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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理论粒子物理学中,还有更进一步细分的领域。纯粹的理论就是确定抽象的定律,就像制定统治世界的神圣戒律。但摩西每次带着新的有效神诫下山而来,总有数不清的、善意的先知们提出的假设被证明是错误的。那么人们怎么判断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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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有美妙,即使是数学上的美妙,是不够的。物理学家必须详尽阐述新理论如何作用于这个世界,从而检验该理论是否正确。从事现象学工作的物理学家要得到这个理论具体的、可观测的结果,必须提出理论与实验间、思想与实际间的现实联系。现象学家详细阐述理论,他们创造出试验性的近似,将理论转化为实用的工具;通过对比实验得出的结果和使用理论计算出来的预期结果,验证或否定一个理论。现象学家更多是在现象表面做文章,而很少触及现象背后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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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想从事纯粹的理论研究,但最终我大部分在物理领域内的时间都可以说是一名现象学家。从长远来看,这对我是非常有好处的。当我转向华尔街工作时,我发现相对于纯粹理论,数量金融更像现象学研究。数量金融主要涉及金融合约估值的技巧,考虑到人类心理上的波动,数量金融更接近于一门表面上的实用研究,而非研究深层次原因的学问。相对而言,物理关心的是“上帝”的神谕,这些深奥的物理定律用简单、直白的语言表述出来,似乎更容易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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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物理学内容充满激情,但我也对现实回报充满极度渴望。激情与渴望持续多年,尽管失望不可避免。10年后的1976年,作为一名牛津大学的博士后研究人员,我对远大抱负的逐渐消逝有过一次顿悟。在十六七岁时,我曾渴望成为另一位爱因斯坦;在21岁时,我曾认为能够成为第二个费曼就能让我兴奋了;到了24岁时,我认为未来能做到李政道那样就可以了。可到了1976年,与另外一位博士后研究人员共用一间办公室的我,意识到自己已经跌落到嫉妒隔壁办公室的另一位博士后了,只是因为他被邀请去法国参加一场研讨会。非常类似的是,很多期权理论家会提到所谓的“时间衰减”,意思是金融股票期权也会随着到期日的临近而逐渐失去其潜在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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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位皮肤科医生可怜的、患有注意力缺乏症的侄子是约翰·多凡,他在几年后也来到美国读研究生。现在他已经是斯坦福大学加速器中心的主任,这个中心是世界上实验粒子物理学领域为数不多的大型实验窒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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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英里-1.6093下米。——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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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你可能认为我列出课程代码太过卖弄了。但亢到现在,30多年过去了,每个无声的代码都会在我面前浮现出一个鲜活的印象:某年、某间教室、某位教授、滑动的黑板、发出烦人滴答声的暖气……还有马上就要学到某种新鲜的、神秘的“炼金术”时的兴奋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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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在高盛的最后几年里,面试了很多申请在高盛投行部门工作的本科生,我常常吃惊于他们对于学过的课程内容居然都不记得了,他们对专业领域内的核心内容知之甚少。我碰见过一位统计专业的大三学生,居然讲不清楚什么是标准差,还遇到过学过好几门电磁学课程的学生,居然不记得麦克斯韦方程。而我是只要学过的,都学得很好。看来他们所受的教育都白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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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客人生:从物理学家到数量金融大师的传奇 第2章 求学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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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生活■精彩的讲座■李政道:苍穹中最闪亮的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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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巴巴的7年■研究生院毕业只算似懂非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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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不介意浪费最好的青春岁月,那么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生活可谓是人间天堂。只要通过了最初的两道坎儿:通过博士资格考试和找到研究指导教授,似乎就没有人会关心在你身上发生了什么。作为一名研究生是一个不错的“闲差”。学校只给你为数不多但能维持生活的奖学金,并希望你不要给他们添麻烦。我在物理系度过了7年清教徒般的生活。我的一个朋友花了10年,最终我们都活着毕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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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人则没有。一个研究生枪杀了他的博士指导教授,不久以后我们就都听说了。几年前,我在《纽约时报》上读到了这样一篇文章,两位研究生在追随诺贝尔奖得主、哈佛大学教授E.J.科里(E.J.Corey)进行研究期间自杀。