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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砰”的一声撞到了路虎的尾部，然后把角插入底盘后部，将整辆车抬了起来，让车后轮离开地面。它摇着汽车，像是在玩玩具。接着，它盯上了一个后轮，用角把它撕了一个大口子。然后，它又对底盘发动了一轮进攻。我俩都绷得紧紧地坐着，希望能保住小命。我注意到伊恩的手紧紧抓着方向盘，关节都发白了。犀牛再次后退，然后小跑着进了灌木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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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冲锋，”我说，“谢天谢地，幸亏它没动真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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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被困住了。这辆车已经动不了了。我们谁也不想走着穿过灌木丛回旅馆。我们能做的只有等。最终，又来了一辆卡车。毫无疑问，那是阿兰·鲁特。他让我们搭车回了旅馆，一路上笑个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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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我回到了电视中心的办公桌前。又过了几个星期，一张贴着肯尼亚邮票的明信片出现在我的收件篮里。照片上是格蒂（Gertie），一头著名的犀牛，它的角在有记录的犀牛角里是最长的。背面潦草地写着伊恩的留言：“我被一头犀牛踩断了几根肋骨、伤到了肌肉，现在在医院里。它们真是固执的小恶魔，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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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我决定根据日程表给自己安排一段合适的离开时间，去巴厘岛拍一部影片。我从没忘记在寻找科莫多巨蜥的路上，我和查尔斯在岛上度过的那段田园诗般的时光。回到英国后，我还在继续听巴厘岛的音乐，并通过这种兴趣认识了约翰·科斯特（John Coast）。20世纪40年代，在英国军队服役的约翰曾被日本人俘虏，也曾在杀人不偿命的滇缅公路上劳作过。这条公路因故事片《桂河大桥》而闻名。当和平终于到来，他又去了当时在荷兰治下的印度尼西亚，花了一些时间帮助印度尼西亚人争取独立。他娶了一个爪哇人，开始对巴厘岛及岛上的音乐产生了特别的兴趣，最终带着一群巴厘岛的舞者和音乐家来到欧洲进行巡回演出。现在他已经是一位音乐经理人了，但对巴厘岛及其音乐的热情从未减退。我们都认为，BBC 2台的观众或许会喜欢看看岛上壮观的传统仪式，听听岛上迷人的音乐。所以我离开了三个星期，和一个摄影小组去了巴厘岛，组长是最富想象力的摄影师纳特·克罗斯比（Nat Cros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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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我1956年到访以来的11年间，这座岛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现在这里有了一个大到可以容纳巨型喷气机的飞机场，来自世界各地的度假者蜂拥而至，澳大利亚的游客尤其多。尽管如此，约翰极具影响力和极广泛的社会关系让我们去到了岛上传统艺术氛围仍然很浓郁的地方，在短短的时间里，我们制作出了三部50分钟的影片。第一部完全是关于甘美兰和甘美兰音乐的。第二部影片集中在巴厘岛印度教和一些更古老的仪式上，比如其中一个是让年轻的女孩进入催眠状态，然后她们就可以在没有支撑的情况下紧闭双眼站在男人的肩膀上，而男人还要在信徒面前旋转。第三部则是直接录下了一场载歌载舞的音乐会，我希望会有观众在看过前两部影片之后，对这一部的内容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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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巧本杰明·布里顿看到了这个系列。他邀请我在下次奥尔德堡音乐节上做一个关于巴厘岛音乐的讲座。我知道他在1955年去过巴厘岛，被甘美兰迷住了。约翰·科斯特说，布里顿曾告诉他，他在夜晚驾车穿行巴厘岛时，可以完全通过他听到的甘美兰夜间演奏的和声辨明自己所处的位置，因为每个村庄的甘美兰在音阶上都有少许差别。当然，这次邀请让我受宠若惊，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想好要讲什么，以及如何加以说明。在这个过程中，我意识到布里顿在为芭蕾舞剧《宝塔王子》（The Prince of the Pagodas）谱曲时，把一段著名的传统甘美兰乐曲，一个音一个音（或者更确切地说，一个和弦一个和弦）一点不差地誊写了下来。我想，通过比较巴厘岛原作的录音和布里顿精湛的管弦乐再创作来说明这一点可能会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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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满怀信心地走上奥尔德堡纪念大厅（Jubilee Hall）的舞台。但是，当我看到坐在最前排的布里顿和他的搭档彼得·皮尔斯时，开始感到非常不安。我为自己要班门弄斧，在他们两位面前谈论一个显然不如他们了解得多的主题而窘迫不已。