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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直接上司是罗恩·谢尔曼，他是部门总监哈里手下的四位主管之一。罗恩是一位身材矮胖、和蔼可亲的工程学博士，曾是电磁脉冲（EMP）领域内一篇很重要的实验研究的共同执笔者。这项研究表明，核爆炸所产生的强磁场将会在全国电话网电话线上产生法拉第电流的瞬间增大和热量的瞬间聚集，因此，一次核攻击即使没有人员伤亡，也很可能会融化并毁掉整个电话网。罗恩是我们中心最温和、优雅的人之一，富有幽默感，待人友善，尽管他早年经历过家庭悲剧，使他成为两个幼子的单身父亲，其中一个儿子已经能够写出很受欢迎的剧本。在我看来，罗恩在贝尔实验室过着令人艳羡的生活，他自己制定自己上班与下班的时间，且不受别人约束。他兴趣广泛，年复一年积累着更多的学位：先是工程学博士学位，接下来是高级管理人员（Executive MBA，EMBA），最后我想好像是个法律方面的学位。在贝尔实验室，行政助理和秘书类的岗位很少，罗恩会在我准备下班时，把一堆文件交给我，让我复印给小组里的每一位同事，而他似乎可以从中得到一丝快乐。有时，他会让我在小组讨论会上做会议记录，并称赞我写的字好。不幸的是，这让我感到自己很重要的同时，也感到自己很幼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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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恩和我不过是巨大科层体系中的两个节点。在贝尔实验室和AT&T还没有分开时，这个巨大的科层体系不但包括整个贝尔实验室，还包括AT&T、西部电力公司以及天知道还有哪些属于整个贝尔系统的组织。每个主管下面有三四个MTS（技术人员，譬如我），每个部门总监（如哈里）下面有四五位主管（如罗恩），每位“吉米·唐斯”下面又会有四位“哈里”。从这里开始，整个组织架构向上延伸到越来越高的层级，最终把整个公司都包括进来。我曾经想过，如果他们再将公司扩展四个层级，或许他们就会把整个美国的成年人都变成雇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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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新来的员工都会逐渐凭直觉意识到这种报告层级。当你第一次进入公司，很快就会有人向你解释说，贝尔实验室组织架构里的职位要比AT&T组织架构里差不多同等级的职位高半级。这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位于贝尔实验室底层的技术人员事实上“几乎相当于AT&T里的主管”。我在贝尔实验室的五年中，经常听到有人大声说“我刚刚参加完一次四级会议！”我一直没有搞明白，这种说法到底是指这个会议非常重要，需要有一位来自高高在上的第四层级的人出席来体现其重要性，还是指会议议题涉及广泛，需要同时有四个层级的人参加呢？职级越低，级别越高，你会为这些职级高的人身上散发出的神秘色彩而颤抖。吉米·唐斯常说，除非你自己得到提拔，否则你永远不会理解比你高一级别的人的行为，比你高两个级别的人的行为注定永远就是个谜。这种说法听起来有种卡夫卡式的怪诞意味。华尔街整体上（特别是高盛）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当我在这些地方工作五年以后，并没有因为职级高低差距悬殊而带来恐惧感。那时在高盛，如果业务上需要，你是非常容易接近那些重要（也是很富有的）人物的。举例来说，在我进入高盛的第一年里，我就曾与鲍勃·鲁宾谈过好几次话，那时他还是固定收益部的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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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贝尔实验室系统是一个庞大的科层体系，大概有100万的工作人员，从架线工到律师。贝尔实验室有着自己内容丰富得像百科全书式的各种各样的规章和制度。我有一次亲眼目睹一位主管在我为了一件临时任务需要向纽约打电话时，把行为手册翻了个遍，想找到这件事的合适处理方法。就像军队一样，贝尔实验室把你身上所有有关特长、学位或荣誉这些外在的装饰物都全部剥去，然后赋予你它自己的装饰物——主管、部门总监、中心主任，以及再往上的一些头衔。不知为什么，大家都理解公司卡上不能印上外面的学术头衔。安迪·索尔特豪斯是一位前物理学家，也是一位对天文学充满兴趣的业余爱好者，喜欢观测小行星，他比我先加入贝尔实验室。他对这种现象的解释是，这有助于缓解紧张关系，否则一名带有博士学位的技术人员向只有硕士学位的主管汇报工作时会出现尴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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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理空间上说，商业分析系统中心坐落在久负盛名的默里山建筑群北部边缘地带简陋的活动房屋中，这片区域也是贝尔实验室最有趣，也是最有学术气息的部分。从逻辑空间上说，我们是网络系统区域90号的一部分。而10号区域虽然是数字最小的，但却是皇冠上的明珠，是一个纯粹的研究中心，那里有着一流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从事着最尖端的研究工作，他们没有向政府寻求经费支持的负担。在那些没有放开竞争的日子里，AT&T公司是因政府管制而产生的垄断企业，它可以凭自己的需要制定价格，让消费者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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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号区域在计算机科学和物理学方面的科学家绝对是世界级的。