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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我在贝尔实验室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从事设计编译程序的工作。我花了好几年的时间设计并运行了一种我称之为“HEQS”的语言，也就是“分级方程式计算器”（Hierarchical Equation Solver）。这是一种关于方程式的语言，为那些知道如何列出方程式，但又缺少足够的数学知识或时间来解方程的商务人士而设计的。这一名字体现了UNIX操作系统工具程序所必备的短小、可爱，但它还是“邪咒”（hex）的音近义异词，简明地反映了我暗地里对在5号楼那段生活的病态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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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lex或yacc相似，HEQS是非过程语言，使用者可以说出他们想要做的事情（如“求解这些方程”）而不需要明确列出完成任务的过程（相反，FORTRAN语言和C语言都是过程语言，需要程序员极其痛苦地列出如何执行任务的详细细节）。在HEQS的最终版本中，你可以让它求解上千个代数方程（线性、非线性或二者都有），它也会告诉你因为在你输入方程式时所犯的哪些错误使得求解进行不下去。HEQS还为分析一组方程式提供了工具，使用者可以检验输入和输出之间的关系，从而弄清楚一个变量值的改变通过怎样的链条影响到另外一个变量值。从本质上说，HEQS使AT&T中的商务使用者把时间花在阐明他们的业务活动或是会计模型的关系上，而不必担心怎样去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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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后，当个人计算机被广泛使用后，像Visicalc和Lotus这样的电子制表软件为完成相同的工作任务提供了工具。而在那之前，AT&T总部的各种商务人士都是利用HEQS来进行模型计算的，我们中心的很多程序员也将HEQS用在所开发的应用程序中，作为一种计算方程式的工具。在《AT&T技术杂志》（AT&T Technical Journal）的一期中，我对HEQS进行了介绍，很高兴借此涉足研究领域中。[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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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通过研究lex和yacc来设计HEQS编程语言和它的编译程序，独立完成了HEQS的开发工作。当使用者输入想要求解的方程式后，我所开发的程序就会将这些方程式进行分组，重新分成更小的、可以同时计算的方程组，从而使得一组方程式计算出的结果可以作为进行下一组计算所需要的输入值。受到我在贝尔实验室上过的计算机科学课程的启发，我意识到我可以将一组方程式里的每一个变量都用一个定向坐标图里的点来表示，这样一来，重排方程式就相当于在坐标图里把图形分解成有着紧密关系的分向量。我天真地以为在做真正的数学研究，并以此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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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到了哪里，我都有很多可以求助的资源。我发现10号区域的计算机科学技术员克里斯·冯维克曾经写出一套求解联立方程组的UNIX工具。他在斯坦福大学完成他的博士论文时就开始这方面的工作了。那时他的博士生导师是唐纳德·努斯，努斯是著名的四卷本《计算机编程艺术》（The Art of Computer Programming）的作者，也是广为使用的、已成业界标准的数学公式排版和词语处理的计算机语言TeX的发明者。我在贝尔的那个粒子物理学家朋友史蒂夫·布拉哈告诉我说，努斯是他大学寝室室友。当我和克里斯在一起工作时，我对克里斯专业的编程技巧印象深刻。我只是一个业余爱好者，主要靠小聪明，而克里斯才真正是个人物，是在他专业领域内工作的研究人员。我觉得自己注定只能是一个业余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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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QS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很快，中心里的人们就开始用它来求解规模更大的方程组，这时HEQS就需要比我所能提供的更加精巧和高效的设计了。我的HEQS版本只能让使用者用数字（数量）和一维向量来表示金融时间序列。于是，我的一位同事爱德·夏普德被派来和我一起工作，我们计划重写系统来加入多维矩阵变量，以便能够表示更一般的金融时间序列。当我与家人去火岛沙滩上度过两个星期的假期时，爱德突然完全投入系统再设计和重写整个系统的工作中，却没有提前通知我。当我回来后，面对这样一个“既定事实”：系统已经是全新的、增强的、带有APL语言风格的，几乎识别不出来了。现在，爱德的版本可以应用到复杂的动态链接数据结构里，这种结构的细节，我想我这辈子都掌握不了。爱德还聪明地修改了HEQS，当你交互使用它来开发、求解金融模型时，你可以利用它生成一个C语言程序，从而可以以快上好几倍的速度求解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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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程对于爱德而言就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而我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感觉，他在编程方面的娴熟程度也令我很沮丧。