但使我发窘的还不止这一点，我也担心布里顿会认为，我拿《宝塔王子》来作比较——而因为我准备好的一系列录音片段，让我已经不可避免只能这样做了——是在暗示他剽窃。结果，在之后的宴会上，他似乎只是很高兴有人能辨认出这段他用作模板的音乐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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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办公桌前坐了18个月之后，我决定是时候再休息一下了。我告诉所有人——但或许并不能让人信服，亲身体验最新一代的胶片、摄影机和剪辑设备是最有价值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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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渴望回到新几内亚。我还没有好好地拍一拍极乐鸟；那里的人们，尤其是塞皮克河谷（Sepik Valley）的人们，创作了不少全世界最引人注目的雕塑，我早就希望一饱眼福了；而且或许最诱人的是，在岛的中心仍然有相当大的一片土地，可以实事求是地说，从不曾有白人涉足。在那里，茂密的雨林覆盖着陡峭的山脉。河流蜿蜒曲折、河道狭窄，被急流冲得七零八落，要乘船逆流而上，可以说是寸步难行。那里也没有可供降落的开阔草地，飞机或直升机也无法使用。探索这样的地区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从马可·波罗到大卫·利文斯顿，一直到最近几年的所有探险家都使用过的经典方法——步行，再带一长队的搬运工搬运物资。也许这是世界唯一一个仍需如此的地方了。这本身就使得这次探险值得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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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请澳大利亚广播公司与巴布亚新几内亚有联系的朋友告诉我，澳大利亚政府是否以及何时计划对新几内亚进行勘探巡逻。直到1971年，才得到消息，说有人准备行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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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广的塞皮克河（Sepik River）与岛的北岸差不多平行，在河的南边，有一大片未开发的山区。没有人注意过那个地方，部分原因是去那边的路太难走，部分原因是据大家所知，那里也没有当地人居住。但现在，一家矿业公司已经申请了许可，要派遣一批地质学家去勘探矿藏。他们进行了一次航拍勘察，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拍到的照片显示热带雨林中有一些小小的空地，真的有人住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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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政府有一项政策，即政府官员应在其他人被允许进入之前首先与这些人接触。政府巡逻队将在几个月后从塞皮克河中段的安本蒂（Ambunti）出发。我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朋友已经帮忙询问并得到了许可，如果愿意的话，我和一个电影团队可以加入他们的队伍。多好的机会！我立即开始重新整理自己的日程。我买了一双新靴子，开始有条不紊地在晚上和周末绕着里士满公园散步，试着让新靴子——和我松弛的肌肉——都能像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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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部门的负责人建议由休·迈尔斯（Hugh Miles）担任这次旅行的摄影师，他是一位热心的鸟类学家，长时间来一直努力专攻自然纪录片的拍摄，同时，他建议由伊恩·山萨姆（Ian Sansam）担任录音师。因此，1971年4月，我们三个人，以及帮我们做好了一切安排的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电影导演基思·亚当（Keith Adam）飞往安本蒂。我们会见了主管官员，地方特派员助理劳里·布拉格（Laurie Bragge）。我猜他大概三十出头，健壮得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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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享受这段时间。巡逻的准备工作还要一星期左右才能完成。补给品正在空运过来的路上，劳里刚刚开始招聘搬运工。他解释了用来计算所需人数的基本算法。如果一个没有携带食物的人与另外两个最大限度携带补给的人同行，那么他们三个人将有足够的食物维持两周。如果巡逻持续的时间超过两周，那么所需的搬运食物的人数就会迅速增加，最终变得不可控制。当然，要是能在当地找到食物，那么巡逻的时间就可以延长，但新几内亚森林中几乎没有可食用的植物，也很少有能提供可食用肉类的动物。他也不能指望从当地人那里得到食物，毕竟，我们可能什么人也遇不到。所以他计划在两周后空投一次食物。这样，巡逻可以持续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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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里、我们，还有那些搬运设备以及露营必需品（比如帐篷、用于交易的商品、便携式收音机等等之类东西）的，一共有30人。