在那里，布莱恩·柯尼汉、丹尼斯·里奇与合作者们共同研发了现在名扬四海的C程序语言和UNIX操作系统，后来还设计了一整套应用程序，他们还给这些应用程序起了一些呆里呆气的名字，如“awk”“ed”“sed”“finger”“lex”以及“yacc”。10号区域在使人们广泛接受程序即是工具又是文本的观念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程序语言写出来不但为了控制电子机器，还是为了让人读懂，为人所用。在贝尔实验室，人们以计算机编程为傲，并将其视为一种艺术。在物理学和工程学方面，贝尔实验室拥有实验方面和理论方面的强大研究力量，在电子学和信息理论方面都做了大量研究，使得后来通信领域的很多进展成为可能。巴丁、布拉顿和萧克利就是1947年在贝尔实验室发明了晶体管；克劳德·香农于1948年在《贝尔系统技术杂志》（Bell System Technical Journal）上发表了里程碑式的论文《一种关于通信技术的数学理论》。这里也做基础性研究——由于发现了罗伯特·赫曼（Robert Herman）所预测的宇宙大爆炸后遗留下来的宇宙射线，彭齐亚斯（Penzias）和威尔逊（Wilson）获得了诺贝尔奖。即便是我在贝尔实验室的工作期间，霍斯特·斯特默（Horst Stormer，现在在哥伦比亚大学）对量子霍尔效应进行了研究，最近凭借这项研究使他与他人共享了诺贝尔奖。就在1984年我要离开贝尔实验室的时候，费曼来这里做了一次关于量子计算的讲座，当时这项技术刚刚起步。10号区域的经济学研究团队（后来解散了）同样声名远播，罗伯特·莫顿（Robert Merton）于1973年在《贝尔经济学与管理科学期刊》（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ience）上发表了他的权威论文“理性期权定价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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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号区域里的人有着明显的自由，我羡慕那里的每一个人，并对自己都能感觉出来的不自由感到懊恼。我连续好几年与他人分享一辆小型货车上下班，往返于曼哈顿和默里山之间，因此得以接触到其他一些像我一样在贝尔实验室做应用研究的技术人员。我注意到那些从研究生院直接到贝尔实验室工作的工程师，能很快习惯于这里的官僚习气和不被重视的感觉，他们不知道还有比这更好的。但是我们这些曾经是独立科学家的人，总是对这里的行政机构氛围而感到恼火，我们中的很多人最后都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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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托伊是几年后我在高盛的合作伙伴，他曾是一名实验粒子物理学家，他的博士生导师是杰里米·弗里德曼（Jerome Friedman），弗里德曼因为在深入质子内部的非弹性电子-核子碰撞实验中发现夸克的结构而获得诺贝尔奖，也正是这一实验启发了我的博士论文研究。比尔在进入高盛之前也是在贝尔实验室工作，他经历了与我一样的困惑。我们这种人的问题在于，我们希望取得某种成就。而贝尔实验室则更适合那种对摆弄最先进的昂贵仪器设备感兴趣的人，但我却不是这样做事情的，我的满足感来自于创造出一些什么东西。可在5号楼里，我所参与的一些项目最终都令人困惑地陷入了绝境。你做了些工作，写了一些内部报告，哈里向吉米·唐斯做了汇报，然后唐斯宣布这个项目因为某个不明所以、神神秘秘、说不清楚的原因而失败或成功了。由于所有权属于贝尔实验室，我们写的报告是不可以对外发表的，可通常是，公司内部也不会有人真正用到这些研究成果。我越来越觉得“信息需要自由”这句话说得真是太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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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憎恶贝尔实验室中对管理层的顶礼膜拜。我进入贝尔实验室的时候已经35岁了，一到那里我很快就意识到除非成为管理者，否则在90号区域内是得不到尊重的。在我以前研究物理的生涯中，才干和技巧就是一切——你会对那些为了成为行政管理者而停止创造的人感到遗憾；可在贝尔实验室，才干似乎是一种商品，是一种可以供管理者购买和再分配的原材料。事实上，主管们是禁止从事“技术工作”的，理由是这些工作会与下属竞争从而降低士气。因此，管理者们就成为了公司内部的调配专家，他们似乎已经放弃了自身的能力，而去适应只在这家机构、只在当时才有价值的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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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贝尔实验室，我感觉自己年龄太大了。我的同事认为所有40岁以上的技术人员都在走下坡路。我也违背了自己良好的初衷，开始这样看待他们和我自己。我难以想象这样的日子再过20年会变成什么样子。当我最终去高盛工作的时候，我发现高盛会欣赏过硬的技术和才干，我对此感到宽慰和兴奋。交易员、销售人员、程序员、期权专家，他们都靠自己的双手工作，发家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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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也是在贝尔实验室，我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政治正确。那时还是在1981年，我们每年都要离开公司参加一次为期一天的集体治疗性质的会议，会议由外部咨询师负责组织。在那里，我们接受色彩和性别敏感度的训练。我们还玩集体游戏，就是那种必须当着大家的面宣布把自己看作哪种动物，并说明原因（一个在其他方面都很温顺的女同事，将自己说成是狮子，原因是狮子是以杀为荣的雌性动物，一年之后她就成了我的主管）。我们听音乐并描述音乐所唤起的感觉。