1984年年末的某个时候，爱德离开贝尔加入了一家保罗·艾伦创立的位于西雅图的Asymetrix公司。我在贝尔余下的日子里，成了我们成功的牺牲品：我常常要埋首于他的编码中，对留在那里的漏洞修修补补，而产生这些漏洞的算法我从来没有写过，也从来没有完全弄懂过，这种工作一次就要花上好几天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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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也就是在看爱德所设计和编写的代码时，我意识到很多物理学家是如何误解非学术世界中工作和职业的性质了。物理学家总是认为自己很聪明，一旦自降身段从事了“外面世界”的工作，他们的聪明才智能让他们只需朝九晚五地工作，还能超过其他同事。但是在很多非学术工作中，总是有这样一些人：对他们来说，特定的工作并不是一种妥协，而是一份激情、一种投入，他们非常认真地看待这份工作。是他们，而不是那些聪明但漫无目的混日子的物理学家，给卓越确立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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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而言，HEQS的最终结果令我满意。克里斯·冯维克和我最终写了一篇关于HEQS的文章，发表在软件期刊《编程：实践与经验》1984年的某期上。我为能再次发表论文，为正在“搞科学研究”而感到欣喜若狂。即便现在，当我在网上偶尔看到有人引用这篇文章时，仍能感到一阵兴奋，尽管这些引用中的大部分是由于克里斯一直在从事非过程性语言研究的缘故。最近，我非常高兴地发现，贝尔实验室的后继者朗讯公司仍在他们的网站[5]上以89美元的价格销售HEQS。但在这Mathematica和Excel的时代，我不能想象还有谁会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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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1985年在商业分析系统中心工作期间，我几乎没有学到什么商业或金融知识。相反，我在那里学到的软件工程技巧却对我非常有好处，为我后来1987年在高盛设计固定收益金融模型中的很多工作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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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受过良好教育，我在贝尔实验室仍时常感到委屈和卑微。在那里工作约一个月的时候，我带着只有3岁大的约书亚去我们还住着的洛克菲勒大学的草坪上玩。他喜欢把鞋脱掉，光着脚在草地上跑来跑去。在他玩的时候，我坐在那里反复思考我都在做些什么。他突然跑过来，看着我问道：“爸爸，你为什么伤心啊？”我那时就知道了，我每天早晚往来于家和贝尔实验室之间不过是暂时的。我只是不知道，该怎样来结束这段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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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华尔街，直到20世纪90年代晚期，有博士学位的工作人员还很少在名片卜列出学位，因为这样做很容易让人觉得他们不是商业人士。基于同样的原因，宽客和程序员们花了很长时间才开始经常性地在名片上列印电子邮件地址。在1996-1999年随着网络公司的兴起，博士学位才逐步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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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利用C语言这种高级语言来编写操作系统是一种新的想法。最初，操作系统是在每一台新机器上用特殊的、低级的、难以阅读的、简单的“汇编语言”或“机器代码”从无到有、费尽心思写出来的。使用标准的C语言而非每台机器的特殊机器代码在新生产的计算机上编写操作系统时，仅仅需要在机器上运行C语言，然后就可以很快创造出一个UNIX版本的系统及所有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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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对交易是指寻找一对相似股票的价格价差变动在统计上显著的变动规律。如果你认为你找到了这种现象，就可以在价差扩大时卖出相对昂贵的股票，买人相对便宜的股票，然后在价差缩小时进行反向操作。自从塔泰格利业在摩根士丹利取得声名显赫但昙花一现的成功以来，交易公司、对冲基金和它们所雇用的科学家们就开始经常性地、满怀希望地试图建立由模型驱动的这种所谓“统计套利”的赚钱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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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那时，我也开始参加各种各样的计算机科学研究讨论会和技术会议。在这些会议上，我总是惊讶于计算机科学研究和物理学研究的差异。在物理学中，学术研讨会上发言人全部是在讲所取得的成果，而在计算机科学中，发言人讲话的主要内容则是关于计算机系统的研究计划、新计算机语言的提纲以及还没有实施的设想。