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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后，当我成为权益业务部量化策略小组的负责人时，我总是尝试给新来的员工创造出像我第一次那样幸运地同交易部门合作的机会。我给他们设定题目，解决这些题目有益于交易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同时需要理论分析和软件实现。通过这种方法，我希望他们能与他们交易部门的最终用户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学习专业术语以及业务操作模式，融合理论与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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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很多组织机构一样，那年12月拉维招我加入的高盛金融策略小组也充满了政治斗争。在我加入高盛之前离开的斯坦·迪勒，据说经常开玩笑说他的头脑在华尔街只能算是二流的。为了取代他，推动业务发展，主管固定收益部的公司合伙人从中西部地区引入了两名金融学教授：一位又高又瘦，讲话速度飞快，超级自信；另外一位则矮很多，讲起话来慢吞吞的。他们的到来并没有取代斯坦在头脑排行榜上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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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带来的新管理体制与我曾看到过的迪勒的管理体制完全不同。迪勒对FSG的领导看上去有些独裁，但将交易视为一门科学。他突出金融学研究的数量方法，强调软件开发和交易系统的重要性。他招募具有博士学位的雇员——工程学家、物理学家、计算机科学家、数学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进入公司之前对金融一无所知，都是边工作边学习金融理论和业务。他所招募的人都是能立即上手研究金融、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的，都对我还一知半解的金融世界具有跨学科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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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领导更强调管理。他们被授予了自由处置权，于是就开始了一场招聘的狂欢，迅速将原本只有15或20位前科学家组成的策略小组扩展成为一个超过百人的组织。很多新招募的雇员是职业经理人，他们声称自己更清楚如何与交易员沟通。他们肯定非常清楚地知道，他们已经找到了一份美差。只要它存在一天，他们就要精明地尽可能充分利用它。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本来主要工作是建模和编程的小组，变成了一个“倒三角形”：只有一两位熟悉技术的员工处在倒三角的底层，支撑着在他们上面的一大群管理人员，这些管理人员将技术人员的工作结果传递给交易部门，然后再将交易部门的反馈意见向技术人员传达下去。拥有博士学位、擅长研究或能够编程的人在这种管理体制下毫无优势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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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加贝茨以其惯有的精准判断和犀利话语，开始把金融策略小组的两名新领导称之为“笨蛋”和“蠢材”，并充满讽刺地把他们领导下的这个小组成为“金融灾难小组”。1986年的高盛，仍习惯于“管理”宽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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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存在着政治斗争，我仍非常喜欢高盛和FSG，在那里我与很多程序员和宽客成为好朋友。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比我年轻很多——这是我的第二份工作，却是他们的第一份工作。在我毫不起眼的卡位里不停工作——我去高盛的第一年里还没有办公室——我有时会觉得不大协调。一天，当我一边对我的债券期权模型编程，一边不经意间吹起披头士乐队歌曲的口哨时，我听到邻座卡位的23岁小伙子转过身来惊呼“你怎么知道这首歌？”然而，事实上只要你有能力，年纪并不怎么重要。特别是从那时起，逐渐动荡的金融市场——1987年和1989年的股灾、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破产以及1998年俄罗斯的债务危机——都使得成熟的外表成为一种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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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认识的新同事中有一位叫罗斯科，他性格温和，乐观而不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是一个小组的组长，小组里都是很幽默的、持不同意见的程序员。罗斯科将这些程序员做的卡座区域称为“不同意见者区”。不同意见者区的人吃午饭都很早，吃过午饭之后会去布鲁克林大桥散步，然后再回来。罗斯科的真名叫威廉·仲马，传说与法国小说家大仲马还有些关系。他非常不屑于FSG新的管理体制。有一位新来的管理信息系统经理，他从他前上司那里照搬来了如何保持编程风格的过时的公司备忘录，罗斯科称这位经理为“循环大师”。罗斯科在给新加入FSG的新人起一些颇有创造性又引经据典的绰号方面有点天分。他的方法是用伦敦音押韵，并配之以联想出来的俚语。举个例子来说，数字“five”就被称为“Lady”，因为“Lady”是“Lady Godiva”的简写形式，而“Godiva”又跟“fiver”这个词押韵，“fiver”又是以前5英镑钞票的非正式表达法（就像“你能借我5英镑吗”里出现的一样）。用这种方法，他给一位新来的巴基斯坦程序员起绰号为“Mander”，因为这名程序员的真名叫“Salah”，能让人联想起“Salamander”[1]这个词。