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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我来说，这是一次非常幸运的尝试，是我曾经有过的几年非常吸引人工作的开端，也是一段陶醉于快乐之中的岁月，尽管远在下曼哈顿区那充满电话铃声的地方里，也掺杂着我和同僚（以及上司）之间的斗争。我非常高兴，也非常幸运能回到高盛。根据华尔街的标准，这里是一个有教养的地方。在不好的机构和不好的日子里，我有时曾幼稚地盼望着惩罚，只要我的雇主也受到伤害，宁愿自己受到伤害。而对于高盛，我从来没有这种感觉。这是唯一的一个我从来没有暗自希望它会破产、垮掉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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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夫认为他和我能步费希尔的后尘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并预测我们在几年后能够成为高盛的合伙人。我因为年纪稍长，略微悲观，以往吃过苦头，所以对我们的前途并没有太大把握。不论如何，在做了这么多年的固定收益业务后，我开始逐渐去适应我的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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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股票事业部在高盛里还是最老式的部门。这个部门里的人都表现出一种举止文雅的白领、白鞋阶层的气质，他们看不起那些工作在杂乱喧嚣、暴发户式的固定收益债券领域的交易员；而固定收益债券交易员认为自己又比J.Aron公司的人要好一些。J.Aron公司是高盛在20世纪70年代收购进来的、从事大宗商品和外汇业务的公司。那年我遇到一位从J.Aron公司过来的女士，她不像很多高盛的员工那样，拥有那种明显的哈佛或沃顿商学院的贵族血统。她毫无顾忌地跟我说，在他们公司被收购的时候，如果她不是在J.Aron公司工作，她永远都不会来高盛。Aron公司有一种争强好胜的权宜文化。到了2004年的时候，高盛绝大部分交易部门的负责人都是来自于Aron公司，其中包括股票业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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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夫和我接手的量化策略小组是一个由4位雇员和5位长期顾问组成的大杂烩。在百老汇大街85号第29层股票业务部的一个角落里，大家都挤在拥挤的共用办公室区域和卡位里。我喜欢我的新电话号码902-0129所暗含的预兆，它的后4位被我迷信地解释为，它的主人是29层的一号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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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办公室的位置非常理想，距离衍生品交易部门只有约40英尺距离。如果你想安静地专心工作，这个距离足够远；如果你想感受一下交易部门的气氛，这个距离又足够近。每天快下班的时候，你可以溜达到交易部去，跟交易员聊聊今天的市场，而不会显得那么有目的性。但这种与交易部的近距离接触只维持了6个月。此后，由于量化策略小组和衍生品业务都扩张了，我们搬到了其他地方，距离他们有几层楼的距离，不再有那种团队感了。从那时起，学会如何与交易员交流的技巧越来越难了，而这也是一名新宽客所面对的更为艰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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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办公室非常拥挤、凌乱，成堆的文件堆满了卡位之间的过道，这种无序的状态给偶尔来拜访销售和交易楼层的客户留下非常不好的印象。时不时就有一位股票业务部的负责人走过来，威胁说如果再不整理，他就要给予惩罚。导致这种情况的根源是比尔·托伊，他把所有自己读过的或写过字的文章都收藏起来，他的办公桌上和办公室的地板上到处堆满了一两英尺高的文件，他不舍得丢掉任何一份。当比尔习惯性地抱怨希望赚更多钱的时候，杰夫就会告诉他，获得5万美元加薪的最简单途径就是清理他的办公桌，我想他说的一点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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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希尔任职时留下来的唯一金融建模人员就是皮奥特·卡拉辛斯基，那时他还在忙着撰写关于布莱克-卡拉辛斯基收益率曲线模型的论文。小组里的绝大多数其他成员都是富有才华的硬件和软件咨询顾问，他们都是由杰夫雇来的，也是由杰夫管理，专注于开发股票电子交易软件。