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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审前备忘录中，布莱克门指出，法律并非一个“释义范本”国会的立法目的，显然是为涵盖所有形式的枪支流通，而且国会也有权采取这样的限制行为。所以，被告人的上诉完全是“多此一举’但是，有四位大法官不同意上述看法。庭审之后，道格拉斯、斯图尔特、伦奎斯特和鲍威尔都投票赞成撤销对赫德尔斯顿的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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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格仍然指定布莱克门撰写多数意见，意见草稿于1974年3月7日开始传阅。斯图尔特迅速放弃了撰写异议意见的想法。”我认为您的意见考虑周全，很具说服力。”斯图尔特在信中对布莱克门说。鲍威尔也表达了类似信息：“尽管我的投票立场与您相反，但是，我已被您深思熟虑的完美意见说服，决定加入您这一方。”伦奎斯特也选择加人。8票对1票的判决意见于3月26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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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克门对宪法最为重要，最为持久的一项影响，也在这一时期产生。这次的议题与广告相关，由于长期被最高法院视为“商业言论”广告很难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1972年，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代表弗吉尼亚州一位报社编辑，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这位名叫杰弗里·比奇洛的编辑在《弗吉尼亚周报》上刊登了一则堕胎广告：“不想怀孕？——让我们帮助你!”承诺“以低廉价格，快捷提供可靠诊所”弗州政府随即起诉了比奇洛，理由是，弗州刑事法律禁止以演说、广告或“任何其他方式”“鼓励或怂恿他人堕胎”比奇洛被定罪，并处以500元罚金。弗州最高法院维持原判，驳回了比奇洛主张的宪法第一修正案权利，因为“州有权立法禁止商业广告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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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奇洛上诉至最高法院时，“罗伊诉韦德案”仍悬而未决，法院暂时将此案押后。”罗伊案”宣判后，弗州堕胎合法化，大法官们将此案发回弗州最高法院重审。但是，由于“罗伊案”和“多伊案”均未提到广告言论，弗州最高法院仍然维持有罪判决，比奇洛只好再次上诉到最高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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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克门非常同情比奇洛的遭遇。这个案子很“简单”他在审前备忘录中写道，“究其实质，商业言论并不比其他言论低下。”然而，根据最高法院既往先例，在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各类言论中，商业言论明显处于较低层级。布莱克门草拟的意见初稿，打算推翻上述先例。宪法第一修正案“应当阻止州禁止一项产品或一种行为的广告，如果这些产品或行为本身合法”他写道。不实广告或误导性广告当然应严格管制，“这倒不是因为其商业性或营利目的，而是为防止商业损害，毕竟，无规范则无交易。”他写道，他将投票“推翻原判，而且从最广泛含义上处理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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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12月18日，大法官们开会讨论这起案件。惟有伦奎斯特和怀特二人支持维持定罪判决。弗州最高法院的判决将被推翻，伯格指定布莱克门撰写多数意见。但是，到了12月30日，伯格给布莱克门送去一份标明是“私人信函”的信件。”我投入更多精力，重新考虑了此案，打算改变之前的立场伯格写道，“如果，我想我们都会认同这一点，一州有权禁止刊登医疗服务广告，尤其是医生之外的人所为，那么，为什么就不能容许他们限制刊登一种更为特别的医疗服务广告呢？更何况这种医疗服务与传统的扁桃体切除手术、阑尾切除手术或毛发移植手术相比，与公共利益的联系更为密切呢?”伯格说，他现在考虑维持原判，“狭义上一州应当有权力限制医疗服务的广告，至少针对弗州的执业医生是这样的。让我们好好讨论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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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记录证明二人讨论过这项议题。1975年5月7日，布莱克门传阅了他草拟的意见初稿。次日，马歇尔、鲍威尔、斯图尔特和布伦南加人了这一意见。布伦南告诉他：“我认为，您非常出色地处理了这起案件中的棘手问题，我很荣幸能加人这份意见。”伯格与道格拉斯则在一个月之后才选择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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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布莱克门对“比奇洛诉弗州案”(Bigelow v.Virgi—一开始就很上心，毕竟此案与堕胎有莫大关联。