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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协年会之后那11个月发生的事情，令人们更加失望。首先，尼克松在1973年10月底发动了“周六夜间大屠杀”（Saturday Night Massacre)，解除了“水门事件”特别检察官阿奇博尔德·考克斯的职务，并拒绝交出考克斯索取的白宫录音带。（这些正是证明尼克松妨碍司法，掩盖“水门事件”真相的证据。另一位特别检察官里昂·贾沃斯基继续要求白宫交出录音带，总统则以行政豁免权为由拒不从命。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约翰·斯里卡干脆发出强制令，要求白宫将64盘录音带作为呈堂证供，但总统仍公然抗令。为提高效率，最高法院直接从地区法院接手此案，并于1974年7月8日听取了言词辩论。威廉·伦奎斯特因为曾经是尼克松政府内阁成员，主动申请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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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审次日召开了内部会议。会前，大法官们内心都很清楚，总统的命运，乃至整个国家的命运，已掌握在他们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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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八位大法官对如何处理这起案件思路迥异，但大家一致认为，总统主张的行政豁免权不能成立，他必须交出所有的录音带。伯格决定亲自撰写判决意见，并承诺7月15日完稿。很快，他开始逐章将初稿送同事们传阅，并附言称：“我欢迎——其实是邀请——您发表高见。”刘易斯·鲍威尔和波特·斯图尔特认为初稿的分析部分较为薄弱，试图寻求更妥当的替代方案。伯格所拟初稿的事实陈述部分（判决意见会在开篇简单、概括地陈述案件事实与法律争议）不仅不够精确，还有断章取义、混淆真相之嫌。鲍威尔与斯图尔特希望布莱克门就事实陈述部分重写一份“修正稿”后者迅速拿出一份言简意赅、直截了当的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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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7月22日的《时代)〉杂志封面上。尼克松总统与法院的大法官们对峙的画面：（第二排右数第一人为布莱克门，因为伦奎斯特申请回避所以照片上只有八位大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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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附言中说了客气话，但当伯格发现自己起草的判决意见的核心部分已由别人代劳时，意外之余，也很有几分不快。布莱克门7月12日附在初稿上的那封信，令他非常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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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首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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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7月10日的信中，诚挚邀请大家提出建议。据此，我对事实陈述部分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并呈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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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相信我，这么做只是基于合作精神，并无批评之意。我非常体谅我们所有人正承受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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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衷诚挚地，哈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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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布莱克门的初稿后，斯图尔特迅速给伯格发去一份备忘录，并将复本抄送其他大法官，他将初稿称为一份“完美精炼之作”这份备忘录是一个明确信号，意味着“布莱克门版”的意见将成为最高法院意见的一部分，7月24日，“美国诉尼克松案”(United States v.Nixon)宣判，至少从形式上给外人的感觉是，判决由伯格一人起草。这一天，布莱克门的秘书转来一则他的小女儿的留言：“苏西来电说：‘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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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布莱克门谈到此事对沃伦·伯格的打击。”