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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格也做出了回应,但并非针对布莱克门的问题。相反,他说:“我花大力气‘钻研’了你的观点,但有件事我必须提醒你,你是不是应当考虑一下丈夫或未成年人的父母在这类问题中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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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克门说,他将于年底传阅新的意见初稿,12月21日,他果然准时履诺。在判决意见中,他指出。在德州案件中,州介人堕胎管制的时间完全取决于怀孕进程。而州有两个“重要并且相对独立的”利益:其一,保护孕妇健康的利益;其二,保护胎儿潜在生命的利益。但在怀孕最初三个月,胎儿尚未成形,堕胎给孕妇带来的伤害,要小于整个怀孕以及生产过程给孕妇带来的潜在伤害。在此期间,堕胎的决定和施行“必须取决于孕妇主治医生的医学诊断”但是,一旦妊娠继续进行,承载各州利益的法律保护的侧重点就移转至胎儿利益,而非女性权利。在头三个月之后,各州可以对堕胎实施限制,但只是“以与母体健康相关的方式”最后,“在胎儿能够自然存活的阶段”各州可以限制乃至禁止堕胎,“为了保护母亲的生命或健康而必须进行的堕胎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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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脚注里,布莱克门对伯格关注的父权问题做了说明。他认为,现在没必要考虑这个问题,因为无论是德州的案子,还是佐治亚州的案子,“没有人主张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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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意见将隐私权作为堕胎权的基础,与之前相比,并没有太大改动。涉及这类问题的只有四段,内容也有些语焉不详。”宪法并没有明确提及隐私权,”布莱克门开篇就指出了这一点,但是,最高法院既往先例承认对“隐私特定领域的保护”接着,他列举了14个判例的名称,即“格里斯沃尔德诉康涅狄格州案”、“艾森斯达特诉贝尔德案”和“洛文诉弗吉尼亚州案”布莱克门指出,没有必要硬要说宪法某一条文包含了隐私权,“我们可以从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中的个人自由中推导出隐私权的概念,也可以根据地区法院的判决,从第九修正案的未列举权利中找到这一权利,作为基本权利的隐私权范围之广,足以把妇女对于是否终止妊娠的决定权包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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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格拉斯、鲍威尔、布伦南、马歇尔和斯图尔特都毫无保留地加入了布莱克门的意见。怀特、伦奎斯特均表示要发表异议意见。现在就等着伯格表态了。他表示双方意见都有自己想加入的内容,正考虑如何分开表述。最高法院的圣诞休庭期结束后,各州议会也陆续开始议事。伯格的意见却迟迟未公布,布莱克门与其他大法官有点儿不耐烦了。”哈里,‘多伊案’、‘罗伊案’会在明天宣判么?”1973年1月16日,波特·斯图尔特在审判席上传给布莱克门一张便条。”谁知道呢?”布莱克门回了张纸条说,“我也不知道明天能不能宣判。他说他会写。我希望最迟能在22号,也就是下周一宣判。不能再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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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这张纸条后,斯图尔特潦草批注道:“我完全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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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克门越来越怀疑伯格是因为政治上的原因,故意搁置自己的判决意见。1月20日,这位首席大法官即将主持理查德·尼克松连任的宣誓仪式。作为尼克松提名的首位最高法院大法官,伯格也许不愿在此之前宣判堕胎案,而令总统难堪。1月18日,伯格终于递交了3页纸的协同意见,他在意见结尾写道:显然,最高法院不认为宪法有所谓“堕胎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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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布莱克门内心有所怀疑,他还是就宣判内容咨询了伯格的意见。布莱克门意见原文中有句话:“我们尽可能寻求发现医疗组织和许多法院在堕胎问题上的态度转变……”伯格将这句话改为“我们无法不注意到……”在退给布莱克门的意见复本中,伯格写道:“我们不应该去寻求别人的态度转变!”布莱克门接受了他的修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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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1月22日清晨,多蒂·布莱克门也在法庭旁听席上就坐。