远远超前于其他人，费希尔早就预见到将信息技术应用于交易。1971年，他就撰写了一篇非常有影响的文章，题目叫《走向全面自动化交易》（Toward a Fully Automated Exchange）。当时，他与杰夫一道，正推动公司向这个方向发展。这是一项非常有先见之明的工作，只是有点过于超前；如果费希尔能再多活10年的话，他就能见证计算机化交易的发展，他肯定也会有一个更为成熟的实验室来检验他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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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策略小组中咨询顾问们对于硬件的关注充斥着我们的工作环境。高高的堆满了计算机旧零件的书架沿着我那狭长而光线不好的办公室墙边排开，让我想起电影《星球大战》中C-3PO在堆满机器人破损零配件的地方，进行自我修复的场景。我记得那年约翰·赫尔（John Hull）来我办公室拜访我时，当他发现他所想象中的宽客要花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在技术上时，脸上那强忍住的困惑表情。然而事实上，这都是业务所需要的。在过去的这些年里，我一遍又一遍地目睹了模型只有嵌入有用的交易系统中才能发挥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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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策略小组的咨询顾问都是按小时支付报酬的，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按照计算机爱好者的时间表进行工作的，每天早上很晚才到办公室，把CD播放器放在办公桌上，戴上双耳式耳机，就开始编程。20世纪90年代，这是一种非常新鲜但又不够职业化的样子，特别是在客户需要经常拜访的楼层。我们曾尝试让整个小组在表面上表现得更加商业化一点，但这并不容易。一位咨询顾问习惯将他的CD播放器放在没有上锁的办公桌抽屉里，但在一天早上却发现播放器不见了。那天，他用前半天与安保部门沟通，试图找到播放器；他又用后半天跟我们说，要我们赔偿他被偷的播放器。我费尽力气才憋住没有指出来，他已经用掉8个小时的时间用来找他的CD播放器，这段时间所产生的报酬已经远超过购买CD播放器的成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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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工作的股票业务楼层的氛围与我非常熟悉的固定收益部门的氛围非常不同。1990年，股票业务部还没有失去其高端奢华、老式俱乐部的氛围。合伙人们每天的午餐是由一位亲切、殷勤、穿白色制服的服务员，用一个大大的银色推车送到他们面前，每个盘子上面都罩着漂亮的、保温用的圆盖子。即使是对不那么重要的人，公司也会提供可以享用的东西。交易部门的雇员每天都免费享用食物。当你上午到公司后，一个绅士模样的人就会走过来，拿走你点的菜单，上面列有一系列附近餐馆的菜单，你可以从中挑选你喜欢的任何食物。其目的就是确保在市场开市和客户打来电话之前，你能坐在办公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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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每个人都会点上特别大份的午餐、饮料和点心，原因就是因为难以抗拒。坐在那儿，周围环绕着一个个的塑料盒子，里面盛的是胡萝卜、草莓、切段芹菜、切片桃子、分成四份的猕猴桃，一点一点吃着，一天就过去了。一会儿，你看见另外一个人点了一盒樱桃，你就会想：“多好的主意啊！明天我也要点。”在上午11：30的时候，热食到了，有剑鱼、牛排、土豆、米饭、莴笋，你想要什么都有。为了便于食物吞咽，我们的餐饮服务员尼尔还会送来半打装的法国依云或毕雷矿泉水，这种6瓶装是最小的包装。下午晚些时候，有些人就会带着打包好的食物和矿泉水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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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喜欢这种免费食物的特殊待遇。到了中午的时候，由于在几个小时里吃了够一整天的食物，我肚子里已经鼓鼓囊囊的了。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量化策略小组搬离了交易楼层，我才真正得到解脱。后来，在1994年年末固定收益市场受损后，交易楼层所有人的食物特权被取消了，从那以后，交易员、销售人员和他们的助理们都要自己到自助餐厅和附近的外卖店去买食物了。在百老汇大街85号的顶层有一个环境优雅的贵宾部，副总裁级别的人可以在那里预定一个有侍者的位子，来享用一顿正式的午餐。