那一定是他职业生涯中最难捱的一个夏天，”他回忆道，“怨恨与误解不期而至。”伯格对那个夏天发生的事“一直怀恨在心”尤其是布莱克门，居然与他人联手，试图从伯格手中拿走此案。”从那以后，我们俩就正式分道扬镳了，”布莱克门说，“我太了解沃伦·伯格了，在某些方面，我比他本人更要了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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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克门的这番话，默认了两人的友谊已近完结。出于谨慎，又或情感方面的考虑，他并未多言。后来，再有人公开问及他对伯格生活或事业方面的评价，他总会用怀旧的口吻竭力褒奖其成就。事实上，如果回溯至代顿的布拉夫年代，乃至上诉法院时光，他对两人绵延数十年的友情，确实有缅怀之意。更重要的是，大法官们向来把最高法院视为一个大家庭，作为一名绅士，布莱克门当然不会自曝家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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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一旦回到办公室这样的私密空间，他从不掩饰自己和伯格的紧张关系。从他的笔记中，可以读到他潦草写下的对伯格观点的批评。就连他的法官助理，也或是自发，或是被鼓励，时有针对首席大法官的不敬之词。”毋庸讳言，首席对这起案件的看法简直荒谬可笑。”1977年，理查德·威拉德在一份写给布莱克门的便函中，批评了伯格在一起劳动法案件中的观点。1986年，伯格关于“卡拜拉诉布洛克案”(Cabana v.Bullock)的意见传阅期间，帕梅拉·卡拉兰告诉布莱克门：“首席的意见已开始传阅，他就像那些极端保守的波旁派，紧紧揪住老观念不放，固执己见，拒绝吸收任何新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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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布莱克门70岁生日那天，法官助理们模仿伯格的语气，草拟了一份宣布给布莱克门办公室全体职员放假的通知。通知上说：“我最近得知，你们老板的生日被排在周日，也即1978年11月12日这天。”通知抬头上写着：“布莱克门大法官先生的所有助理、秘书及其他职员”结尾说：“我，仅就我本人而言，乐意加入你们‘相对狭义’的生日贺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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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克门对伯格主笔的判决意见，常会写下语气刻薄，甚至略带嘲讽挖苦的批注。1979年，伯格针对将病人强制关入精神病院的案件，撰写了一份判决意见，布莱克门在意见书上批道：“精神病专家！”（他同时还给意见评上了“C-”等级。1978年，伯格在一则行政法案件的判决意见内，加入了大量脚注与法理分析。布莱克门评论道：“这简直是一篇大学法学评论上的论文!”末了还添上一句：“这根本就不是沃伦·伯格本人写的。”他总会在伯格的意见书空白处标注出各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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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克门出席大法官会议时，也会在笔记中评价伯格的言行举止。比如，“首席大法官又在喋喋不休了。”（1975年）或者在伯格名字下写道：“说，就会不停说。”（1979年）“首席大法官根本控制不住会议局面。”（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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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克门的“重要大事记”尽管有时会语焉不详，却完整记录了他与伯格友谊恶化的全过程。1977年12月16日，布莱克门写下的是：“与首席大法官关系紧张。”除此之外，未作其他解释。此时，他刚刚接受过前列腺癌手术，还未完全康复。涉及平权政策{45}，且颇具争议的“巴基案”也正在审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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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伯格在罗纳德·里根和乔治·布什参选的总统大选中的活跃表现，令包括布莱克门在内的几位大法官都觉得十分过分。1980年11月19日，已经当选，但尚未履职的正、副总统拜访最高法院，布莱克门当天记下：“首席大法官与过去一样，以极为夸张的方式安排着一切。”1981年1月9日，他写道：“首席大法官‘指示’大家，要着正装出现总统就职典礼。我说，我穿西装、套法袍即可。拜伦·怀特说他要戴一顶‘匹兹堡钢人队’的队帽，外加一对御寒耳套。威廉·伦奎斯特号称要戴一顶绒线帽。”十天后，“伦奎斯特告诉我，政权交接小组请他周三上午参加白宫举行的宣誓仪式，他说那天上午得开庭，如果一定得出席，时间可能得安排在下午3点之后。但那帮人说，首席大法官已经代表大家答应了。他对此非常生气。”最后，他在1月23日写道：“首席大法官简直有病——为总统就职典礼这么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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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风格上的差异，加剧了两人的隔阂。正如本书第四章所提到的，布莱克门曾怀疑伯格1972年冬天故意拖延“罗伊诉韦德案”的判决时间，免得让即将参加连任就职典礼的尼克松面上无光。