罗斯科给我命名为“E-man”，我很喜欢这个名字，因为这个叫法类似于我从小南非的家人和朋友称呼我的名字“Emanuel”的简称。就像罗斯科给其他人起的外号一样，这个称呼伴随了我在高盛余下的岁月。1994年固定收益市场暴跌之后，罗斯科离开高盛转投一家位于旧金山，名叫Iris的金融软件公司。这家公司是我的一位老朋友运营的，他原来是富国银行（Wells Fago）的一名宽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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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盛的另一位新雇员是南非小伙子乔纳森·伯克，他只有本科学位，在高盛的工作是分析员。他对金融和市场有着狂热的兴趣，从他身上我很快就第一次看到了什么是商业思维。我到高盛不久，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了，年轻、天真、热情的乔纳森一听到这个消息，急忙冲出去给他高盛的股票经纪人打电话，要求买入Morton Thiokol公司股票的看跌期权，Morton Thiokol公司为挑战者号航天飞船的助推器提供的密封圈是漏气的。乔纳森希望从这家公司股价下跌中获利。看到他在这次航天灾难中的迅速反应，我认定乔纳森生来就是做生意的料，但我错了。乔纳森后来受到金融理论的激励，几年后离开高盛攻读了一个博士学位，现在已经是伯克利大学的教授了。2000年11月，我们时隔15年后再次相遇，那次我代表高盛参加伯克利大学新设的金融工程学学位赞助人会议。他还是那样热情，并告诉我，在1986年的时候，他预计金融学将成为21世纪的理论物理学。我们为想象和现实之间的差距而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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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纳森从商界转向学术界，高盛中有些人则从学术界转向商界。FSG中另外一位南非同事是罗恩·顿波，他是最优化领域的一名学者、专家，是“笨蛋”和“蠢材”引进来担任顾问的，帮助FSG设计债券组合。罗恩每周从多伦多飞来纽约工作三天，住在高盛提供给他的公寓里，他反过来又聘请了其他不少学术圈的人。对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花大价钱给生活带来的额外享受，我们都感到很惊讶。罗恩很有企业家特质，懂得系统和软件对于管理投资组合风险的价值。他于1987年离开高盛，很快就创立了Algorithmics公司，现在这家公司已经是一家很有名气的生产风险管理软件的公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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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开始与比尔·托伊开始了长时间的交往。我到高盛之时，比尔已经在股票部为费希尔·布莱克（Fischer Black）工作了。比尔和我以前都是研究物理的，都是由贝尔实验室来到高盛的，我们都对贝尔的环境和官僚主义作风持批评态度。费希尔当时负责股票部的小型量化策略小组，为股票交易设计模型和交易软件，在我进高盛的最初几个星期里只跟他打过几次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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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G中另外一个极为出色的天才程序员是戴夫·格里斯沃德（Dave Griswold），他是从位于长岛的格鲁曼飞行器公司（Grumman Aircraft）招聘来的，只比我早来几个月。当时不到30岁，拥有莱塞拉尔理工学院的计算机科学学士学位。戴夫热爱所有软件，特别是对那时刚刚渗透进商界的面向对象编程语言更有兴趣。也许是在计算机科学界已经有几位非常有名的“格里斯沃德”了，再加上切维伊·乔伊斯在《快乐假期》（National Lampoon’s Vacation）系列剧中扮演的角色也叫这个名字，戴夫喜欢把自己称为“格里斯伍洛德”（Griswlod）。这个词让人不明所以，但又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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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夫不像是一个在华尔街工作的人，在内心深处他更像是一位真正的计算机科学狂热爱好者。他有着标准的UNIX风格，对于任何一项新任务，都喜欢先设计出需要用到的工具。戴夫总是设想很宏大。让他开发一个新程序，他会雄心勃勃地决定，这个新程序要在任何硬件上、任何操作系统中都要能够使用。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必须为程序所需要的所有基础部件都设计出他自己的版本来，以使这个程序不受任何特定机器细节的影响。也正因为如此，戴夫对DOS或UNIX系统提供的大多数工具（视窗、菜单、文件、数据库等）都设计出了自己的便携式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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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见过太多天才程序员沉溺于自己从头开始来创造一切东西。大多数进行这种尝试的人们跌进他们再也不能走出来的无底深渊，不停地螺旋式地在他们再造出一切事物的便携式版本的努力中越陷越深，而这些便携式版本通常都能免费获得。戴夫与这些在开始建造房屋之前想要自行制造出锤子、锯和水平仪的执拗的普通人相区别的地方就在于，他知道该在什么地方停下来。他会在刚好把他需要用到的工具制造出来后就停下来，然后用这些工具去制造系统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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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夫是优雅、兼容性强的计算机语言的狂热追随者。他非常喜欢Lisp和Smalltalk语言，后者是施乐公司帕洛阿尔托（PARC）研究中心发明出来的，催生了苹果计算机的语言环境。