那里，餐桌上配有洁白的桌布，而且出于某些神秘的原因，旁边还会站立着身穿制服、说话带德国口音的中年妇女提供服务，这让人隐约想到了罗莎·克莱博（Rosa Klebb）[1]。这间餐厅在1994年也关门大吉了，其实它早就该被关掉。它能让人想起那些副总裁还是非常稀缺、非常重要人物的年代。10年后，在网络公司兴起的2000年，当穿着随意的家伙统治公司的时候，免费零食又短暂地回来了，每个楼层的人们都能得到Snapples饮料、瓶装水和奇形怪状的切片礼品水果。这在科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IPO）市场崩溃之后也消失了。你可以发现华尔街的行为：它癫狂、浮躁，一会儿大规模招人，一会儿又裁员，扩张又收缩，大幅增长又紧跟着大幅降低，所有这些都能在食物供应的充足和匮乏之中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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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上司是德克斯特·厄尔，是高盛的合伙人，销售人员出身。在我的生命中，从这段时间开始我自觉地称呼我为其工作的人为“老板”。我妻子不喜欢听到我用这个词，她仍生活在学术世界里，认为这种说法太过直白、露骨，但经过了这些年，我逐渐认识到这不过是现实罢了。德克斯特的专长在于投资组合再平衡（portfolio rebalancing），因此他对期权和波动率等了解不多。但他乐于拿自己的不懂行开玩笑，当在聚餐的时候，有人偶尔会友善地取笑他，拿出一本写着“德克斯特·厄尔论衍生品”的空白书本，他面露迷人的微笑，并不介怀。多年以来，他凭借着亲切、和蔼的态度，优雅得体的举止以及真丝领带和合身的吊带裤带来的自信，比公司安排进来的那些协助他管理权益类衍生品业务的知识更渊博而态度生硬粗暴的共同负责人们，待的时间都要长。德克斯特在应对客户方面非常有一套，我们都曾为了他的一个故事而发笑，他曾被客户问到高盛在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软件方面的进展，他避开了正面回应，回答说“我们正在采取全球化的视角，慢慢推进，不着急”。但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当有人在他并不理解的问题上误导他时他的分辨能力。当我们偶尔听到那些信息技术行业杜撰事实的人侃侃而谈时，我知道他们都是半江湖骗子，交易部门的负责人通常都会对这些所谓的专业故事信以为真，但德克斯特自己是销售人员，能够看出表面之下的空洞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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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克斯特的秘书是一位令人愉悦的严厉女人，带有奇怪的要求其他人顺从的倾向。我第一次跟她讲话的时候，她让我站在她办公桌旁不耐烦地等了五六分钟，在这段时间里，她在不慌不忙地填写各种各样的管理表格。在我等待的时候，我以前经常给孩子们读的一本很早以前的漫画书《鹅妈妈》中的两句话，在我的脑海里一闪而过：“我是陛下在基尤（Kew）地区的狗；请告诉我先生，你又是谁家的狗呢？”几年前，不假思索地大声读出这几句话时，我认为它只是关于一只正在讲话的狗说出来的被迫押韵的话。现在，我突然明白了这句话的含义。尽管我是“楼上的”，而且工作远比她的工作重要得多，她是“楼下的”却处于更好的位置上。很多年过去了，我逐渐了解到，宽客就像A.A.米尔恩（A.A.Milne）[2]诗歌中的那个小男孩，总是走在下楼的楼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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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衍生品世界中的新事物是奇异期权（exotic options）。我对奇异期权的兴趣是由那个在高盛被称之为“丹麦王国看跌期权”的产品所激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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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最后一个交易日，基于日本股票的日经225指数达到它的最高点38915.90点。在指数逐渐上涨的过程中（回过头来看，这段时间也被认为是日本股市泡沫阶段），很多日本公司到资本市场中向投资者借钱。有时，为了支付很低的利息，一些公司就承诺，如果债务到期时日经指数下跌（他们认为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很低），他们最终支付给投资者的钱就要远高于最初接到的钱。用期权的语言来说，就是公司给了他们的债券持有人基于日经指数的看跌期权，也就是给持有人提供了防止日经指数下跌的保险单。