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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赶上了去诺丁汉的慢车，每站都停。正享受这份新自由时，火车在一个小站停了下来，一个搬运工一边大摇大摆地从我窗前走过，一边喊道：“爱登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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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跃而起，感觉就像自己违反了校规被抓了个正着，然后才反应过来，那是车站的名字。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有个地方叫“爱登堡”。不过，我确实知道父亲出生在一个叫“斯泰普尔福德”（Stapleford）的小村庄里，祖父在我出生前就在那里开了一家街角小店。回家以后，我查看了地图，斯泰普尔福德离爱登堡只有3英里，所以我父亲的家族大概就是在那里诞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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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化石了解得越多，对它们的兴趣就越浓厚。当我申请剑桥大学的奖学金时，便把地质学作为考试科目之一。后来，我收到了获得奖学金的电报通知，冲到菜地里告诉了父亲。那是战争时期，他平时会为家人种点儿蔬菜。直到今天，我依然记得他当时喜悦的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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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里，我选修的是古生物学和动物学。不过，自从到电视台工作后，我就自然而然地把注意力集中在活蹦乱跳的动物身上，几乎没有时间去享受古生物学的乐趣。但假期就不一样了。最棒的就是20世纪60年代末，我和家人一起，与德斯蒙德·莫里斯一家在他马耳他的别墅里度过的时光。我们两家人一起去寻找巨型噬人鲨精美的三角形牙齿化石。那时多幸运啊，这件事还没受到法律的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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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生命的进化》系列中介绍过一些化石。第一集是关于生命最早期的形式，我们去到位于澳大利亚南部埃迪卡拉山的一个特殊地点拍摄。那里的砂岩极其古老，大约有25亿年历史，但仍然隐约出现了类似水母、海百合等生物的痕迹。这些生命痕迹直到20世纪40年代才被发现，但我一直以来都对古生物学界的最新进展保持关注，因此知道该处曾出现的生命形式中，有一种叫“恰尼虫”（Charnia）[1]的生物。我问正在研究它们的澳大利亚随行科学家是否知道这个名字的来历，他并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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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我自豪地说，“首次发现该类化石群的是一位敏锐的化石收集者，名叫罗杰·梅森（Roger Mason），是莱斯特的一个学生，发现地就在查恩伍德森林的岩石中，那里也是我长大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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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多么希望自己能说，我就是那个不迷信权威的男孩啊！我多么希望我就是那个孜孜不倦、锲而不舍地在查恩伍德的岩石中寻找到了这些极为稀罕又不为人知的生命迹象的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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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次旅行的后半程，我们想在澳大利亚中部沙漠的一个叫“高戈”（Gogo）的地方拍摄。几年前，伦敦自然博物馆的古生物学家们在那里发现了一个富含最古老鱼类骨骼的矿床。他们收集到大量标本，并且带回了伦敦。他们开发出一种特殊的技术，可以溶解掉坚硬的高戈砂岩，最终得到了拼接完美的头骨骨骼。一些澳大利亚古生物学家对输掉这场比赛有点不忿，因此有点儿不情愿地批准我们拍摄这个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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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发放许可证的科学家说：“我不知道你们这些家伙为什么还想去那里，你们英国人来了这么多次，把那些明显的小东西都拿走了，我们也去了，做了些像样的工作，现在那里什么也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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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想去，这样我就可以在真实的地点描述化石。那位科学家也和我们一起去了。我们乘坐直升机进入拍摄地，他指示飞行员降落在确切的位置。我刚走出直升机，就在离着陆杆只有一码远的地方捡起一块扁平的石头。石头上有一个黑色的长方形图案，约6英寸（约15厘米）长，优美地布列着一组细密弯曲的线条。这图案正是一根巨大的骨刺，来自一种节颈鱼的头部，这种鱼是最大的高戈古鱼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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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它拿给我们的科学家向导看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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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个混蛋！”不过，他说这话时是笑着的，并且很有风度地让我留下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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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进化》中关于爬行动物的那一集给了我进一步放纵自己的机会，接下来的部分就主要说说恐龙。我们去了得克萨斯州的一个小山谷，那里有一种蜥脚类食草恐龙的壮观脚印。一位身材高挑、戴着宽边帽、穿着漂亮制服的得州游侠向我们做了介绍。我们表示想第二天黎明再来，这样就可以在清晨的光线下拍摄，最大限度地展现这些脚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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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完之后，他邀请我们回到基地吃了一顿丰盛的得克萨斯早餐。当我们费力地吃着大块肉和奇形怪状的内脏时，他问我对他们得州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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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好了！”我说，“早在来这儿之前我就知道这儿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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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咋知道的？”他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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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你们的路都是笔直的，很有规律，每行驶一定的距离就会转向，要么南北，要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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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些困惑：“那不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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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说呢，在英国你可找不到多少笔直的路。要是真碰到了，也很可能是一条有两千年历史、罗马时期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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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年！”他惊奇地说，“你们还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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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突然想到，得克萨斯人和罗马人之间也许比他想象的更相像：他们都侵略过别的国家，都选择修建笔直的道路，为了实现两点间最短距离的通路，丝毫不顾及原住民的土地权利。他们还都把自己的政治态度和挞伐的足迹一起，变成化石留在了世界版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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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制作了两部关于现生动物的系列纪录片，却只涉猎了一点点有关化石的内容。也许现在我可以尝试制作一个专门讲述化石的系列，它可以展示化石的形成方式、分离化石的技术手段，以及古生物学家们如何再现灭绝动物的生活样貌，于是我提出了这样一个计划，名为《失落的世界，消失的生命》（Lost Worlds，Vanished L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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