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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翻译大法官传记，我们绝非先行者。十年前，法律出版社就出版过本杰明·卡多佐大法官的传记，之后又陆续出版了雨果·布莱克、约翰·马歇尔·哈伦、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三位大法官的传记，桑德拉·戴·奥康纳大法官传记的中译本，据说也即将面世。作为一名最高法院法官，能够利用业余时间，组织并参与国外优秀法官传记的引进、翻译和出版工作，并将年轻时的梦想，以另一种方式延续，是一种幸福，更是一份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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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工作于2010年初启动，在中国法制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我们顺利地完成了选定图书、联系版权、确定译者的任务。下面，就传主、书目、译者的选定标准，简单做一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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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传主选择。美国建国至今，联邦最高法院已有过112位大法官。按理说，无论在哪一历史时期，能够成为大法官者，多非平庸之辈。但事实证明，确实有不少大法官，身前碌碌无为，身后默默无闻，成就亦乏善可陈。所以，确定传主人选时，我们的眼光多少有些“势利”选取的大都是富有威望、成就卓越的“名家”他们或曾叱咤风云，开创了美国司法的新时代，如约翰·马歇尔、厄尔·沃伦；或曾是某一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军人物，主笔过诸多里程碑式的经典判决，如路易斯·布兰代斯、小威廉·布伦南、哈里·布莱克门、约翰·保罗·斯蒂文斯；此外，还有治院有方的威廉·伦奎斯特、智识过人的安东宁·斯卡利亚、经历非凡的罗伯特·杰克逊，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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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长期以来，国内一些读者对美国最高法院内部的自由派、保守派之争，一直有认识上的偏差。不少人以为自由派大法官注重人权，顺应民意，代表着正义、光明、开放，而保守派顽固不化，抱残守缺，代表着封闭、落后、狭隘。为避免这种断章取义式的误读，我们在确定人选时，格外注重了意识形态的平衡。传主中，既有自由派大法官，也有保守派大法官，还有在不同司法议题间立场摇摆不定的中间派大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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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书目选择。越是伟大的法官，越有人乐意为其做传。事实上，像马歇尔、霍姆斯、布伦南、布兰代斯这样的大法官，都已拥有多部传记。不过，早期一些大法官传记，多由学者撰写，虽能做到论述专业、史料翔实，但布局谋篇乃至下笔行文，始终令人感觉匠气过重，理论综述多，细节刻画少。当然，这并不是说，学者笔下的法官传记都有这样的问题。比如，勒尼德·汉德法官的传记，曾被美国知识界誉为“史上最棒的法官传记”而这本传记的作者，正是著名宪法学者杰拉尔德·冈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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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确定本套丛书的书目时，我们大致秉持了三个标准，即权威性、可读性和时效性。也就是说，作者最好是长期跟踪报道最高法院事务的记者，对历史背景、法院发展、法官个性、决策内幕都非常熟悉，如布莱克门、斯卡利亚传记的作者，又或者，作者曾经因工作或其他方面的关系，与传主有过较长时间的接触，甚至一直保持联系，如伦奎斯特、斯蒂文斯传记的作者。虽然许多大法官有过从军经历，但是，法官不像律师、警察和检察官，他们生命中最辉煌的时期，多是在坐堂问案、讨论案情、撰写判决，在最高法院内部，他们或许也经历过惊心动魄的明争暗斗，但是，这类传记不会像其他司法人物的传记那样，有那么多扣人心弦的紧张情节，当然，越是如此，对作者驾驭材料、讲述故事的能力，要求也就越高。相对来说，新闻记者或专栏作家一直受这方面的训练，也更擅长这类面向大众的“公共写作”此外，最近几年，不少已故大法官的私人文档陆续解密，在任或退休大法官也不再抗拒记者釆访，可供各类传记作者掌握的“猛料”自然也更加丰富。所以，入选本套丛书的，大都是21世纪之后，乃至最近五年出版的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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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译者选择。翻译，尤其是介于文学作品与学术作品之间的法政文化作品的翻译，通常是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在学术圈，这类作品往往不能算学术成果，也不可能像文学畅销书那样，靠版税获得更多回报。而且，像大法官传记这类著作，译者必须吃透美国的政治文化、司法现状、高院历史，具备一定的法学或政治学知识，还得有一定文字功底，不至于把一部人物传记翻译得晦涩拗口。为此，在选定译者时，我们更多抱着一种寻找志同道合者的心态，并不注重作者的学历、职称和名气。目前确定的几个译者，多是从“豆瓣”网或网络杂志“纵横周刊”的作者群中“淘”来的。他们当中，有人长期研究美国政治，并在海外攻读政治学专业；有人已在美国工作多年，熟悉那里的文化、生活，并著有观察美国司法现状的著作；有人一直关注美国丛书序最高法院动态，时常有妙文短评出手。总之，一切才刚刚起步，希望有更多对美国司法文化有兴趣，愿致力于翻译事业者，能够与我联系（frankhe@vip.sohu.net)，并志愿加入我们的团队。