1975年6月15日，“比奇洛案”正式宣判，商业广告开始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新开庭期伊始，另一起来自弗州的类似案件也来到最高法院。此案挑战的是弗州一部法律，这部法律禁止药剂师就处方药价格做任何广告。如果药剂师胆敢做这类广告，将被弗州制药委员会吊销执照。一个消费者组织向该法发起挑战，因为一旦药剂师无法传递有用的价格信息，药价必然居高不下，受损害的只会是消费者。位于里士满的联邦地方法院宣布州法违宪，州继续提起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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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1月10日，布莱克门在审前备忘录中谈到了这起名为“弗州制药委员会诉弗州公民消费者委员会案”(Virginia State Board of Pharmacy v.Virginia Citizens Consumer Council)的案件。他认为，这起案件不过是“比奇洛案”的进一步延伸。”‘比奇洛案’强调的是公众接受信息的权利他写道，“在这起案件中，普通民众的利益在于了解药品价格，消费者的利益在于藉此选择在何处购买药品，医生的利益在于开药之前，知道药品的真实成本。”最后，他提出：“处理此案一点儿也不困难，‘比奇洛案’提出的原则完全可以原样照搬，州法必须被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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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的多数意见仍由布莱克门撰写。其他大法官中，鲍威尔关心的是，如此一来，是否意味着所有专业服务领域的广告都将放开。”下一步，所有传统专业领域都将向商业广告开放：医疗或法律。”1976年3月，鲍威尔在给布莱克门的反馈意见中写道。他认为，尽管配药也是一门专业，“而且并非不重要”但是，药剂师职业与医生或律师还是有“显著不同”“今天，药剂师的传统业务，不过是把药片从大药瓶放入小药瓶。”鲍威尔写道。他强调，医生和律师“并不从事标准化生产，而是提供多元化的专业服务”布莱克门欣然接受了鲍威尔的提议，并将之转化为判决意见中的脚注25.s1976年3月24日宣判时，伦奎斯特是惟一的异议者。那年三月，伦奎斯特递给布莱克门一张手写字条，宣布自己将发布异议意见，他说：“必须向您致敬的是，我实在想不出比您更好的理由，来支持您持有的立场7伦奎斯特还在信末附注：“您无须引述我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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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威尔的顾虑很快在现实中应验。仅仅几个月后，一起关于律师广告的案件就诉至最高法院。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两位年轻律师，约翰·贝茨和范·奥斯廷，是当地法律援助协会的同事，两人合伙开了一家法律事务所，打算以合理价位，为本地中产阶层提供法律服务。这些中产阶层往往支付不起高额律师费用，却又够不上享受法律援助的资格。两位律师公然挑战亚利桑那州律师协会关于律师不得发布广告的禁令，在《亚利桑那共和报》上刊登了一则商业广告，承诺将提供“非常合理的价位”并直接列出收费标准：协议离婚175元、姓名变更95元、办理收养225元。当地律协见到广告后，立即对二人施以惩戒，要求他们各自停业一周。亚利桑那州最高法院根据布莱克门在“弗州制药委员会案”意见中的脚注25，宣布律师广告不受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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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克门并不认为药品价格广告与提供法律服务的价格广告有什么实质性区别。”可以任其发展。”1977年，他在审前备忘录中写道。他在“贝茨诉亚利桑那州律师协会案”(Bates v.State Bar of Arizona)的意见中，已经列举这样的限制性条款：如果第一修正案只保护“忠实描述服务内容的传统法律服务广告”那些对法律服务品质的强调也容易对他人形成误导。但是，布莱克门当时的判决并未涉及招揽客户，相关细节留给州律师协会去规范。伯格、斯图尔特、伦奎斯特和鲍威尔都持相反观点。伯格甚至预言，本案判决“将导致更多问题，比它预先打算解决的难题还要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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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格仍未放弃他对律师广告的反对态度。一年后，最高法院1978年开庭期即将开始之际，他将一封信的复印件交全体大法官传阅。这封信的作者，是海军上将海曼·里科弗。他告诉伯格，海军法律顾问办公室的一位离职律师最近在《华尔街日报》上刊登了一则广告，承诺提供“承包工程以及任何对抗美国政府的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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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政府律师离职之后，就迅速怂恿他人兴讼，对抗自己的老东家，简直是种骇人听闻的行为。”里科弗对伯格说。