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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造出的主体开始征服大地。无法平息的好奇心和永不枯竭的事业心孕育了科学和工程技术，借助于科学和工程技术，加上使社会理性化的能力，新主体赋予了话语重要地位，使其成为人类理解和人类行为的出发点。或许现代人会认为这件事无关紧要，但它带来的影响体现在多个方面：知识的增加与话语的增加密不可分，与主体直接一起诞生的是此前从未有过的对公众这一概念的理解。印刷术让世界瞬间成为一个市集广场，一切都成为公开的事物。印刷品不仅传播事件、想法、观念、目标、希望、改革计划和哲学思想，也娱乐了越来越多的人。不仅如此，由于科学家们能够阅读到彼此的思想，相互了解，印刷也推动了教育的发展，在传播知识的同时也创造知识。思想、文化、经济、技术和科学发生了巨变，在错综复杂的局面中，不同部分或是蓬勃发展，或是逐渐消逝，印刷术在这样的变化中扮演了媒介和平台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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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发展、取得繁荣、成为霸权的时代，欧洲的文化是书籍的文化，是书写的、对所有人开放的话语的文化。笛卡儿的理性主义彻底终结了中世纪的图像性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世界大融合。印刷机所在之处成为新圣餐的地点——就像葡萄酒变成基督的血，在这个安静的房间里印刷出的词句也会变成社会行为的血和肉。公共话语这一全新的、对所有人开放的沟通形式，揭开了现代欧洲的序幕。从这时开始，建立于逻辑理性结构之上的书面形式的话语，或者说文本，成为行为的基础。这个以古登堡的发明为开始，取代了所谓手稿时代的世界，被称为“古登堡星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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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不同的书写载体先后登场：树皮或陶土、莎草纸、纸张，最后是集成电路。从现代的角度看，书写载体的变化首先意味着存储介质的变化，而使用何种存储介质，则取决于社会的技术发展情况和需求。一篇文本是作为纸质书还是电子书被阅读，虽然会改变阅读的状态（例如翻页时的触感），但阅读这一事实无论如何都依然存在。当然可以在神经科学的层面上探究，不再在纸张上手写文本意味着什么，在屏幕上阅读与翻阅纸质书有什么区别；同样也可以在生产美学的层面上探究，如果人们不再需要划去和重写，而是可以通过电脑剪切和复制的方式随意修改文本，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书写的行为？这些是重要的问题，但与互联网是否将瓦解古登堡星汉这个文化悲观主义的问题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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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彻底了解这种问题，必须先弄清楚所谓的古登堡星汉到底是什么。它是所有印刷文本的总和或者是在纸张上复制文本和图片的行为？抑或是以书籍为主要媒介的世界？这种看法具有误导性，因为这暗示着印刷术得以发明前的世界是一个不以书籍为主要媒介的世界。恰恰相反，即便是在所谓的“手稿时代”，书籍也是主要媒介。两者的区别仅在于，利用书籍——或是手抄本或是印刷本——处理公共事务和进行科学讨论的社会精英群体的规模发生了变化。通过印刷术才诞生了现代意义上的科学，这又一次地体现出，古登堡的创新对在科技、哲学、经济和法律各领域发生的革命起到了巨大作用，而正是这一革命造就了欧洲。从这个角度得出的问题是，古登堡星汉是否在媒体技术上代表了一个始于中世纪晚期、现今正因为互联网造就的特殊社会范式而发生转变的时代？这是否意味着古登堡星汉的终结？对此值得进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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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书籍不再被印刷，如果作为存储介质的纸张被集成电路和互联网取代，就像纸张取代了皮纸、莎草纸和皮纸取代了泥板一样，那么结束的到底是什么？准确地说，没人知道什么会因此结束。约翰内斯·古登堡的目标不在于重新发明书籍，他只是想量产符合当时手抄本美学追求的书籍。他想使书籍，或者更广泛地说使印刷的文本成为大众媒介。古登堡的愿望是，将文本带到人群当中去，并以此挣钱。尽管如此，他的发明还是改变了在手稿时代就已经成为主要媒介的书籍。在他发明印刷术之后，才有越来越多的人可以接触到书籍。他的革命其实在于将整个社会文本化，不同类型的文本——从法律文书到百科全书再到菜谱——突然能为许多人所用。知识和沟通相互渗透，甚至可以将知识增长中的一大部分都理解为沟通的结果。互联网同样让人们可以接触到文本和内容，这必然不是什么新发现。但除此之外，印刷的书籍与互联网还具有另一个共通点：在古登堡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人们借助印刷术用文本迅速回应文本，今天的互联网实现了比当时快得多的发言和反驳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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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刷术出现的早期、在其孵化期，除文字之外，图像也扮演着相当重要甚至不亚于文字的角色。最晚到理性主义兴起时，文字开始占了上风。在互联网时代，图像所占据的空间越来越多——从这个角度探究互联网与古登堡时代的联系或许是个有趣的话题。如果完全不考虑这些问题，而只将古登堡星汉视为文本的集合，那么关于古登堡星汉终结的讨论将会错误地变为对以下问题的讨论：人类用想象中的现实换取陌生的虚拟的时代，是否会取代阅读和文本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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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文化曾振兴欧洲。从古登堡的视角出发，互联网又进一步扩大了社会沟通的可能性。如果说古登堡星汉确实存在，那么如果我们能学会运用互联网，古登堡星汉将被进一步扩大。书籍、阅读和书写的意义是我们的文化能否适应未来的一大标志。如果将这一适应未来的能力与古登堡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也非言过其实。这一媒介革命体现在他把精英的媒介变成了大众的媒介。这条道路从未被抛弃。我们现在仍在这条道路上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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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该词语主要用于古罗马时期，元老院通过决议后抹除某些已故人士在世间留下的痕迹，仿佛他们不曾存在。这是一种严重的惩罚。——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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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种选举方式。在大主教的选举中，“妥协选举”意味着在大教堂教士会中组成代表团进行投票。——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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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时，普法尔茨伯爵腓特烈与皇帝腓特烈三世正处于战争之中，与前者结成联盟意味着反对皇帝。——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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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杜卡特（ducat），通常指威尼斯共和国在1284年发行的杜卡特金币，每一枚含有3.545克99.47%的纯金。由于其便于铸造、携带、整理，价值又高，在中世纪西欧地区很受欢迎。——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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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犹太人的特殊阶层，在犹太教中具有重要地位。