在写给1998年12月20日出版的《纽约时报》周日特刊的信中,奈阿克区的琳达·罗德伯格这样描述研究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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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现在比以往更甚吧,研究生教育期间是延长的青春期。在这段时间里,高智商的年轻人意识到他们的世界萎缩到只有他们导师的实验室那么小。由于他们的特质与他们科研课题的成果紧密相连,研究生通常对其他选择(如教书、投身实业甚至是换另外一种工作)不屑一顾。希望得到一份体面的薪水,从事一份每周工作50个小时的轻松工作,都被认为是一种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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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非常准确的描述。我们投身科学是由于对它的热爱,认为其他任何事情都比不上它。很多研究生没有通过博士资格考试,只能在第一年年末离开学校;有些研究生通过了考试,但是在找到论文指导教授之前放弃了;有些在写论文过程中认输、放弃了;剩下的就奋力通过并继续一种流动的博士后研究生活。我们中很少有人能轻松过活。罗德伯格女士特别准确地指出,当我们贬低那些未能完成学业转而投身于不够宏伟的事业的朋友时,我们心中充满了秘而不宣的自怨自艾。“羞愧是骄傲的外衣”,当我在布莱克的《地狱格言》(Proverbs of Hell)中读到这句话时,我非常清楚他想表达什么,不过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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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第一年,每学期有四门课,学年结束就是所谓的“博考”,也就是博士研究生资格考试,只有通过了这一考试,才能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对于要从事理论研究的人来说,还要在“博考”中通过一个专门的理论考试。没有这个正式的许可,就没有指导教授会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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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现代物理学知之甚少,以至于即使我通过了博士生资格考试,被允许从事纯粹的理论研究,还是要花上两年的时间补上大量的预备课程。如果我上的是英国剑桥大学,那里硬性要求的课程很少,我可能在三四年内就能获得博士学位。现在,我却要等上同样的时间才能开始研究!我向前迈了一步,却又令人沮丧地向后退了两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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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希望成为理论学者,我面临的选择很少。没有适当的教育,是不可能从事理论研究工作的。我有点羡慕我的那些崭露头角的实验物理学朋友,他们从学徒期一开始就能贡献一些有用的东西——他们可以建造粒子探测器、可以编写电脑程序,还也可以分析数据。尽管从事的都是一些基础性的工作,但毕竟他们有事情要积极地去做。而我们这些理论物理学者则看上去有些令人沮丧的无用和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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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当我搬到华尔街后,我特别喜欢从事数量金融的那种充实、忙碌的工作方式:总是有程序要写、有交易界面要设计、有计算等着去做。能够有点事忙着,而不是一定要超凡脱俗,这种感觉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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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当我在1966年定居纽约的时候,生活水平逐渐提高了。每天早晨我听着WNEW AM频道克莱文和芬奇的广播起床,他们假装在WNEW压根就没有的交通观测直升机上现场直播,其中一个播送打印出来的交通报告,另一个则模仿螺旋桨的声音。直到现在我还能遇到能够回忆起他们没完没了的广告词的人,比如“丹尼森服饰,专为男人打造,新泽西联合区第22大道,早上10点钟到第二天的凌晨5点钟营业,金钱万能,没人走开!”当我听到第22大道的时候,总觉得这好像是克鲁雅克小说中一条带着异国情调的跨国高速路,还有着一点纳博科夫小说《洛丽塔》(Lolita)中汽车旅馆的艳俗。1980年,当我最终决定离开物理学界时,我开车正是沿着第22大道前往位于新泽西州默里山的贝尔实验室参加面试的。这条路一点也不令人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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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纽约上西区,它有着加勒比海式的气候,也有着充满活力的街区生活。曼哈顿是单身生活的绝佳之地。你可以沿着从哥伦比亚大学通往时代广场的百老汇大街一路走下去,边走边看行人,在Automat牌自助咖啡机——这个牌子的自助咖啡机就快要绝迹了——停下来独自喝一杯咖啡,也可以来一份Hopperesque塞满坚果的快餐,这样永远不会感觉到孤单。每个街区都充满了希望。夏天里炎热的夜晚,国际公寓深褐色房子的台阶上坐满了波多黎各人。我的朋友也是我的同学埃泰·胥奇——一个1956年来美国的匈牙利籍难民——告诉我很多生活诀窍。在完成了整晚的作业后,我们会去第123大道和百老汇大街交汇的地方要一份比萨做夜宵。比萨是一个围着白围裙、身着T恤衫的矮小而整洁的意大利人做的,他常常很自恋地对着镜子梳理他的灰发,而他的妻子胖得出奇,坐在一张窄小的,不知怎么居然能撑得住的铁质折叠椅上怨恨地看着这位意大利人。我记得店里投币点唱机里放的是“世界一片宁静”[There’s a Kind of Hush(All Over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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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逐渐适应在纽约的生活,对国际公寓中的白人、黑人、亚洲人之间的安之若素、从容不迫地生活在一起而感到惊讶。21年来,我在南非目睹的是黑人不被关注,成为挂在白人生活之后的黑色幕布。直到此时,这种状态留给我的印象才逐渐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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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被诅咒方式的差异所震撼。我到达曼哈顿几个星期之后才第一次听到“motherfucker”这个词,当时两个10岁的男孩就在沿着百老汇大街行驶的104路公交车上,跟聊天似的用这个词汇称呼对方。这个词第一次听来真的很刺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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