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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特团队中另外一名成员是雅各布·戈德菲尔德,他是个不修边幅的、胡子拉碴的、个子瘦长的、年轻的哈佛大学法学研究生,他从来没有考虑过进入法律委员会,毕业后直接进入高盛成为一名交易员。戴维也拿胳膊夹过雅各布,我们相处得很愉快。雅各布本科学的就是物理,而且自己能够编程设计很多自己的交易工具。雅各布非常聪明,很快就流露出一种不显山露水,又让人印象深刻的神秘色彩,同事们也开始对他另眼相看。他把员工卡紧贴胸前,从所有人那里获取信息而自己却不泄露任何信息,体现了一个完美的交易员所应具有的气质。不像20世纪80年代那些“宇宙主宰者式”的交易员,雅各布从来不说脏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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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知道雅各布是鲍勃·鲁宾的门徒,也是他的耳目。毫无疑问,雅各布在晋升方面是上了快车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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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进入高盛第一个星期里拉维留给我的问题,根植于美国20世纪80年代初的经济情况。高盛是“卖方”:我们卖出股票给资产管理者、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共同基金等“买方”机构。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利率高企的时候,很多这些买方机构买入由企业、市政当局、政府所发行的债券,他们能够获得非常高的收益率。但当从卡特总统执政时期通货膨胀达到顶峰,利率达到高点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利率水平一路稳步下滑。债券支付的利息越来越少,这些基金不能获得前几年那么高的收益水平。为了提高不断下滑的收益率,很多基金公司开始通过间歇性地卖出基于他们持有的、特定债券的短期看涨期权,从而提高他们的收入。而提供这些看涨期权能够赚到很多钱,于是在1986年年初的时候,高盛的国债期权业务大幅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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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严密地说,基于债券的看涨期权是一份双方对赌合约,赌的是债券价格在未来约定的到期日时,是否会高过一个事先约定好的执行价格。到期时,如果债券价格高于执行价格,买方赢得赌局,他可以执行期权获得收益。看涨期权的收益就是到期时该债券的市场价格与执行价格之差。看涨期权的卖方要将该债券交给看涨期权持有人,并换回相当于执行价格的钱,尽管该债券现在已经变得更加值钱了。概括来说,就是看涨期权持有人获得债券价格高出执行价格的部分,但债券价格低于执行价格则没有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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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方基金公司向高盛卖出看涨期权获得额外收入。拥有价值100美元国债的共同基金,可以卖出基于该债券的一年期看涨期权,执行价格为100美元,期权费为2美元,这样就提高了他们的收益率。只要该100美元的债券本身没有升值,这2美元就是意外之财。但对于期权而言,有一分回报必有一分相应的风险。假如利率下降,一年后该债券价格上涨到106美元,这种情况下高盛就会执行看涨期权,要求共同基金将价值106美元的债券按照100美元的价格卖给高盛。这样就会使基金公司获得了2美元的期权费,但却在债券价值上损失了6美元,净损失为4美元。从本质上来说,基金公司就是在赌利率不会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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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盛的角色就是作为客户的“裁缝”。基金公司可以卖出上市交易的利率期权和国债期货合约进行“打赌”,这些合约在芝加哥交易所里都有挂牌交易。但这些上市交易的投资工具只有有限数量的标准执行价格和到期期限,太过局限而不能与基金实际持有的债券的特定执行价格和到期时间相匹配。为迎合这部分市场需要,高盛从基金公司手里买入场外(OTC)看涨期权,每份期权都是基于基金所持有的特定债券私下商定的定制化合约。这种期权合约的到期日选定在基金公司每个季度需要公告收益的日期之前。如果利率没有下跌,基金公司赢得赌局,他们获得期权费从而提高了他们可以用来公告的收益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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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很多业务发展的早期阶段一样,出售债券期权的公司收益颇丰。交易部门可以为一家基金的特定需求而量身定制一份期权,并据此收取额外的费用。高盛的债券期权部门通过买入价格相对便宜的、交易所上市交易的期权和期货来对冲卖出的定制化期权所产生的风险,两个操作方向上的支付近似匹配。利用交易所上市合约对冲定制化期权有一定风险,执行价格和到期时间的不匹配使得对冲只能近似实现,并不能完全精确对冲掉风险。