刘易斯·鲍威尔传给她一张手写字条,上面写道:“多蒂,哈里写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判决意见,我很荣幸能加入其中,他今天早上的宣判内容将精彩绝伦,很高兴你能莅临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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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天的“重要大事记”中,布莱克门写道:“堕胎案了结。约翰逊总统去世。”在许多报纸上,两件事的报导秩序完全相反,关于前总统去世的报导铺天盖地,完全遮蔽了来自最高法院的新闻。但是,天主教会可是在全神贯注关注此事。第二天,布莱克门简单记下:“堕胎攻击开始——三位红衣主教——梵蒂冈——罗切斯特发来电报!”梅奥诊所内部非常欢迎这一判决,那里的妇产科主任可是把德州法律告上法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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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布莱克门与他的法官助理兰德尔·贝赞森一起飞往爱荷华州的锡达-瑞皮德斯,那里是贝赞森的家乡。布莱克门本打算在当地商会的一个餐会上演讲,却遭遇大批反堕胎者抗议。”被警戒!——警察保护。”这位大法官在当日“重要大事记”中记下此事。对哈里·布莱克门来说,人生的新阶段就这样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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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是这样炼成的:哈里·布莱克门的最高法院之旅 第五章 渐行渐远渐无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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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11月1日,圣诞假期到来前,大法官之间开始传阅首席大法官伯格的一份备忘录。他建议举行一个由大法官与最高法院全体职员参加的圣诞派对。至于时间,他认为,12月23日当然最为理想,但12月12日和19日貌似也不错。威廉·道格拉斯迅速回复,并将回复交其他大法官传阅。”亲爱的首席,”这份复函开头说,“最高法院的圣诞派对一向不错,不如今年连开三场好了,12月12日来个宁静的预热,12月19日逐渐升温,12月23日那场就让大家的热情彻底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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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道格拉斯的个性:对厄尔·沃伦的这位继任者极尽嘲讽、挑畔之能事,毫不掩饰自己的蔑视之意。而且,嘲笑伯格那些因循守旧的条条框框,实在是太容易了。伯格总试图把这群个性各异,又非常难搞的老头儿们笼在一块儿,难免经常自取其辱。就以大法官们的生日为例,一旦有人过生日,伯格总喜欢把全体大法官召集到餐厅,开红酒祝寿,压根儿不在乎这些65岁或75岁的老人家是否有心情和大家一起庆祝生日。而且,一旦有人在夏季闭庭期过生日,就得等到新开庭期开始,全体大法官聚齐后,再举行生日宴会,伯格本人的生日就是9月17日,那天也是1879年费城制宪会议代表签署新宪法的日子。对于这类庆祝,伯格传给大家的备忘录通常是这样表述的:“所有在九月和十月过生日的人,我们将在9月29日,星期二的午餐会上为他们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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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事已高的道格拉斯正变着法儿嘲笑首席大法官,但是,威廉•伦奎斯特却希望在增强大法官们的凝聚力方面有更多作为。伦奎斯特刚满50岁,是最高法院近十年来最年轻的成员。他从未当过法官,又错过了成为司法部长的机会,最高法院大法官们之间相对孤立,又略带疏离的人际交往方式,也让他很不适应。他打算寻找机会,活跃最高法院内的社交生活,至少让气氛稍微轻松一些。比如,1972年开庭期末,伦奎斯特通知所有同僚,说他在办公室的故纸堆里,翻出一篇名为“致一位英年早逝的法官助理”(To a Law Clerk Dying Young)的诗稿。他说,诗的作者“名叫施梅克曼,又或施摩克曼(字迹不清,不太好认)显然曾是这里一名法官助理。”伦奎斯特认为这首诗“情真意切,令人动容”颇“适合在聚会时公开朗诵’(当然,没有记录证明最高法院后来举行过这么一场诗歌朗诵会,也无法证明这首诗确实存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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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伦奎斯特撰写的一则备忘录又开始在大法官之间传阅,他提出了更多具有创新价值的提议。其中一项,是在每天言词辩论结束后,空出一段“咖啡时间”供大法官和他们的法官助理交流感情。”我认为,听完一天的言词辩论,如果大家拖着疲惫的身躯,直接蹒跚踱回办公室,未免显得垂头丧气,有伤士气。”伦奎斯特写道。他同时抱怨大法官们的餐厅“虽然奢华典雅、古色古香,却给人一种阴郁沉闷的感觉”伯格对伦奎斯特的提议并不热情,因为每个人都很忙,没人挪得出喝咖啡的时间。”我个人只可能在那儿待一会儿,或者不参加,只有这两种可能。”