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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0月21日，第三巡回上诉法院正式宣判，也就是说，拥护堕胎的组织最迟可在一月底提交调卷复审令申请。如果最高法院受理这起案件，预计会安排在1992年10月听审，并于第二年春天宣判。但是，堕胎组织决定剑走偏锋，采用一套截然不同的诉讼策略。如果“罗伊诉韦德案”迟早会被推翻，那不如让这一天快点到来，如果加快诉讼进度，就能让案件赶在1992年老布什争取连任的大选前进行，这样就可以让总统大选，变成一次对堕胎权的全民投票。基于上述考虑，原告方用两周时间就搞定了调卷令申请，并于11月7日将其提交至最高法院。这样一来，最高法院很可能将这起案件排在本开庭期内审理。至于大法官们是否会如此办理，只能听天由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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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1月10日，圣诞假期后的第一次内部会议上，最高法院讨论了这起案件的调卷复审令申请。怀特、斯蒂文斯和斯卡利亚同意受理此案。布莱克门“未置可否”既没有在会上发言，也没有正式投票。他的会议记录上，也没有解释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对他来说，受理这起案件，到底对“罗伊案”是祸是福，一^时很难判断。苏特暂时表态赞成受理此案，但他认为，到底是否受理，还是放到下个星期再做决定比较好。当然，苏特的提议，也给布莱克门的团队敲响了警钟。他的法官助理（不包括他本人）据此认为，堕胎组织的策略或许是对的，必须尽快给“罗伊案”一个说法。要知道，苏特可是老布什任命的，他很可能会尽力拖延此案的受理时间，让案件拖到大选日之后才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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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克门的助理斯蒂芬妮·丹杰尔经过认真调查，认为苏特的目的与“首席和奥康纳并不相同”她说，按照苏特的助理彼得·鲁宾的说法，苏特没考虑“大选的事”他只是希望“利用整个暑期的时间，好好思考这个问题”毕竟，兹事体大，关系到“最高法院到底是不是应该推翻‘罗伊案’，以决定是否有必要将妇女堕胎的权利视为一项宪法基本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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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会议前，布莱克门的助理们极力规劝，希望他确保本案不被延期审理。”我们强烈地意识到，这个案子必须在春天审理……”他的助理莫利·麦克优西克写道，“如果您深信现在最高法院已经凑齐足够票数推翻罗伊案，那就让他们在大选前动手吧，’由全体女性就这项暴行投票表决。”布莱克门被说服了，他决定批准受理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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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1月21日，“罗伊案”十九周年前夜，最高法院宣布了受理“凯西案”的决定。这一天，成千上万名反堕胎示威者齐聚华盛顿，350人因围堵当地两家堕胎诊所的人口而被捕。华盛顿的街头暴力与最高法院的静谧肃穆，形成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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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2日，“计划生育联盟诉凯西案”庭审结束后，大法官照例进行了内部讨论。{55}与三年前的“韦伯斯特案”一样，大家仍不确定，是否应把“罗伊案”列入议事日程。伦奎斯特认为，既然要保留关于“堕胎等待期”和“基于了解基础上的同意”的规定，就必须推翻“阿克伦市诉阿克伦生殖健康中心案”和“索恩伯勒案”伦奎斯特还提出，“配偶通知”条款也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此事与父亲的利益亦密切相关，州有权要求通知配偶”斯蒂文斯认为这类规定简直“难以容忍”奥康纳、苏特也表示反对。布莱克门对判决结果仍无底气，预计自己很可能又要主笔一份异议意见。几天后，他在一份送交全体同僚传阅的备忘录上写道：“当然了，我，估计又得为这些案子写点儿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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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7日，伦奎斯特主笔的27页篇幅的多数意见初稿开始传阅。布莱克门在这份意见第一页空白处写道：“哇！真够极端的!”伦奎斯特不但承认宾州法律那些争议性条款有效，还说在“罗伊案”中，“在认定妇女堕胎权为‘基本权利’的问题上，最高法院犯了错误”如果伦奎斯特的意见获得多数大法官支持，各州即可随心所欲地限制或禁止堕胎行为，“罗伊案”也将被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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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形势很快逆转。两天后，安东尼·肯尼迪发来一封亲笔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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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哈里：如果您有几分钟空闲，我想尽快见您。告诉您关于‘计划生育联盟诉凯西案’的一些新进展，我能说的是，这绝对是个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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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今天不方便，明天也一样。届时您电话我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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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托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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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两人会面时，肯尼迪透露，他已私下与奥康纳、苏特沟通过，并已达成一致意见，三人正共同起草一份判决意见。这份意见不打算推翻“罗伊案”而是要尽可能拯救它——不是在细节上，而是从实质上拯救。”阿克伦市诉阿克伦生殖健康中心案”和“索恩伯勒案”将被推翻；宾州法律中的“堕胎等待期”和“基于了解基础上的同意”条款将被维持；但“配偶通知”条款会被推翻。判决意见将采纳奥康纳提出的“不当负担”检验标准，以替代“罗伊案”判决中的“三个月规则”不过，堕胎权仍被视为一项宪法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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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走后，布莱克门在一张最高法院专用粉色便签纸写下这么几个字：“‘罗伊案’得救了。”(Roe sound)他选择“sound”这一古词，显得别有深意。对一个法律人来说，这个词传达的不仅有生存之意，而且意味着正当与合法。