他还是Objective C语言的热爱者，这是一种有着Smalltalk风格的C语言分支，是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在重返苹果公司之前设计出来的Next计算机操作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几年后，戴夫设计出了他自己的面向对象程序语言，他自称为“Gold C”语言，只在高盛的内部使用。从长远来看，他的兴趣还是会将他带回软件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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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进入高盛不到3个月，拉维就离开高盛去了Prudential Bache公司的固定收益部，在那里负责固定收益策略小组，地点就在距离我们几个街区远的沃特大街。迪勒时期的几位高级策略分析师已经相继离开高盛，他们中的更多人也在考虑离开公司。丹尼斯·阿德勒离开高盛去了Dillon Reed公司，最终选择就职于所罗门兄弟公司，这两家公司在此后的15年里都在大规模的收购兼并中失去了独立的法人实体存在。有一次迪勒给我打电话，邀请我加入他在贝尔斯登的团队，尽管我也受到拉维突然离去的影响，但对我来说离开一个我刚来没有多久的公司实在是太快了些。因此，我埋头苦干，将精力专注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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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正在使用Bosco交易系统的债券期权交易员们开始要求更多系统方面的改进。因此，在1986年年中的时候，他们授权戴夫·格里斯沃德和我为他们设计一个更加先进的交易系统。我负责系统的分析和计算模块，戴夫负责将这些子模块嵌入到他设计的基础架构中去。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们几个负责开发的同事就该使用怎样的计算平台展开激烈辩论。我强烈支持使用UNIX，这是发展最为完备的开发环境，也是我最熟悉的系统。比尔·托伊则声称他在贝尔实验室工作期间非常熟悉UNIX的文件系统，他认为UNIX的文件系统不够可靠。而戴夫以其可以预见到的特立独行与不愿合作，打算使用Symbolics Lisp计算机，这种机器在当时是用来做人工智能的最先进的机器。他认为这种计算机大容量的内存是一种优势，比硬盘更适合于存储交易系统（“大容量”是相对的。当时Symbolics Lisp计算机的64兆内存，与现在我使用的很普通的640兆内存的苹果笔记本电脑相比，简直就是微不足道）。最终，我们在Sun工作站上建设了整个UNIX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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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这样愉快地度过了在金融行业最初的几个月。在贝尔实验室工作期间，从我开始工作的那天起，我就感觉自己是一个已经过了最佳状态的人。而现在在高盛，尽管我已经年过40岁了，但仍有一种重返青春的感觉。晚上我乘地铁沿着百老汇大街回上西区家中的路上，我都会在地铁里埋头阅读考克斯和鲁宾斯坦或是杰诺（Jarrow）和鲁德（Rudd）写的教科书，兴奋地学习着随机微积分，为我的头脑再次派上用场而高兴。一天晚上，以前一个与我合伙搭车去贝尔实验室上班的人在第14大街那站上了我坐的那节地铁车厢。他看到我全神贯注地研究着那些数字符号，在摇晃的地铁上把纸垫在膝盖上，潦草地进行演算，他敦厚地朝我大笑，不相信我居然在地铁里还能研究数学——这些东西不是你进入商界后就应该丢到一边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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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记得，我的想法刚好相反：在一个人们真正需要你花时间做你喜欢的事情的地方工作，这本身就是最大的放松！我告诉我的搭车伙伴，我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出，再过10年或15年，我还能做着这类相同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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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动物蝾螈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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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客人生：从物理学家到数量金融大师的传奇 第10章 星际遨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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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权理论的历史■结识并与费希尔·布莱克一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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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克-德曼-托伊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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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从来就不是一个学术之地。但从1985年年底我进入高盛后，我就一直听人满怀敬畏之情谈论费希尔·布莱克（Fischer Black）。他是期权定价公式布莱克-斯科尔斯模型的共同开发者，也是高盛量化策略小组的负责人。我进入高盛不久后的几个月内，在一次会议上见过他，但直到债券期权交易部门的交易员为我们安排了一次会议前，我从没跟他说过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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