伯格在写给伦奎斯特的信函内还附带了一句:“我与自己的法官助理每两周一次的聚餐,现在很难腾出时间参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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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派对给了伦奎斯特一个新的机会。”我搜集了些讽刺喜剧,或许可以在圣诞派对上表演。”他用备忘录通知其他大法官。”可以找几个人来模仿最高法院几位资深成员:首席、道格拉斯和布伦南。”他说将会找几名法官助理来表演,但也补充道:“如果大家觉得这样不太合适,就当我什么也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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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的派对到底上演了什么节目,目前已无据可查。不过,至少有两位资深大法官被伦奎斯特的提议逗乐了。”如果您打算找几个人来模仿三位资深成员,我当然不会反对,”道格拉斯对他说,“我惟一的要求是,如果你们由此联想到什么个性上的缺点,最好归咎于其他二位。”信末,他还特意添了句话:“根据我对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理解,您享受绝对的豁免权。”布伦南的回复是:“我经常接触这类案件,所以,我完全赞同道格拉斯兄对圣诞短剧的意见。当然,也包括所有缺点归于其他二位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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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们在台下的刻板正统,与他们在审判席上的不拘小节,形成了鲜明对比。最高法院每天要进行4个小时的言词辩论,从上午10点到下午3点,中间只有1个小时的午餐时间。在审判席上,大法官们只好通过互相传纸条来自娱自乐,讨论话题形形色色,既有案情进展,又含社稷民生。一天的时间如此漫长,并非每场辩论都能引人入胜,大法官们偶尔难免分神。”比尔一你今天安静得可怕!没什么事儿吧?”布莱克门问布伦南。”我只是觉得很无聊,之前那场辩论实在糟糕透顶。”布伦南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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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克门收藏着这些小纸条。它们多是从印有最高法院抬头的便签本上扯下,上面有大法官们的潦草字迹,反映了最高法院的生活点滴。”你想做我这份工作么?”伯格在传给布莱克门的便签纸上,写下这样几个大字。那是1974年初,伯格刚刚在法庭上被气得暴跳如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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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最高法院开庭审理一起性别歧视案,道格拉斯传来一张纸条,上面写有对简·皮克尔的评价。皮克尔是一位女教师的律师,挑战的是某校区拒绝支付女教师分娩期间薪水的政策。道格拉斯的纸条上写着:“您觉得应如何改善这位女士的处境——比如该去哪儿吃饭?”1973年10月,波特·斯图尔特钟爱的“辛辛那提红人队”在大联盟比赛中输给了“纽约大都会队”他的法官助理递给他一张纸条,他浏览完后又传给布莱克门,上面写着:“副总统阿格纽辞职!大都会2
:0胜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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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克门通过做笔记,保持自己对庭审的注意力,笔记内容简明扼要,几乎没什么废话。他会用一支普通铅笔,记下律师发言的关键词、要点或概念。有时会用绿色圆珠笔记下自己的看法。”咱们开始吧!”1977年,当关于平权措施的“加州大学董事会诉巴基案”(Regents of the Universify of California v.Bakke)开审时,他写下上面那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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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时会依据不同标准,给律师们的表现打分:有时用字母评分,有时用数字评分,如1-10分,又或1-100分。他偶尔会在开庭时简单记下出庭律师的样貌,通常没什么好话,一些记录只是为方便记忆,不适合公开。”好舔手指。”他偶尔会这么描述一位律师。有时,他会简单记下“秃顶”或“长发”“巴基案”中,出庭辩论的哈佛法学院教授阿奇博尔德·考克斯担任过首席政府律师,布莱克门对他的描述是:“听力不行,过分殷勤。”只给了考克斯80分。他给出的最高分之一,是针对耶鲁法学院教授亚历山大·比克尔的表现,后者代表《纽约时报》参加了“五角大楼文件案”的庭审。比克尔得到了“A-”的评价,甚至被布莱克门用“可爱”形容,尽管布莱克门在这起案件中,并没有支持媒体一方。来最高法院出庭的女性不多,布莱克门通常会记下她们的装扮。”白裙、有活力、好姑娘。”他这么形容佐治亚州助理司法总长多萝西·托特·比斯利,后者代表佐治亚州出席了“弗曼诉佐治亚州案”(Furman v.Georgia)的庭审。法学教授露丝·巴德•金斯伯格第一次代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在最高法院出庭时,布莱克门评价她“非常精确”到她第五次出庭时,金斯伯格已算最高法院的“熟面孔”了,布莱克门记下的是:“红色裙装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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