布莱克门在另一张纸片上，记录了最高法院关于堕胎案的新阵营，一边写着：伦奎斯特、怀特、托马斯和斯卡利亚，一边写着奥康纳、肯尼迪、苏特、斯蒂文斯、X(代表他自己）凭借5票对4票的微弱差异，“罗伊案”得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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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日，奥康纳、肯尼迪和苏特传阅了他们合作完成的，长达61页的多数意见初稿。斯蒂文斯迅速表态，同意加入意见“绝大部分内容”一周后，布莱克门也将同样的讯息，告知了这三位大法官。与此同时，斯蒂文斯也代表布莱克门，就初稿部分措辞与奥康纳等人进行了磋商。斯蒂文斯指出，如果初稿能删去对“三个月规则”的批评，他和布莱克门会加入意见前三部分，并支持意见的基本原则。三位初稿作者表示同意。随后，意见书第一节中，出现了这样明确有力的表述：“在审慎考虑‘罗伊案’解决的宪法基本问题、制度的完整原则，以及‘遵循先例’原则之后，我们判定：‘罗伊诉韦德案’的实质结论应当维持，并予以重申。”布莱克门读到此处时，在那里打了个勾，并注明：“这句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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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布莱克门还是决定说点儿什么。毕竟，下级法院今后判案时，很可能援引新判决的观点。他写道，最高法院内部的分歧意见，有时悬殊得“如同两个世界”“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二者的距离有时也不算太远，只相差一张选票罢了”他继续感慨：“我已经83岁了，不会永远留在最高法院。我离开后，决定由谁作为我的继任者的程序，肯定将围绕今天的议题展开。遗憾的是，最终的选择，仍会在两个截然相反的世界间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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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6月29日，“罗伊案”19年后，也是布莱克门在“韦伯斯特案”的异议意见中感慨“阴风阵阵，满天阴霾”之后的第三个年头，一场风波终于悄悄落幕，“罗伊案”再次安然无恙。未来或许会有更多鏖战，但应该轮到别人持枪上阵了。布莱克门知道，自己不会在最高法院待太久了。总统大选日那天，他在“重要大事记”上写下：“现在，哈里还能做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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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是这样炼成的：哈里·布莱克门的最高法院之旅 第九章 被神化的“女权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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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布莱克门已被世人看做“美国妇女权益的晴雨表”透过他的司法经历，人们见证了女性堕胎权利的起伏变迁。在“罗伊诉韦德案”中的表现，强化了他的女权斗士形象。人们普遍认为，布莱克门不仅挺身桿卫妇女的堕胎权益，还在为女性的其他各项权利而战。其实，哈里·布莱克门之所以成为女权主义者的偶像，更大程度上是无心插柳的结果。那些在他司法生涯晚期，尽力“神化”他的人，总喜欢在各类晚宴或演讲中，奉上老套的溢美之词，但他们所称颂的对象，初衷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在“罗伊诉韦德案”中，布莱克门最初关注的并非女性利益，而是医生权利。这一真相，已逐渐被记忆的迷雾和刻意制造的神话所遮蔽。重新审视“罗伊案”的判词，我们或许可以一窥布莱克门的原始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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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判决维护的是医生根据其专北判断而实施治疗的权利，医生的这一权利应当受到保护，直到州有足够合理的理由，为维护州的利益而进行干涉……但在州进行干涉之前，堕胎的决定，归根结底是一个医疗判断，它完全取决于医生的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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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1970年代初期，布莱克门曾花大力气研究女权运动者输送到最高法院的案件，有时甚至比对堕胎案、死刑案更加上心。堕胎案、死刑案涉及的议题，布莱克门通过常识就能理解，比如：合法而安全的堕胎的必要性；死刑可能导致的社会问题。但是，性别平等议题就不一样了。这类案件挑战的，通常是些行之有年，又仿佛合情合理的政策。相关问题不涉生死，甚至琐碎细微，令布莱克门颇为头疼。对于女权主义者的诉求，他并非有求必应，但一直保持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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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布莱克门并不排斥女权主义。他有一个女儿拥有法律学位，另一个女儿则是心理学博士。他们一家住在罗切斯特时，多蒂·布莱克门就已是一家名为“设计女人”的商铺的合伙人，这家商铺专门接受女性顾客预订，为她们订制各类服装。那一时期，性别歧视的思想仍根深蒂固，但布莱克门却非常赞赏身边女性的成就。截至他退休时，他雇用过的女性法官助理数量，超过了其他在任大法官所雇女性助理数量的总和。他在最髙法院的最后十年中，绝大多数助理都是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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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布莱克门从没有刻意与女权运动过不去。1970年代初期，女权运动正如火如荼，相关人士不断制造议题，吸引各方关注，并陆续将问题焦点引至法院，希望藉此清除妨碍女性参与社会活动的障碍。最高法院自然是最好的目标，人们通过精心策划各类案件，试图从司法上彻底扫除性别歧视，就像当年废除种族歧视那样。不过，这些“被策划”的案件，引起了布莱克门的警觉，甚至令他非常反感。在他看来，这些案件人为操纵痕迹过重，原告的论调往往居高临下，咄咄逼人。较早的一起案件，是“里德诉里德案”上诉人请求最高法院撤销爱达荷州一部法律，根据这部法律，在逝者没有留下遗嘱的前提下，男人比女人享有优先的房产继承权。代表上诉人莎莉·里德出庭的，是来自“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法学教授露丝·巴德·金斯伯格。当事人上诉到最高法院，当然不止是为了解决一起不幸的家庭纠纷。在“里德案”中，一对夫妻长期失和，养子自杀后，没有留下任何遗嘱。这起官司的目的，是想让大法官适用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就像当年对待种族歧视一样，宣布任何包含性别歧视的法令都是违宪的。{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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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克门对本案一开始就抱怀疑态度。”这起案件，根本就是一个测试性案件，完全是没事找事。”1971年10月，他在庭审前写道，“本案涉及的房产价值，连1000美元都没有。有必要小题大做，用这样的案子来折腾四级法院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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