更希望我们的读者中，会有中国未来的大学者、大律师或大法官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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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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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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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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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最高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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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是这样炼成的：哈里·布莱克门的最高法院之旅 译者序 人总是在争议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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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纽约客》专栏作家杰弗里·图宾的说法，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有两类案子：堕胎案是一类，其他全属另一类。{1}对堕胎问题的不同态度，几乎成为划分民主党/共和党、自由派/保守派的重要标准，也主导着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确认程序。{2}大法官候选人必经的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确认听证会上，“你怎么看待‘罗伊诉韦德案’？”是个绕不开的问题，如同一道“试金石”候选人若回答支持，共和党人将全力抵制他进入最高法院；候选人若表示反对，民主党人也不会善罢甘休。当然，闪烁其词、顾左右而言其他，也是一种选择，就像现任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2005年接受质询时的表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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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伊诉韦德案”是最高法院1972年审理的一起案件。在这起案件中，大法官们以7票对2票，宣布德克萨斯州禁止堕胎的法律违宪，维护了妇女在堕胎问题上的自由选择权。代表多数方七位大法官主笔此案判决意见的，就是本书的主人公哈里·布莱克门——“20世纪最为重要，也最具争议的大法官之一”这是《时代》周刊对他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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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来，围绕“罗伊案”的判决结果，以及布莱克门本人的争议，从没有间断过。支持堕胎的“选择派”尤其是被“罗伊案”判决改变命运的年轻女性，将布莱克门奉为救命恩人和“女权斗士”反对堕胎的“生命派”则痛斥他为“婴儿杀手”和“种族屠杀代理人”{4}“罗伊案”宣判后，布莱克门收到过六万多封表示抗议与沮咒的来信，每次外出参会或发表演讲，都要靠大批警察维持秩序、贴身护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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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布莱克门成为“女性救星”实在有些阴差阳错。近些年的研究表明，布莱克门撰写“罗伊案”判决意见的初衷，并不是要维护女性权益，替广大女性争取堕胎选择权，而是为强化医生的医疗自主权，令实施堕胎手术的医务人员免遭牢狱之灾。”罗伊案”的判决意见原本也轮不到他写，是他童年时的好友、首席大法官沃伦·伯格力排众议，将这个“烫手山芋”交到他手里。伯格的理由也很充分，布莱克门不仅是“自己人”还曾长期担任梅奥诊所的法律顾问，有丰富的医学知识。结果，“罗伊案”判决不仅将布莱克门推向风口浪尖，也成为他终生无法摆脱的标签。受此影响，布莱克门逐步调整立场，开始侧重从女权主义角度，捍卫“罗伊案”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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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来看，您觉得自己作为‘罗伊诉韦德案’的主笔者，是好事，还是坏事?”1995年，布莱克门退休之后，耶鲁法学院教授高洪柱为他做过一份详细的口述历史记录，并在临近访谈结束时，直接拋出这一疑问。布莱克门的回答是，多年来，自己曾多次思考这个问题，最终认为，有幸受命撰写此案判决，是一件幸运的事。他说：“我想，人总是在争议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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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克门出生于1908年，在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市长大，从哈佛法学院毕业后，开始了律师生涯，处理的多数是财税案件，后来又在梅奥诊所担任了9年法律顾问，职业生涯风平浪静、波澜不惊。从律师到法官，他熬过了漫长的岁月。1959年9月，51岁的他出任联邦第八巡回上诉法院法官时，已到了“知天命”的年纪，思想、观念、立场已基本成型，很难轻易反复。