你可以想象一下,我们部门因为愿意承担和管理这种风险而收取的费用是多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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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一种期权对冲另外一种期权,像高盛这样的公司需要模型来告诉你每一种期权的价值,以及期权对于利率变化的敏感度。拉维让我去学习的、久负盛名的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模型是针对股票期权的,并不严格适用于债券期权。股票相对简单,它们并不保证未来会支付股利,也没有约定的到期期限,因此它们的未来价格也是不受限制的。而国债就有些复杂了:因为它们承诺到期后要偿还本金,其到期日的价格就限定在面值上了。而且,由于所有的国债都可以被分解成一组到期日不同、更加简单的零息债券,那么这些债券之间就是相互关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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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新上司拉维曾尝试对适用于股票期权的布莱克-斯科尔斯模型进行修订,以使其适用于债券期权,至少能近似地适用于短期国债期权。他已经写了一个计算机程序来执行修正后的模型,现在的债券期权部门就是据此进行对冲操作的。随着他们对这个模型的逐渐熟悉,皮特·弗洛伊德负责的部门发现拉维的模型对于短期期权是适用的,但对于长期期权而言是有问题的。由于没能充分考虑到债券价格长期变动行为,这个模型存在着各种各样理论上的不一致。这只是一个具有独创性的初次加工,快速地做出来是为了让债券期权交易部门尽快开展业务。但现在,无论是模型本身还是它的计算机交互界面都需要做进一步提升。我进公司的几天后,拉维指派我对模型进行扩展,对程序进行改进。这是我第一次与交易员一起工作,正是在与拉维和交易部门的同事一起工作的几个月里,我了解到了作为一名宽客要注重实效,要以业务为导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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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交易部门的角度出发,在业务中使用这一模型的最大障碍并不是理论,而是缺乏一个对用户来说形象、方便的界面。每一次销售人员需要对与客户可能达成的期权交易进行估值时,他首先都必须一行接一行地输入债券当前价格、到期期限、利息以及期权的到期期限与执行价格;然后,销售人员还必须输入当前短期利率和假设的债券未来收益的波动率;最后,还要按一下回车键,程序才能根据模型计算出期权的理论价值,并告诉你如何利用标的债券对冲期权的风险。如果你希望计算在不同波动率、到期期限、执行价格水平下的期权价值,你必须重复以上步骤,一而再,再而三地输入所有变量值并敲击回车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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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成一笔交易可能要花几天的时间。通常,客户会从高盛这里拿到报价,然后打电话给另外一家交易商从而得到他们的报价,对比一下,经过仔细考虑后,第二天,客户会打电话回来继续商讨。在这个节点上,我们部门的同事就要再一次运行估值模型程序,重新输入所有交易中的变量进行估值。这个过程降低了与客户互动的效率,对于迅猛发展的业务来说也实在太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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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设计方面也有缺陷。拉维的编程是用FORTRAN语言完成的,但科学界和金融学界对编程语言的应用已经迅速朝C语言方向发展,C语言对于协作软件开发提供了更好的工具。拉维指示我要学习期权理论,用C语言再重新编写程序,设计一个更加友好的用户交互界面。这是一个完美的任务,因为它立刻就把我暴露在理论、执行以及业务互动面前。我首先用了接下来的几天时间快速浏览了一下股票期权理论,就如最初在考克斯-罗斯-鲁宾斯坦二项式文章中所阐述的那样。然后,我研究了一下拉维的FORTRAN语言版本的债券期权模型,开始在FSG部门的VAX计算机上利用C语言重新编写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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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我研究了多种用户界面,调整设计以便能适应社会和计算机环境。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拉维就开始变得不耐烦,急躁易怒。我上班仅三个星期后的一天,由于我花的时间超过了他的预期,他提议或许他应该将这份工作交给另外一个人来做。那天晚上回家后,我反常地带着笑容向埃娃诉说了我第一次尝到的华尔街的残酷无情,并得到了埃娃深表震惊的同情。我想向她展示的是,随着我从物理学领域彬彬有礼的小树林来到了资本主义冷酷无情的机舱里,现在的我已经进入这样一种世界,这里比我小10岁或更多年纪的人发现我跑的不够快时,就会把鞭子在空中甩得啪啪作响。但事实上,这并不是那么糟糕——华尔街从来就是能人可以称王称霸、不讲礼貌的地方。对我来说,这算不上什么侮辱。从那时起已经19年过去了,在这19年里,我曾被年轻的交易员呼来喝去,在电梯里被刚当上合伙人的家伙充满鼓励地拍过后背,捏过肩膀,还有一次当着交易大厅里所有人的面,我被一名满嘴脏话的愤怒的女销售员咒骂,被逼着穿过交易大厅。这里普遍缺少对年纪的尊重,使得你也只能对自己的年纪置之不顾,我喜欢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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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快就完成了这个模型的编程工作,开始考虑着给它设计一个友好的用户终端界面。