发表研究成果的门槛似乎是很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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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http://www.lucentssg.com/heq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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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客人生：从物理学家到数量金融大师的传奇 第8章 休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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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在招手■面试投资银行■离开贝尔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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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才能离开贝尔实验室呢？5年来这个念头每天都在困扰我。而且，作为一个爱抱怨的人，我每天回家后都对我的困境愤愤不平、唠唠叨叨，给所有愿意听我的《出埃及记》的人平添烦恼。这个故事是讲我是如何离开学术的富饶之地，而生活在商业分析系统中心这块法老统治之下的地方。我讲述那些强加给我的繁重劳动，策划着如何获得自由。每一天都是《失落的天堂》（Paradise Lost）和《寻找失去的岁月》（In Search of a Lost Time）。我知道我的妻子快被折磨得疯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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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带着3岁的约书亚参加中心举办的圣诞节聚会时，我担心他会露我的馅儿——我在家里有好多个晚上，那么多次在他的耳边用轻视的口气描述我对上司和同事的不满之情，我担心在我介绍上司和同事给他时，他会听出某个人的名字，然后重复我说过的话。在那天早上开车去往默里山之前，我警告他不要重复我说过的关于任何人的任何话。当然，约书亚没有让我难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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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聚会上，马克·格尼斯伯格跟我谈起一次约会，有人带他去看了场他非常讨厌的电影。我们知道我们关于电影的口味正好相反，于是，他对电影剧情讲得越多，我就越肯定我会喜欢这部电影。聚会一结束，我开车回到纽约后就立刻看了这部电影——路易·马勒的《与安德雷吃晚餐》（My Dinner With André），里面有安德雷·格雷戈里和华莱士·肖恩。电影中有一段无拘无束的餐桌上的对话，对比了自我实现的神秘追求与日常生活中平凡的欢乐和失望，引起了我深深的共鸣。它让我想起当我第一次希望成为物理学家时，曾有过的那种对于未来憧憬的感受；它也让我想起在波尔得法界学院冥想时，曾感觉到的对幸福的体验。在那个12月的下午，《与安德雷吃晚餐》激发了我对未来生活的巨大希望，让我感到了提升般的救赎感。这部影片让我回味了很长时间，差不多一个多星期才慢慢淡去。两个月后，为了弄清这部电影给我带来的绝佳感觉是否纯属偶然，我又去看了一遍这部电影，这次感觉更好，尽管这次的余味只持续了几天的时间。马勒、格雷戈里和肖恩将那种希望和绝望的中间地带刻画得非常成功。几年前，我还看过他们的《泛雅在42街口》（Vanya on Forty-Second Street），第一次观影和第二次观影都同样令人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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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天真，认为“向钱看”是有失尊严的，但其实“向钱看”是贝尔实验室所有应该要完成的工作的基础。尽管在物理学研究过程中经历了种种世事变迁，但那时我是出于喜爱而工作，可现在我是为了钱而工作。尽管贝尔实验室位列1985年美国最值得工作的100家公司之一，但它却在我自己列出的曾经工作过最糟糕公司名单上位居榜首。我认为我的宿命就是，经过现实生活的磨砺之后，我对生活和工作的那些自命不凡的幻想被痛苦地从身上打磨掉了。只有这个过程完成之后，我才能享受在高盛的生活。如果我研究生院毕业后直接进入高盛工作，我也会痛恨高盛那强烈追逐金钱的“铜臭味”，就像痛恨贝尔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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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我还为改变我的生活所困扰。在商业分析系统中心，有个软件研究小组，小组里面有一群杰出的程序员。戴夫·科恩在我手下做过好几个职位，当时正忙于设计现在很流行的UNIX系统Korn外壳（shell）；艾姆登·甘斯纳和乔纳森·肖皮罗都在一般意义上的面对对象程序语言上，特别是在斯特朗斯特鲁普的C++语言环境上，满怀热忱地做出过贡献。我曾尝试调职到他们小组里，但唐斯坚持认为我只有跟他们在一起才能做有兴趣的研究的想法太狭隘了。也许，幸好是这样吧。尽管我羡慕艾姆登那种冷静、不受外界影响的工作方式，但无论如何也无法效仿。他在调试程序过程中从来没有寻求过别人的帮助，但却能认真阅读所需要的任何操作手册，并耐心地深入钻研，一直努力到把问题解决掉为止。可我碰到问题时，一有机会就要寻求别人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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