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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事达的风险管理策略是对每个客户收取费用，并使全部客户的保险费超过在未来发生大火时，他们可能会面临的赔付总额。期权交易商的风险管理策略则不同：在理想的世界中，他规避IBM股票价格上涨的风险仅需从其他人手里以更低的价格买入一份相同的期权即可，还能从中获得盈利。可惜的是，这种策略很少能行得通。作为替代，交易商转而“制造”（manufactures）一份近似的期权。此时，布莱克-斯科尔斯模型派上用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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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思议的是，布莱克-斯科尔斯模型告诉我们如何利用标的股票来复制期权，而且还能够估算出这样复制期权的成本。根据布莱克和斯科尔斯所言，复制期权就像在做水果沙拉，而股票就像其中的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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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你希望卖出一份苹果和橙子的水果沙拉，你将对一磅[3]沙拉罐头索价多少？通常来说，你会观察一下市场上水果的价格、罐装及运输的成本等，最终得到利用各种成分制作沙拉这种混合物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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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布莱克和斯科尔斯告诉大家，你可以利用一定数量的IBM股票和现金来混合制成一份IBM期权，就像你将苹果和橙子混合制作沙拉一样。当然，制作期权的过程会比制作水果沙拉的过程更加复杂，否则早就有人发现布莱克-斯科尔斯模型了。与水果沙拉混合比例固定不变（比如50%的苹果配上50%的橙子）不同，复制期权的构成比例要不断变化。在股票价格不断变化的条件下，复制期权需要不断调整股票和现金的数量。用水果沙拉的例子来表述的话，就是你可能是按照50%的苹果和50%的橙子开始的，但接下来苹果的价格上涨了，水果沙拉的配比就要相应调整为40%的苹果和60%的橙子；如果苹果价格下跌了，水果沙拉的配比就要相应地调整为70%的苹果和30%的橙子。从某种意义上讲，随着构成成分的价格变化和时间的推移，你要通过调整配比来保证混合物的价格稳定。确切的“菜谱”要遵循布莱克-斯科尔斯方程式的计算结果。布莱克-斯科尔斯方程式还能告诉你“菜谱”的制作成本。在布莱克和斯科尔斯之前，没有人能够猜到通过简单混合就能复制出期权来，更没有人能够估计期权的合理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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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发现使现代金融发生了革命性巨变。布莱克和斯科尔斯运用他们的洞察力使期权这种以前只能美食家才能享用的食谱变为标准菜单。交易商现在可以在不承担风险的前提下利用所有标的证券制作、出售客户愿意承担的风险。这就像在一个干燥的充满氢气和氧气的世界中，终于有人想出了如何合成水（H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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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商运用布莱克-斯科尔斯模型制作（或“合成”，或运用更加具有金融学味道的“设计”）出售给客户的期权。他们可以利用市场上买来的股票进行期权复制，相反地，他们也可以将从别人那里买入的期权分解成股票，并卖回到市场中去。利用这种方法，交易商转嫁了风险（由于布莱克-斯科尔斯模型仅仅是一个模型，而金融世界里所有的模型都不可能百分之百正确，交易商无法完全规避掉风险）。交易商对自己的期权制作和期权分解过程收取费用（期权费），就像高档餐厅的厨师不但要对食材收费，还要对他们的菜谱和厨艺收费一样，也好比支付给时装设计师的费用中既包含时装材料费用，又包括设计师的才能费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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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盎司=28.3495克。——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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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OWs还有一个意思是战俘，即prisoners of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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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磅-453.59克。——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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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客人生：从物理学家到数量金融大师的传奇 第1章 因缘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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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魅力■粒子物理学的光辉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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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揣远大理想而去哥伦比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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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物理学家与初出茅庐的青年才俊■天才与怪人、计划与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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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纽约想象得很美好。然而，当我在1966年秋天一个炎热的下午到达那里的时候，纽约城看上去既肮脏又凌乱，毫无现代感而言，令人失望。当时我在倒时差，疲惫不堪，从肯尼迪机场坐上闷热的出租车去上曼哈顿区，旅途让我情绪低落。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建设的研究生公寓——“国际公寓”（I.House），位于远离纽约上西区的地方，公寓里塞满了塑料家具，跟我在南非时他们寄给我的宣传册中的样子大相径庭。走廊的墙壁被粉刷成白绿相间的颜色，让人很不舒服，加上后门入口处的保安，都让人有种身处监狱的感觉。花了几个月时间，我才对这些让人难受的东西熟视无睹。我们都把这个地方称为“国际公寓”，看来确实很适合外国学生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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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飞机的几个小时后，我陷入了一种非常强烈的孤独感中。