因此，我们还额外需要60名搬运工运送食物——主要是大米。从上下游周边的村子里募集到足够的人手需要一个星期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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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给了我们一点时间适应河流的闷热潮湿，并习惯昆虫不断的叮咬袭击。我们趁这段时间乘着独木舟沿着塞皮克河逆流而上，拜访了沿岸几个村庄，拍到了几座壮观的宗教建筑里满满当当的奇特雕塑。我还希望我们能发现甚至拍到一些极乐鸟，特别是生活在河边沼泽地里的十二线极乐鸟，但遗憾的是没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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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的日子终于到了。我们一共102人，乘坐两艘大型汽艇从安本蒂出发，沿着塞皮克河往下游航行。我们转入了卡老瓦里河（Karowari River），这是一条从南方汇入塞皮克河的大支流。最后，河面越变越窄，汽艇不能再往前走了。我们换到由舷外马达驱动的小独木舟里。第三天晚上，我们来到河边一个叫伊纳罗（Inaro）的小村庄。从那以后，就得走路了。劳里以前去过伊纳罗，但只有一次。据他所知，没有一个欧洲人往里走过更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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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者在新几内亚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是让别人明白自己的意思。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岛上一共有一千多种相互无法沟通的语言。伊纳罗，还有内陆两个更小的村庄，总共约有村民200人，他们讲的语言只有一两个搬运工能听懂。好在还有他们来做翻译——用他们本地的英语说出来，就是“turnim-talks（传话）”。在我们想去的西边更远的山上，居住着一群叫作“比索里奥（Bisorio）”的游牧民。劳里希望这些人中有一个人能说我们可能遇到的下一群人的语言，他认为那会是被称为“比卡鲁（Bikaru）”的人。这么一来，我们就有了一条翻译链，信息可以从本地英语翻译到伊纳罗语，再翻译成比索里奥语，进而翻译到比卡鲁语，甚至可以继续传下去。耳语传话游戏式的误解很有可能发生，让人有些担忧，但除此之外也别无他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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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没有使用“传话”链呢，这根链条就已经有被打破的危险了。好多天了，伊纳罗都没有人见过游牧民族比索里奥人。劳里派会说伊纳罗语的警察凯乌斯（Kaius）去森林里寻找比索里奥人的踪迹。我们则带着所有的行李缓缓前进。如果凯乌斯真的找到了比索里奥“传话人”，他俩要追上我们也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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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我们开始前行。在出发之前，劳里给剩下的两个警察配发了步枪子弹。在发子弹时，他正式地下达了严格的指示——没有他的直接命令，任何人不得开枪。如果劳里不在场，那么他们只有在自卫时才能这么做。自卫的意思是他们已经被箭射中了，射偏的都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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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在里士满公园散步起到了点作用，但刚开始的几天，徒步仍然是非常痛苦和累人的。很少有地方能比这里还难走了：高大的树木之间长满了茂密的灌木丛，把地面的路堵得严严实实。没有任何一处是平的，我们不是在攀爬陡峭的泥地，就是顺着往下滑。需要靠手扶来稳住自己，但当我们伸手想抓住一根茎干或者一棵攀缘植物时，它很可能布满了刺。我们获取所需的植物学专业知识的速度快得惊人，很快就学会判断哪些植物可以安全地抓握，哪些最好不要。到处都潜伏着水蛭。如果停下脚步，就能看到它们在地面绕着圈向你爬过来。擦额头上的汗时，小小的黑色汗蜂就会成群结队地落在你身上。它们既不咬人也不蜇人，只是爬过你每一片裸露的皮肤，喝掉你身上渗出的汗水，让你不堪其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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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晨五点半，我们起床拔营。七点半，队伍准时出发。我们排成一列吃力地前进着，一直走到中午，才可以停下来休息半个小时，让队伍后面的人赶上来。当最后几名搬运工踉踉跄跄赶上来后，我们清点清点人数，确保没有人把货物扔在森林里直接回了家，接着，排在队伍最前面的人就又出发了。基思给我们提供了澳大利亚军用食品。每份里都有几颗硬糖，但更好的是装在软管里像牙膏似的甜炼乳。我把每天的配给放进口袋里，在路上慢慢吃。疲惫的时候能有一英寸半的炼乳喷到舌头上，是一种极大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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