——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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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社会学领域，“话语”大概包括在社会生活中所使用的语言、使用语言的方式、制约这些方式的社会规约以及其中的权力关系。——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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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登堡：500年前塑造今日世界的人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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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二行圣经》存本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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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登堡的《四十二行圣经》共有48本存世，散布在世界各个角落。每个存本都有自己的故事和独一无二的装帧，因此每本都可以被视为孤本。艺术史学家埃伯哈德·柯尼希（Eberhard König）所制名录中按照保存地列出了《四十二行圣经》的各个存本，并以缩写形式写明了资料出处。此外，他也写明了各个存本是否有摹真本。该目录随研究进展不断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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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登堡《四十二行圣经》存本名录2004（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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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阿沙芬堡（Aschaffenburg，德国），宫廷图书馆（Hofbibliothek），纸质本。Hubay 7, NeedhamP 15, Dodu 1, Powitz 1. 参见Hans Hauke, »Ein biblisches Summariumaus dem 15. Jahrhundert in der Aschaffenburger Gutenberg Bibel«, in: Aschaffenburger Jahrbuch 7, 1981, S.109-116; Ilona Hubay, »Zwei Gutenberg Bibeln im Untermaingebiet«, in: Aschaffenburger Jahrbuch für Geschichte, Landeskunde und Kunst des Untermaingebietes 7, 1981, S.95-105。书籍绘画装饰：美因茨，质量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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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奥斯汀（Austin，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哈利·兰森人文中心（Harry Ransom Humanities Center），纸质本。Hubay 39, Needham P30, Dodu 2, Powitz 36.参见William B. Todd, »Why buy a Gutenberg Bible«, in: Antiquarian Bookman 25, 1980, S.1419-1431；以及，作者同上，»Auswahlkriterien für die B 42–Texas«, in: Börsenblatt für den Deutschen Buchhandel–Frankfurter Ausgabe–Nr. 18, 29. Februar 1980, S.A 71-A 76；作者同上，»The Texas Gutenberg Bible: Procedures determinig the selection«, in: Journal of Library History 15, 1980, S.281-292; Karen Gould, »The GutenbergBible at Texas. An Educational Resource«, in: The Library Chronicle of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N.S.22, 1983, S.89-99。书籍绘画装饰：美因茨，质量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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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柏林（Berlin，德国），普鲁士文化遗产国家图书馆（Staatsbibliothek Preußischer Kulturbesitz），皮纸本。Hubay 3, Needham V7, Dodu 3, Powitz 2. 曾有计划翻印整部《圣经》的缩小版，但目前出版的只有第一册，附有由维兰德·施密特（Wieland Schmidt）撰写的后记：Bd. 1 der Bibliophilen Taschenbücher, Dortmund 1979；之后得以复制的只有：Die illuminierten Seiten der Gutenberg -Bibel, Nachwort, S.203-231, Die bibliophilen Taschenbücher 417, Dortmund 1983。一系列的发现证实了这一存本来自莱比锡；此前莱比锡大学图书馆中有一些藏书不为人知，包括拉丁语版《圣经》（Ms. 1）和1460年由福斯特和舍费尔在美因茨印刷的教皇克雷芝五世（Clemens Ⅴ）的《宪令》（Constitutiones）；参见Debes 1989，图63， 120。摹真本：Insel-Verlag, Leipzig 1913/14和Idion-Verlag, München 1979；评论本：Gutenberg -Bibel. Handbuch zur B 42, Verlag Bibliotheca Rara, Münster 1995, mit einem Supplement von Eberhard König（以下称为《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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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卢明顿（Bloomington，美国），莉莉图书馆（Lilly Library），纸质本。见25. 蒙斯（Mons，比利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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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布尔戈斯（Burgos，西班牙），国家公共图书馆（Biblioteca Püblica del Estado），第66号，纸质本。Hubay 31, Needham P35, Dodu 5, Powitz 34. 该《圣经》曾在展览上展出：Las Edades del Hombre. Libros y Documentos en laIglesia de Castilla y Leon, Burgos 1990, JVr 130, S.190ff。这一不同寻常的版本曾出版摹真本：Vicent Garcia, Valencia und Bibliotheca Rara, Münster 1996；参见由迪特里希·布里森梅斯特（Dietrich Briesemeister）出版，艾娃·哈内布特-本茨（Eva Hanebutt-Benz）、埃伯哈德·柯尼希、汉斯·约阿希姆·柯比茨（Hans Joachim Koppitz）等人参与编写的评论本。这一存本与纽约摩根图书馆（Pierpont Morgan Library）的《圣经·旧约》共同证明了，福斯特曾雇用一位详细按照计划以同样方式、不同颜色在美因茨装饰多本《四十二行圣经》的画师；这位“福斯特大师”此时尚未使用自1459年“杜兰本”（Durandus）开始使用的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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