伯格虽然指定布莱克门撰写“罗伊案”判决意见，他本人却不支持最后出炉的意见，甚至加人了批评者阵营。更令布莱克门恼火的是，“罗伊案”使他成为争议焦点，在现实中备受煎熬，而伯格不但不出手相助，反而经常火上浇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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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件让布莱克门怒火中烧的事，与律师广告议题相关。布莱克门对自己在“贝茨诉亚利桑那州律师协会案”中起草的多数意见颇为自得。这起1977年的案件，将律师的商业言论纳入了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范围。但是，伯格却多次在公开场合，严厉批评此案判决。美国律师协会1985年年会上，伯格公然宣称，律师做广告是种“不择手段的讼棍行为”布莱克门一直保留着刊有伯格演讲内容的那期《华盛顿邮报》的头版文章，以及一周后刊发的社论。社论不但批评了首席大法官的观点，还大赞律师打广告的行为“值得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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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两人关系刚刚趋向微妙的那段时间，伯格仍表现出一副健忘的姿态。1974年11月12日，当布莱克门认为伯格正为自己在“尼克松案”中的做法怀恨在心时，伯格给他发来的生日祝福里，却读不出丝毫抱怨意味。”若不是你在这里，我很难相信自己会在这个地方一直待下去。”伯格说道，并落款称：“一如既往的，沃伦。”1976年6月10日，布莱克门加入最高法院六周年之际，伯格写来了亲笔信，开头是：“尽管本开庭期了无生趣，但这些年总体还是很棒的。”他接着提到第八巡回上诉法院，“你还渴望在第八巡回上诉法院时那种和平与宁静么？如今，你已在这里6年了，我很高兴你一直在此。无论如何，这里是没有和平与宁静的，如果我们必须身居风暴之中，那就让大风暴来得更猛烈些吧！风暴越猛，乐趣越多！一如往常的，沃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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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格与布莱克门都没有料到，一场大风暴确实已悄然袭来。整个1970年代，关于高等教育界种族平权政策的讨论日渐升温。人们争论的焦点是，学院或大学在入学考试中给予少数族裔特别优惠，是否侵犯了白人学生的平等保护权利？1973年，最高法院原本打算通过审理“迪方尼斯诉欧德加特案”(DeFunis v.Odegaard)，回应上述问题，最终却在第二年做撤案处理。此案原告是一名白人学生，因认为华盛顿大学法学院的入学政策不公，愤而提起诉讼，但是，最高法院审理这起案件前，他即将从法学院毕业，判决对他的个人利益已没有影响。1976年，加州最高法院在一起案件中，撤销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医学院对少数族裔学生的优惠政策，加州大学随后上诉至最高法院。这起诉讼最初是由白人学生艾伦·巴基提起，他两度申请入学被拒，却发现学院在每100个录取指标中，会留下16个专门提供给少数族裔，巴基认为这样的入学政策构成了“反向歧视”违反了宪法的平等保护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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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的诉求，博得了广泛同情，而医学院对少数族裔实施的优惠政策，由于太过僵硬，反而将种族平权政策逼入险境。1977年1月，当最高法院考虑受理加州大学的调卷复审令申请时，即便是威廉·布伦南、瑟古德·马歇尔这样的平权政策坚决支持者，也不得不采取迂回战略，反对受理此案。伯格和布莱克门之所以反对受理，则是出于另外一个原因：他俩对下级法院的判决都挺满意。布莱克门在审前备忘录中说，这类案件承载的是“社会政策议题”没必要由法官来决定。他衷心希望，“几年之后，这个国家能以更为成熟的态度，采取更加合理的入学政策，所有申请人都是根据自身实力和未来可能取得的成就，通过公平考试，接受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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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斯图尔特、怀特、鲍威尔、伦奎斯特和斯蒂文斯均投票表示要受理此案，“加州大学董事会诉巴基案”很快被安排在1977年开庭期的待审案件表内。案件在十月开庭审理时，布莱克门的立场已发生明显变化。既然最高法院已受理此案，他便从法律角度，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进一步思考。尽管略有些勉强，但他仍然决定支持戴维斯分校的招生政策。这起案件涉及医学院的招生问题，而布莱克门非常熟悉医疗行业的种族歧视历史。1977年10月7日，庭审一周后，他预先草拟了一份多数意见提纲，强调“包括医学界在内的诸多职业领域，都需要更多少数族裔参与其中”布莱克门指出，“梅哈里医学院与霍华德大学医学院一直坚持这么做”梅哈里医学院位于田纳西州首府纳什维尔，霍华德大学医学院位于华盛顿特区，当其他医学院排斥黑人学生人学时，这两所学院一直致力于培养黑人医生。”人学政策需要具备一些弹性J布莱克门写道。此外，司法界对教育政策并“没有什么特别理解”但必须“在反对不公平做法上有所作为，问题是，戴维斯分校的入学政策真的不公平吗?”不是，他说道，因为“在这里强调种族优惠，就是为了从整体上增进公平……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单独强调中立是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