在那些还没出现苹果公司Mac操作系统、微软视窗系统的日子里,可供选择的窗口设计还很少。由于一直受到UNIX设计理念的影响,我开始开发我自己的一套用来进行数据输入和结果显示的工具包。我快速翻阅了UNIX系统中“curses”软件库的操作手册,这一软件库能让你灵活地阅读和编写出每行80个字符、共24行的全屏文本,还能用来设计交互界面。用了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间,我就开发完成了Bosco,这是用我儿子约书亚那可爱的名字缩写来命名的一款新计算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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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新模型更好,但我的新用户界面却收到了最大的反响。它使与客户讨价沟通变得更容易了。所有模型的输入变量和输出变量都在一个计算机屏幕上可视,屏幕上的一块区域用来输入数据(如债券利息、到期期限等),另外一块区域用来显示模型的计算结果(如期权的价值、套保比率等)。还有一些区域是用来存储关于客户和这笔交易的相关信息的。要运行模型获得期权定价,只需要按下“计算”按钮即可。要改变输入区域内的数值,你可以移动光标到相关区域,输入数值,再次按下“计算”按钮。与以前命令行界面的FORTRAN语言版本相比,使用者使用这个版本就不需要无数次敲键盘了。更有用的一点是,你可以在任何时候保存潜在交易的所有细节,将其存入一个计算机文件中,便于以后检索。如果你与客户的初次交谈中使用了这个程序计算出了一个期权的估价,那么你就可以把所有信息保存在文件里,然后第二天你们谈到哪里就可以继续谈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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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以今天的标准来看是极简单的,但这个程序在当时与部门之前曾用过的程序相比,还是出乎意料得好。交易员和销售人员都万分高兴。每天开始时,通过以模板的形式创建并保存期权交易最常用的相关信息,销售人员就可以快速对客户需求做出反应,用更有效率的方式来接纳更多的客户询价。从那以后,我一直都没有忽视一个简单的、设计良好的软件改进对商业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尽管对于宽客这一群体而言,真正的荣耀在于建模,但他们也能通过提高交易与销售的人类环境而发挥出极为引人注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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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后,当我成为权益业务部量化策略小组的负责人时,我总是尝试给新来的员工创造出像我第一次那样幸运地同交易部门合作的机会。我给他们设定题目,解决这些题目有益于交易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同时需要理论分析和软件实现。通过这种方法,我希望他们能与他们交易部门的最终用户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学习专业术语以及业务操作模式,融合理论与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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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很多组织机构一样,那年12月拉维招我加入的高盛金融策略小组也充满了政治斗争。在我加入高盛之前离开的斯坦·迪勒,据说经常开玩笑说他的头脑在华尔街只能算是二流的。为了取代他,推动业务发展,主管固定收益部的公司合伙人从中西部地区引入了两名金融学教授:一位又高又瘦,讲话速度飞快,超级自信;另外一位则矮很多,讲起话来慢吞吞的。他们的到来并没有取代斯坦在头脑排行榜上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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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带来的新管理体制与我曾看到过的迪勒的管理体制完全不同。迪勒对FSG的领导看上去有些独裁,但将交易视为一门科学。他突出金融学研究的数量方法,强调软件开发和交易系统的重要性。他招募具有博士学位的雇员——工程学家、物理学家、计算机科学家、数学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进入公司之前对金融一无所知,都是边工作边学习金融理论和业务。他所招募的人都是能立即上手研究金融、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的,都对我还一知半解的金融世界具有跨学科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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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领导更强调管理。他们被授予了自由处置权,于是就开始了一场招聘的狂欢,迅速将原本只有15或20位前科学家组成的策略小组扩展成为一个超过百人的组织。很多新招募的雇员是职业经理人,他们声称自己更清楚如何与交易员沟通。他们肯定非常清楚地知道,他们已经找到了一份美差。只要它存在一天,他们就要精明地尽可能充分利用它。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本来主要工作是建模和编程的小组,变成了一个“倒三角形”:只有一两位熟悉技术的员工处在倒三角的底层,支撑着在他们上面的一大群管理人员,这些管理人员将技术人员的工作结果传递给交易部门,然后再将交易部门的反馈意见向技术人员传达下去。