我们还假设工作场所出现危机而表演小品。以其中一个情节为例，我们被告知一群男技术人员和女技术人员去离公司不远的餐厅吃午餐，其中没有他们的主管。在餐馆里，其中一个男技术人员讲了一个黄色笑话，其中一个女技术人员觉得受了侮辱，那么女技术人员应该：（a）保持沉默；（b）向这名男技术人员提出抗议；（c）在返回贝尔实验室后向主管报告此事？我记不清正确答案是哪一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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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被认为应该在这些工作之外的会议中向同事和主管坦诚你自己的私人想法，然后第二天回到单位再与他们一起工作。这种对个人隐私的侵犯表面上的合理理由是，你的性格和个人看法可能会影响到工作的质量，因此公司关注这些也是合情合理了。我憎恶这种将个人生活和公司生活混在一起的做法，原因很简单，我受雇于公司并不意味着我每年一次都要在公众面前讨论我个人的内心烦恼，而且我也特别不喜欢听到别人的烦恼。在20年后互联网泡沫快要破裂的时候，有段时间我也为高盛感到悲哀，因为它也开始充斥着江湖郎中沿街叫卖似的咨询师，成功兜售那些时髦的、专门针对团队建设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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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5号楼里人们处处表现出野心勃勃的样子。跟我们其他人一样同是前科学家的几位女同事，开始热衷于阅读并遵从《为成功而着装》（Dress for Success）之类的书。她们开始穿着带着垫肩的男性套装，系上丝绸领带。一位女技术人员警告我永远不要穿棕色套装，她说话的语气非常认真，以至于我以后真的都不敢再买棕色西服，怕她万一知道什么重要的潜规则。可是，有一天她在倾诉她个人生活的时候却在我的办公室里失态大哭，似乎没人知道我应该表现得公事公办一些，还是应该表现得富有同情心一些。我在贝尔实验室待到一半的时候，因为贝尔系统的解散和贝尔子公司的分拆，贝尔实验室本身有一部分被分租出去了。我仍留在AT&T，而我的一些同事则被派去贝尔通信，这是由贝尔电话公司新成立的一家电信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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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实验室工作的低效率与令人恼火之处可以写满一本书，最能体现其官僚作风无聊本质的愚蠢之处是在1984年，有一次从上层某处发起，要求我们在每周都要填写的考勤表上再填上加班时间（在公司或在家），然而加班根本就没有加班费。这不过是诱导你哄骗领导说你在正常工作时间之外又做了多少工作而已，以此讨好领导。这种荒唐事真抵得上斯科特·亚当斯创作的“呆伯特”（“Dibert”）讽刺漫画。而亚当斯本人就在太平洋贝尔公司工作过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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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贝尔实验室的生活也有好的方面。中心里充斥着前科学家和数学家，他们中的一些人是顺应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时代潮流”而从学术界退出来到企业工作的。其中有些粒子物理学家我以前就认识。我与马克·格尼斯伯格逐渐交好，他对任何形式的难题都兴致勃勃。我去贝尔实验室面试那天，他正好不在。但我正式开始工作后不久，对很多相同事物的共同反感把我们联系在了一起。我离开贝尔实验室转投高盛6个月后，他步我的后尘离开贝尔加入了所罗门兄弟公司。马克、我还与拉里·凯格利斯交上了朋友。凯格利斯是一位与我年纪相仿的物理学家，几年前当他还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广义相对论博士生时我就遇见过他。史蒂夫·布拉哈是另外一位前粒子物理学家，过去7年里我在各种学术会议上经常遇见他，他放弃了威廉姆斯学院的博士后职位，也来到了中心工作。几年后，他也离开了贝尔实验室，成为一位波士顿地区的软件咨询师和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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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拉里和我经常混在一起。有一次，我拉着他们去位于纽约的伦理文化协会，听秋阳·创巴仁波切本人的一场讲座。拉里像我一样受到讲座内容中不同寻常之处的吸引，并对莱克分析法产生了兴趣。几年前我曾看过马克维耶夫关于莱克的有趣影片《W.R.：有机体的秘密》（W.R.：Mysteries of the Organism），很欣赏影片中斯拉夫式的感受力和在性压抑与政治压抑之间的巧妙平衡。现在我正在阅读莱克学说的追随者迈伦·沙拉夫所著的讲述维尔姆·莱克与众不同、令人难忘的一生的传记作品《愤怒在地球上》（Fury on E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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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实验室的生活是相对松散的，我们常去第22大道的低档新泽西小饭馆吃午饭，可以吃很长时间。当我们偶尔带着来面试的人出去吃晚饭时，一定会去L’Affaire。这家餐馆不落俗套、复杂难懂的名字就等于告诉你经营这家餐馆的是什么样的人，它卖的是什么菜，以及什么样的人才会去吃。