让松一样，都曾为施佩耶尔的文德林工作。值得一提的是，施佩耶尔的文德林不仅印刷拉丁语书籍，而且开始出版意大利语书籍。尼古拉·让松最后也拥有了自己的印刷工场和书籍贸易公司，他在印刷史上最突出的身份是天才的字体设计者，他设计的字体活泼有力，充满艺术性。1480年，名利两全的让松在威尼斯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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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6年前后，艾尔哈德·拉多尔特（Erhard Ratdolt）从奥格斯堡来到了威尼斯，在这里建立了印刷工场并陆续出版了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泰伦提乌斯（Terenz）、尤维纳利斯（Juvenal）、奥维德（Ovid）、撒路斯提乌斯（Sallust）、马提雅尔（Martial）和维吉尔的作品，此外还有大尺寸的《圣经》和《弥撒书》。1486年4月，拉多尔特在家乡奥格斯堡设立印刷工场，在那里制作用于礼拜仪式的精装版书籍。值得一提的是1478年在威尼斯以拉丁语、德语和意大利语面世的著名天文学家雷吉奥蒙塔努斯的《日历》（Calendarius），这是第一本带有扉页的印刷书籍。拉多尔特在1482年5月出版了欧几里得（Euklid）的《几何原本》（Elementa geometriae），他不仅是第一个印刷《几何原本》的人，也是第一个印刷数学图示的人。在1485年出版的约翰内斯·德·萨克罗博斯科（Johannes de Sacrobosco）的《天体小品》（Sphaericum opusculum）第二版中，拉多尔特在木刻插画中使用三色印刷的技术，为印刷界立下了新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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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9年，年近40岁的语文学家、人文主义者阿尔杜斯·马努提乌斯从卡普里来到威尼斯，1496年在那里建立了印刷工场。[141]怀着对古代著作的热爱，他以语文学家的细致出版了古代著名作品的原文版本，包括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作品。他的朋友中有像鹿特丹的伊拉斯谟（Erasmus von Rotterdam）、约翰内斯·罗伊希林（Johannes Reuchlin）、彼得罗·本博、威利巴尔德·皮克海默这样的人文主义代表人物，但也包括希罗尼穆斯·阿莱安德（Hieronymus Aleander），在沃姆斯帝国议会上发生的对路德的攻击中，阿莱安德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阿尔杜斯·马努提乌斯的印刷工场也是人文主义的印刷工场，在这里经过语文学家精心编辑后以原文出版的作品包括亚里士多德、忒奥克里托斯（Theokrit）、维吉尔、尤维纳利斯、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马提亚尔、荷马、修昔底德（Thukydides）、希罗多德（Herodot）、索福克勒斯（Sophokles）、欧里庇得斯（Euripides）以及品达（Pindar）的作品，此外自然少不了对文艺复兴十分重要的柏拉图和彼特拉克的作品，以及但丁的《神曲》（Divina Com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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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9年，马努提乌斯出版了罗马人文主义者弗朗切斯科·科隆纳（Francesco Colonna）的《寻爱绮梦》（Hypnerotomachia Poliphili），在当时引起轰动，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书中出色的木刻版画。书中的主角普力菲罗（Poliphilo）在梦中神游位于爱情之岛基西拉的理想园，与但丁的《神曲》相呼应；文中的花园在建筑上与罗马附近的帕莱斯特里纳具有诸多相似之处，成为一个世界级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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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枢机主教贝萨里翁的赞助，威尼斯当时收藏有最丰富的古希腊作者手稿。同时，这里也有流亡希腊人最大的聚集地，以安娜·巴列奥略（Anna Palaiologinas）——君士坦丁堡最后一位掌玺大臣卢卡斯·诺卡拉斯（Loukas Notaras）之女——为首。马努提乌斯因此能够找到接受过顶尖教育的母语编辑和校对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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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当时最大的印刷商、出版商和书商——纽伦堡人安东尼·科贝格（Anthoni Koberger）也在威尼斯设立了分部，他在1470年前后建立了印刷工场并印刷了哈特曼·舍德尔的《世界编年史》等重要作品。科贝格是近代的第一个出版业巨头，在欧洲的书籍印刷和贸易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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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约翰内斯·古登堡的《四十二行圣经》印刷出版后不到10年，印刷术就传遍了德意志，也开始在意大利站稳脚跟，并很快就传到了伊比利亚半岛，此外也在法国的巴黎、比利时的阿尔斯特、匈牙利的布达以及布鲁塞尔、比尔森、克拉科夫、伦敦和安特卫普等地开枝散叶。这是一个全新的行业，师傅不仅要培训他的员工，也面临着向世界推广这一神圣艺术的挑战。考虑到这点，不能说这样的传播速度不快。印刷术像狂风骤雨一般席卷了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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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趣的是，在活字印刷术开始发展的同时，有人尝试用前文提及的木刻印刷法制作书籍。可能有人会认为，人们最开始尝试的是生产木刻版书籍，但工艺上的困难导致人们放弃对此的进一步尝试，从而推动了活字印刷的发展。