拥有博士学位、擅长研究或能够编程的人在这种管理体制下毫无优势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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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加贝茨以其惯有的精准判断和犀利话语,开始把金融策略小组的两名新领导称之为“笨蛋”和“蠢材”,并充满讽刺地把他们领导下的这个小组成为“金融灾难小组”。1986年的高盛,仍习惯于“管理”宽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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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存在着政治斗争,我仍非常喜欢高盛和FSG,在那里我与很多程序员和宽客成为好朋友。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比我年轻很多——这是我的第二份工作,却是他们的第一份工作。在我毫不起眼的卡位里不停工作——我去高盛的第一年里还没有办公室——我有时会觉得不大协调。一天,当我一边对我的债券期权模型编程,一边不经意间吹起披头士乐队歌曲的口哨时,我听到邻座卡位的23岁小伙子转过身来惊呼“你怎么知道这首歌?”然而,事实上只要你有能力,年纪并不怎么重要。特别是从那时起,逐渐动荡的金融市场——1987年和1989年的股灾、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破产以及1998年俄罗斯的债务危机——都使得成熟的外表成为一种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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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认识的新同事中有一位叫罗斯科,他性格温和,乐观而不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是一个小组的组长,小组里都是很幽默的、持不同意见的程序员。罗斯科将这些程序员做的卡座区域称为“不同意见者区”。不同意见者区的人吃午饭都很早,吃过午饭之后会去布鲁克林大桥散步,然后再回来。罗斯科的真名叫威廉·仲马,传说与法国小说家大仲马还有些关系。他非常不屑于FSG新的管理体制。有一位新来的管理信息系统经理,他从他前上司那里照搬来了如何保持编程风格的过时的公司备忘录,罗斯科称这位经理为“循环大师”。罗斯科在给新加入FSG的新人起一些颇有创造性又引经据典的绰号方面有点天分。他的方法是用伦敦音押韵,并配之以联想出来的俚语。举个例子来说,数字“five”就被称为“Lady”,因为“Lady”是“Lady Godiva”的简写形式,而“Godiva”又跟“fiver”这个词押韵,“fiver”又是以前5英镑钞票的非正式表达法(就像“你能借我5英镑吗”里出现的一样)。用这种方法,他给一位新来的巴基斯坦程序员起绰号为“Mander”,因为这名程序员的真名叫“Salah”,能让人联想起“Salamander”[1]这个词。罗斯科给我命名为“E-man”,我很喜欢这个名字,因为这个叫法类似于我从小南非的家人和朋友称呼我的名字“Emanuel”的简称。就像罗斯科给其他人起的外号一样,这个称呼伴随了我在高盛余下的岁月。1994年固定收益市场暴跌之后,罗斯科离开高盛转投一家位于旧金山,名叫Iris的金融软件公司。这家公司是我的一位老朋友运营的,他原来是富国银行(Wells Fago)的一名宽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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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盛的另一位新雇员是南非小伙子乔纳森·伯克,他只有本科学位,在高盛的工作是分析员。他对金融和市场有着狂热的兴趣,从他身上我很快就第一次看到了什么是商业思维。我到高盛不久,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了,年轻、天真、热情的乔纳森一听到这个消息,急忙冲出去给他高盛的股票经纪人打电话,要求买入Morton Thiokol公司股票的看跌期权,Morton Thiokol公司为挑战者号航天飞船的助推器提供的密封圈是漏气的。乔纳森希望从这家公司股价下跌中获利。看到他在这次航天灾难中的迅速反应,我认定乔纳森生来就是做生意的料,但我错了。乔纳森后来受到金融理论的激励,几年后离开高盛攻读了一个博士学位,现在已经是伯克利大学的教授了。2000年11月,我们时隔15年后再次相遇,那次我代表高盛参加伯克利大学新设的金融工程学学位赞助人会议。他还是那样热情,并告诉我,在1986年的时候,他预计金融学将成为21世纪的理论物理学。我们为想象和现实之间的差距而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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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纳森从商界转向学术界,高盛中有些人则从学术界转向商界。FSG中另外一位南非同事是罗恩·顿波,他是最优化领域的一名学者、专家,是“笨蛋”和“蠢材”引进来担任顾问的,帮助FSG设计债券组合。罗恩每周从多伦多飞来纽约工作三天,住在高盛提供给他的公寓里,他反过来又聘请了其他不少学术圈的人。对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花大价钱给生活带来的额外享受,我们都感到很惊讶。罗恩很有企业家特质,懂得系统和软件对于管理投资组合风险的价值。他于1987年离开高盛,很快就创立了Algorithmics公司,现在这家公司已经是一家很有名气的生产风险管理软件的公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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