十年后，布莱克门被理查德·尼克松总统提名为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参议院以94票支持，0票反对，批准了对他的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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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克门能得到这个任命，是因为他的司法理念相对保守，温和中立，外加首席大法官伯格的幕后运作和大力举荐。尼克松和伯格这么做，当然是想藉此壮大保守派的力量。入院之初，布莱克门在多数案件中，确实能做到与伯格保持一致，没有让总统和首席大法官失望。比如，他在“怀曼诉詹姆斯案”中，认为社工对领取社会救济金者的“强制性”定期家访，算不上“无理搜查”；在“贝尔德诉亚利桑那州律师公会案”中，认为一个人若想取得律师资格，必须如实回答律师公会关于本人政治信仰的提问。1972年6月，最高法院在“弗曼诉佐治亚州案”中，宣布暂时废除死刑时，他也投了反对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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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布莱克门的上述表现，华盛顿政界不少人讽刺他只会亦步亦趋，“克隆”伯格的司法理念，还有人把他俩比作“明尼苏达双胞胎”是尼克松安插在司法系统的“两个打手”在最高法院内部，雨果·布莱克、威廉·道格拉斯和波特·斯图尔特等人也认为，布莱克门是靠与首席大法官的“裙带关系”才跻身大法官之列。他们不仅对他态度冷淡，偶尔还会出言相讥。就连素来与人为善的黑人大法官瑟古德·马歇尔，也曾经因为布莱克门反对豁免赤贫者的破产诉讼费用，公开批评他“不知民间疾苦”其实，布莱克门在最高法院的席位，先后属于约瑟夫·斯托里、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本杰明·卡多佐和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等赫赫有名的大法官，这些人的能力、威望与成就，早译者序已被举世公认。{5}布莱克门后来也承认，自己刚坐上审判席时，内心惶恐，忐忑不安，感受到“莫大的压力和挑战”生怕配不上这个有着显赫渊源的席位。{6}对布莱克门来说，外界的冷遇、内心的压力，意味着一个无比艰难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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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任命一个大法官的时候，就是把一枝箭射向了遥远的未来，他根本不可能告诉你，自己在面对问题时，到底将如何思考。”美国宪法学者亚历山大·比克尔曾如此评价总统与大法官的关系，布莱克门后来的转变，也证明了这一点。认真审视布莱克门履任之初的司法意见，人们会发现，与其说他观念保守，不如说他注重务实，是一位实用主义者。他赞成社工“定期家访”是怕社会福利被人滥用；他反对律师候选人隐瞒政治信仰，是因为他们的信仰、结社自由并不会因此受到侵犯。他在哈佛读书时，曾师从于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教授，信奉后者倡导的司法克制理念，即：司法机关应恪守本分，不动辄僭越立法、行政部门的权限。{7}他本人并不赞成死刑，但认为法官的职责是公正司法，至于死刑废立，应交由国会，以立法形式决定。所以，他才反对最高法院越俎代庖，仓促宣布废除死刑。但是，一旦诸多冤错案件令他意识到，现实的司法环境，已无法避免杀错人的危险时，他也会顺应时势，转变立场。在1994年的“卡林斯诉柯林斯案”中，布莱克门正式宣布，由于死刑的适用充满了“专断、歧视、随性和失误”自己将“不再对死刑机制做任何修补”最终成为一名坚定的死刑反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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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伊案”之后，布莱克门逐步摆脱伯格的影响，致力于维护公民的隐私权、平等权和言论自由杈，自由化倾向日益严重。在“鲍尔斯诉哈德威克案”中，他坚决反对多数方大法官将同性恋性行为定罪的做法，并发出了“容忍多元价值观存在”的呼吁。在“达登诉温莱特案”中，他宁愿与伯格撕破脸，也要维护死刑犯的申诉权。他格外注重弱者权益，时常在判决意见中流露个人情感。在著名的虐童案“德谢尼诉温尼贝格郡社会服务局案”中，他对受害儿童的悲惨遭遇痛心疾首，一句“可怜的约书亚!”成为传颂至今的经典判词。许多早先对他存有偏见的大法官，日后都成为他的亲密盟友。马歇尔大法官还专门递给他一张纸条，称赞他“非常了不起”20世纪90年代，随着布伦南、马歇尔陆续退休，当年被视为保守派“打手”的哈里·布莱克门，俨然成为最高法院自由派的领军人物。但他始终能够就事论事，与人为善，不因政见之争与人交恶。任何同僚遇到生活或工作上的困难，他都会施以援手。{8}就连他在意识形态上的“政敌”安东宁·斯卡利亚大法官也承认，布莱克门“在践行法治的热忱与恪尽职守的勤勉方面，几乎无人能及，……他是一个好人，一位好大法官，应当受到全体美国人尊敬’{9}可奇怪的是，他与自己的人生“引路人”首席大法官沃伦·伯格，却嫌隙渐生，渐行渐远，最终反目成仇，老死不相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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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公众对布莱克门的人生经历充满好奇，可他生前很少接受记者釆访，即使在私下场合，对个人隐私、同僚关系也常常讳莫如深，避而不谈。为这样一位深居简出、寡言少语的大法官作传，似乎是一项异常艰巨、困难的任务。幸运的是，布莱克门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宝藏”他自幼就有勤写日记、收存文献的习惯，并一直保持到退休以后。1999年，他在去世之前，将私人收藏全部捐给了国会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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