伯格未加任何评论，只是把这封信转交其他大法官传阅，并提醒大家注意“这件有趣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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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在一年前，布莱克门和伯格还没想到他俩会对同一件事情，抱有如此不同的想法。路易斯•鲍威尔会在失利后认赌服输，但伯格却是个固执的人，他会继续钻牛角尖，用各种方式宣扬律师广告的危害性。布莱克门也一如既往，继续坚守立场，桿卫本人观点。这种悄然发生的变化，现在已日益明显，两位老友的关系，已开始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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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是这样炼成的：哈里·布莱克门的最高法院之旅 [:170555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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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是这样炼成的：哈里·布莱克门的最高法院之旅 第六章 大风暴纷至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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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布莱克门与沃伦·伯格间的微妙关系，随着开庭期的更迭，变得日趋紧张。他们之间，似乎已不存在任何理性讨论的基础，更别说化解二人的立场分歧了。到1980年代，两人嫌隙日生，渐至无法调和的境地。多年后，布莱克门承认，1974年夏天，当最高法院因“水门事件”陷入内部危机时，两人持续多年的友谊终告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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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克门本人对尼克松政府在道德上的彻底破产深表惊愕。1973年8月，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律师协会年会早餐祷告中，他刻意以《尼希米记》(Ne—)为祷文，毫不隐晦自己借古喻今的意图。公元前446年，先知尼希米从巴比伦流放归来，发现耶路撒冷已经成了一片废墟。掀开“水门事件的棺罩”布莱克门告诉听众，“大家会发现时代没什么变化”他补充道：“令我们感伤的是，貌似牢固的政府架构，如今却即将崩解。究竟谁会取得先机呢，借用林肯的话，是‘我们本性中更好的天使还是远比这些糟糕的事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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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协年会之后那11个月发生的事情，令人们更加失望。首先，尼克松在1973年10月底发动了“周六夜间大屠杀”（Saturday Night Massacre)，解除了“水门事件”特别检察官阿奇博尔德·考克斯的职务，并拒绝交出考克斯索取的白宫录音带。（这些正是证明尼克松妨碍司法，掩盖“水门事件”真相的证据。另一位特别检察官里昂·贾沃斯基继续要求白宫交出录音带，总统则以行政豁免权为由拒不从命。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约翰·斯里卡干脆发出强制令，要求白宫将64盘录音带作为呈堂证供，但总统仍公然抗令。为提高效率，最高法院直接从地区法院接手此案，并于1974年7月8日听取了言词辩论。威廉·伦奎斯特因为曾经是尼克松政府内阁成员，主动申请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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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审次日召开了内部会议。会前，大法官们内心都很清楚，总统的命运，乃至整个国家的命运，已掌握在他们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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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八位大法官对如何处理这起案件思路迥异，但大家一致认为，总统主张的行政豁免权不能成立，他必须交出所有的录音带。伯格决定亲自撰写判决意见，并承诺7月15日完稿。很快，他开始逐章将初稿送同事们传阅，并附言称：“我欢迎——其实是邀请——您发表高见。”刘易斯·鲍威尔和波特·斯图尔特认为初稿的分析部分较为薄弱，试图寻求更妥当的替代方案。伯格所拟初稿的事实陈述部分（判决意见会在开篇简单、概括地陈述案件事实与法律争议）不仅不够精确，还有断章取义、混淆真相之嫌。鲍威尔与斯图尔特希望布莱克门就事实陈述部分重写一份“修正稿”后者迅速拿出一份言简意赅、直截了当的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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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7月22日的《时代)〉杂志封面上。尼克松总统与法院的大法官们对峙的画面：（第二排右数第一人为布莱克门，因为伦奎斯特申请回避所以照片上只有八位大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