这种感觉与突然的距离感和时间感有关，我曾经几度离开家门，但没有一次离家这么远，也从来没有过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家的情况。在一连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时间里，我的喉咙里好像有个肿块，随时都可能把我压垮似的。这种强烈的感觉很长时间才过去，可当它消失后，我又怀念起那种让我意识到自身存在的悲伤和渴望而带来的痛感。很多年后，当我读到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写的《少年特尔勒斯》（Young Trless）时，就意识到了那位年轻的主人公穿透人心却又令人捧腹的苦恼。当初那种孤独感并未完全消失，从那时起，无论何时我独自到达一座新城市时，都会唤起我对那段痛苦时光的回忆，即使这种感觉只是片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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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始的几个星期里，我在国际公寓几乎没有跟任何人讲过话。那时还没有开学，公寓里基本空无一人，寂静无声。出于惯有的谨慎，我提前三个星期来到学校，强迫自己安顿下来，熟悉环境，等待开始我的物理学博士课程。然而，我感到跟以前认识的所有人都隔绝开了。今天似乎不能想象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而与外界失去联系的现象，但我从开普敦到纽约的第一年确实是这样的。那时，在一层楼里住着50人的国际公寓中几乎没有电话，只有在过道一个隔音效果极差的电话亭里装有一部分机。当时，打给南非的电话费非常贵，而且必须向接线员提前预订。我从来没有给家里打过电话，取而代之的是，我每周都会给家里人和朋友们写几封信。最后，感谢“上帝”，我在研究生院第一学期的课程总算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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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在物理学界成功，这种盲目但强烈的愿望激励我离开开普敦，一次简单而又偶然的机会把我带到哥伦比亚大学。4年前，我16岁的时候进入开普敦大学读书。我们接受的是英国式教育：你必须选择你的主攻方向——科学、艺术、医学或是商业，然后才能开始学习。我选择的是自然科学。在我大学的第一年，我选了四门分别要上一年的课程：物理学、理论数学、应用数学和化学。大学里并没有可供选择的辅修课程，老师选择讲什么，你就要学什么，然后在每年年底的期末考试中得到相应学分。到了大学四年级，我决定选一门应用数学和理论物理学的双学位课程。可愚蠢的是，学校从我大学二年级开始就规定只能选择理论物理学了，这使我缺少实验技能。这样过早地确定专业，在美国任何一所好大学里都是不能容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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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年末，我突然意识到我很多有志向的同学计划申请出国读研究生。碰巧，我因为讨厌痤疮而意外踏上美国之旅。说来凑巧，10年前我那心理医生的姐姐帮助我的皮肤科医生的侄子克服了“注意力缺乏症”，这位皮肤科医生出于感激，鼓励我申请去国外读物理学。我接受他建议的时候还没有完全弄懂我将踏上的是怎样的一条路，就着手申请英国和美国的奖学金了。开普敦大学物理系对出国读书所带来的益处持有偏见，但我并没有被他们劝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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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痤疮，可能我仍留在南非。所以从那时开始，我就相信我的人生旅程、分别的老朋友和结识的新朋友、我的婚姻和我的孩子们，都是一次偶然的痤疮的结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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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子物理学是关于物质最小的、最基本的构成的学问。即使是在远离欧洲文明大陆5000英里[2]的开普敦，我们也知道我们处在这一领域的辉煌时代。在已经过去的20世纪60年代，每一年都会取得重大进展。实验物理学家利用分布在全球各地的粒子加速器，使超高速质子相互碰撞，并在碰撞中发现多种多样的新粒子。理查德·菲利普·费曼（Richard P.Feynman）曾经说过，从事基础粒子物理研究就像是把两块精良的瑞士手表拼命撞击，试图通过检验撞击产生的碎片来判断手表的做工如何。这就是挑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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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新粒子的出现使人难以判断哪些是基础粒子、哪些是合成粒子。这一难题是19世纪化学界重大谜题的重演，那时也是新的物质大量出现，向人们提出了认识物质化学结构的要求。对这一问题的求解最终产生了门捷列夫（Mendeleyev）的化学元素周期表，这张周期表根据各种元素的化学性质，用人们易于理解的顺序对所有元素进行了排序。表中的空白部分对应于仍未发现的元素，这些元素的化学性质加上它们在元素表中的位置，就给出了怎样找到它们的方法。现在到了20世纪，科学家针对提出一张类似的、按照各种基础粒子的特性进行排序的表展开竞争。可是，利用宇宙射线或人工轰击所产生的新粒子如此之多，以至于很多严肃的物理学家（当然是来自加利福尼亚的物理学家）开始提出，与其他粒子相比，没有一种粒子是更基础的了，任何一种粒子都可以被看作其他所有粒子的合成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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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夏天，我们在开普敦聆听了关于物理学家默里·盖尔曼（Murray Gell-Mann）和尤瓦尔·尼曼（Yuval Ne’eman）研究成果的演讲，他们二人各自分别提出了粒子排序周期表。在他们的体系中，一些子表包含了八种不同的粒子。盖尔曼将他的模型称为“八正道”（Eightfold Way），这是一种复杂的分类方法，分别对应于佛教的八种生活原则。根据周期表中尚未填满的空白处所具有的特性，盖尔曼和尼曼预言到了一种新奇的、名叫欧米伽-负的粒子可能被观测到的特性。此后不久，真的就像所预言的那样，这种粒子就在位于长岛的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粒子加速器的一次碰撞实验中被创造出来了。分析这种粒子在巨大气泡室留下的特征轨迹，可以判断出它的特性与八正道做出的预测完全吻合。这样看来，似乎利用思考就能理解整个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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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粒子物理学和宏观相对论深深吸引了，它们都是研究物质、空间和时间的学问。将生命用于这些领域的研究将不虚此生。就像我的许多物理学界的朋友们一样，我开始对基础物理学培养起一种近于宗教般虔诚的热情，在这种热情之下是我对名声与不朽的更加强烈的渴望。我梦想成为另一个爱因斯坦，我想将我的生命专注于发现永世不灭的真理。有时，我有一种自觉高于那些追求世俗学问的人们的自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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