然而，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木刻版书籍来自古登堡开始印刷的那段时间，如果严肃地看待这一发现，那么古登堡的天才之处不言自明，他的发明是欧洲思想史发展中的一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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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一大特征是图像性，公众通过身体动作和图像进行思考。将书籍的页面刻进木板，像印刷木刻画一样印刷书页，这是以图像为基础的想法，文本被融合成了图像。在木刻版书籍中，图像的地位在文本之上。约翰内斯·古登堡却不从图像出发，而是从文本出发，他将文本拆分成了最小的组成部分——字母，这样就可以将它们不断地重新组合成新的单词、句子、栏和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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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向文本的转变是最终使得中世纪转入近代的一大发展。中世纪时期重图像的象征主义被重文本的分析式理性所取代。在这背后是一个漫长又充满矛盾的过程，古登堡的发明构成了其中一个重要的时刻。可以说，中世纪所全力追求的终究是一个理性的世界，托马斯·阿奎那和奥卡姆的威廉等人对逻辑和辩证的极尽追求就是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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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现象从另一个角度展现了这个过程。活字印刷术的诞生并没有让缮写室的工作戛然而止。相反，当古登堡在美因茨印刷《四十二行圣经》的同一时间，15世纪最大的书商、缮写室主韦斯帕夏诺·达·比斯蒂奇（Vespasiano da Bisticc）在佛罗伦萨开始了他的商业活动。他雇用抄写员、红字师、画师和装订师制作书籍，由他组织生产完成的精美的手抄本被呈送至欧洲各位显贵的手中，其中包括艺术爱好者费德里科·达·蒙特费尔特罗（Federico da Montefeltro），他是乌尔比诺总督宫的建造者，也是画家皮耶罗·德拉·弗朗切斯卡（Piero della Francesca）和彼得罗·佩鲁吉诺（Pietro Perugino）的赞助人。后者为费德里科设计了著名的书房（Studiolo），那里装饰丰富，挂有许多大哲学家和大诗人的肖像画，其中大部分都是假想肖像画。费德里科将自己的书籍（手抄本）放在这间书房里，他可以在这里进行阅读和写作。费德里科曾非常轻蔑地表示，如果要他把印刷书籍摆在比斯蒂奇的完美的大师之作旁，自己会无地自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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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斯蒂奇以包买制雇用工人，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在22个月内提供220册手抄本的高效工作。手抄本和印刷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行存在。当时也不乏对活字印刷术这项新工艺的批评，人们指责机械化的生产使书籍成为没有灵魂的物品，因为缺少了抄写员通过抄写这个行为为它们注入生命的过程。还有一些人跟蒙特费尔特罗公爵一样，缅怀只有少数人才能拥有书籍的时代。就连热爱书籍的特里特米乌斯也看不上印刷书籍，他警告他的僧侣们在抄写书籍时不得马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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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亲爱的兄弟们，就算拥有几千册书籍，我们也不想要放弃抄写这一神圣工作，因为其中有功德。印刷书籍永远无法与手抄书籍相提并论。因为印刷师一般不注重拼写，但是抄书的人对此下足苦功。[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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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学富五车的修道院长还认为，由于绝大多数印刷书籍使用的是纸张，它们无法比在皮纸上写成的手抄本更持久。他预言印刷书籍无法挺过接下来的2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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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很快就发现了印刷复制文本对自己不利的一面——印刷机并不关心页面上是虔敬的还是异端的词句。为此，美因茨的大主教亨内贝格的贝托尔特（Berthold von Henneberg）在1485年3月22日颁布了审查令，1515年5月3日，来自美第奇家族的热爱艺术的教皇利奥十世（Leo Ⅹ）颁布了《忧心谕令》（Intersollicitudines），要求主教们审查印刷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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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不让有益于上帝荣誉、有益于增加信仰和传播高贵教育之物转向反面，从而损害基督信徒的得救，我们认为显而易见的是，必须对书籍的印刷进行监管，以免未来荆棘与好的种子一起生长，或者毒药与良药混为一谈。[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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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随着世纪之交的到来，手抄书籍的生产开始衰弱。原因在于，印刷业通过公共沟通覆盖了越来越广的人群，特别是自我意识突出的市民阶层。此外，印刷品也成为政治沟通的媒介，塞巴斯蒂安·布兰特等人文主义者开始用印刷术制作传单。伴随宗教改革而来的是史无前例的完全公开的辩论，传单、檄文和宣传册成为辩论中的利剑。即使辩论的主题是信仰和礼拜仪式，也完全有理由说这些辩论是政治性的。印刷术帮助宗教改革取得突破，改革以及逐渐形成的反对改革的力量也使印刷文本——无论是书籍还是传单——成为发展中的公众群体的媒介，而公众群体正是我们现代民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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