有一次我们在外面用过漫长的一餐后，外面下起瓢泼大雨，马克、拉里和我坐在停车场我的车里，开始琢磨起一道在中心里广泛传播的、著名的两个安全套组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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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人很难抵挡住将同样的做法推广到N对恋人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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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里是一位认真的马拉松爱好者，他和我都是贝尔实验室里一小群热衷于跑步的人，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利用午饭时间长跑几次。我们会下楼去一间小淋浴室，这间淋浴室是归大楼和运动场管理员使用的。我们在那里换衣服，然后去草地上做热身运动，跑上30~45分钟，调整一下，做一些整理运动，洗个澡换上衣服，然后去自助餐厅吃饭。整个过程差不多要用两个小时，占工作时间中的很大一块，特别是如果工作时间安排是朝九晚五的话，但似乎没人会在意。我在此前后都没有这么健康的身体状态，也没有跑得这么快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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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小组内部也偶尔搞一些教育性质的学术交流会，有一次是在1981年年初的时候，拉里介绍了布莱克-斯科尔斯理论，我在那之前从来没有听到过。当听到期权的收益居然也涉及在粒子物理学研究中曾用过的海维赛德（指标）函数中的代数和微积分时，我开始有些感兴趣了。后来我读到过一篇伯克利大学的马克·加尔曼的早期论文，他对同样的这些关系进行了分析。但期权理论与我们贝尔实验室中的工作关联不大，我暂时的兴趣很快就消散了。我不明白什么是对冲或风险中性，也不关注股票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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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后，拉里、马克和我被派往麻省理工学院参加一个为期两周的管理人员暑期金融培训班，斯图尔特·迈尔斯给我们上课，用的是他和布雷利合著的教材。我们住在大学宿舍里，尽情享受远离公司生活的自由，下午晚些时候在麻省理工学院的跑道上跑步，晚上在Cambridge吃晚饭。迈尔斯的课程主要是讲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我着迷于金融理论与热力学之间明显的相似之处。我看到了热能与金钱、温度与风险、熵与夏普比率之间的或许过于牵强的联系，但那时我还没有想清楚如何利用这种相似之处。课程非常短暂、密集，我们在学习方面也没有花足够多的时间。课程的讲师之一是泰瑞·马什现在是伯克利大学的教授，也是金融软件公司Quantal的创始人之一。那时，他才刚刚小有名气。多年后，当我参加专业金融会议或要在伯克利哈斯商学院做讲座时，总是乐于去拜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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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是将AT&T视为一份工作，而且是一份令人失望的工作。可哈里却有着强烈的精神使命感，认为我们都在为提高人类通信事业贡献一份力量。那时我每想及此总是想笑，但在某种层面上也许他是对的。不管怎么说，他、马克和我都憋闷得要死，都在5年内离开了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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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贝尔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创造软件的美妙。不了解的人将其称之为“编码”，好像有些机械的意味，表示仅仅是不动脑子地将一种符号转换为另一种符号。喜欢它的人常自称为“程序员”。不管怎么称呼，我发现编程是最纯粹的活动之一，是真正的利用语言的建筑。然而我在科学界和商业圈的朋友们竟然奇怪地对编程一致反对——他们认为编程远远没有研究物理或是赚钱重要，但我就是喜欢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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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编程做得不错的时候，你是在尝试着设计一种机器去完成某项任务。你利用人造的编程语言设计，如FORTRAN、Lisp、C++以及Java。编程无异于让一位朋友帮你完成某项任务，最大的不同是计算机比任何朋友都要抠字眼，因此这项任务的每一个细节都要描述清楚，就好像这台计算机对整个世界一无所知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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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0年我到贝尔之前，我从来没有意识到编程能够如此美妙和具有挑战性。我从来没有用过计算机终端。在我求学和博士后期间，我所有的编程都仅仅是为了一次又一次地获得复杂数学公式的计算数值。我认为计算机不过是过于美化的计算器而已。唯一一次例外是1965年在开普敦大学时，我用打孔卡片向机器里输入一个词汇，从而创造出随机生成的短诗。我以前一直将那次尝试当成是一种儿童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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