很多债券持有人就保留了债券，而将附加的看跌期权出售给有兴趣的投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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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经指数在20世纪80年代末不断创出历史新高，格莱尼老练地、有计划地买入大量这种看跌期权，这些看跌期权就共同构成了防止日经指数下跌的巨大保险单。他以非常便宜的价格买入这些看跌期权，因为期权的发行公司并不相信日经指数会出现持续回落，当时日本资产价格还在上涨，日本股票市场正在一路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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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那年年初到了量化策略小组的时候，研究衍生品的所有人都在谈论丹麦王国日经指数看跌权证（Kingdom of Denmark Nikkei put warrants，下称“丹麦王国看跌权证”）。我听说正是那个满脸困惑表情的格莱尼想到高盛应该发行基于日经指数的场内期权产品。由于格莱尼已经买入大量的、便宜的、防止日经指数下跌的保险，现在我们也可以将相同的保险卖给公众。因此，1990年1月，高盛创设了丹麦王国看跌权证，执行价格定在日经指数37516.77点，到期日在1993年年初。这些权证在美国股票交易所（American Stock Exchange）上市交易。这些权证的前缀“丹麦王国”指的是权证的发行人是丹麦独立王国，我们支付给他们一笔费用，确保在高盛出现信用危机的时候，他们会确保看跌期权如期履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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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发行在时间上恰到好处。日经指数刚刚过了它的顶点，很多买家都愿意赌指数在未来下降。格莱尼是从以日元计价的交易对手方那里以便宜的价格买入的日经指数期权，这些对手方不相信日经指数会下跌，因此愿意将期权卖给以美元计价的投资者，他们赌日经指数会下跌。绝大多数我见过的能盈利的期权交易策略都有着相同的手法——批量购买很多简单的、不那么吸引人的产品，然后利用金融工程工具将其转变为某种更具吸引力的东西，再将其零售卖出。这种转变既需要理解客户的需要，还要掌握专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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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格莱尼在丹麦王国看跌权证的结构上附加了一个为客户量身定制的、奇异的微妙之处，这个微妙之处我还尚未提及。日经指数是一个关于225只日本股票的指数，它是以日元报价的。那些以美元为交易货币的美国日经指数投资者，事实上拥有了以日元为计价单位的日本股票。那么，这些美国投资者就面临两类风险：日经指数的下跌和日元相对于美元的贬值。美国投资者当然乐于购买防止日经指数下跌的保险，但如果日元伴随着日经指数的下跌而贬值，美国投资者又不愿意看到他们的保险费下降，而这种情况很可能会发生。因此，丹麦王国看跌权证中还嵌入一个防止日元贬值的保险，保证无论日元相对于美元的汇率如何变化，权证的支付都是按照提前约定的汇率转换成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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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如果日经指数从37500点下降到25000点，指数点位下跌12500点，或指数下跌33%，即使日元（以极端情况为例）按美元计价变得一文不值，那么面值为1000美元的看跌权证持有者，在约定转换汇率为1美元兑1日元的情况下，将收入333美元。如果转换汇率没有提前约定，权证持有人的收益将按照当前汇率转换成美元，那么他将一无所获。这个特征对于美国投资者而言非常有吸引力，他们天然地按照美元来计算收益，这种微妙设计将有利于美国投资者从期待已久的日本股票市场下跌上获益，而不用担心股票市场下跌对汇率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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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市场将含有这一特点的期权称为“Quanto”，而我总是倾向于将其称之为“汇率担保”（GER）期权，这似乎听上去更恰当。我记得这是我遇到的第一个非标准化的或是所谓的“奇异”期权，就像绝大多数成功的结构化产品一样，它的支付反映了投资者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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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工程所扮演的角色就是从这里登上舞台的。即使格莱尼以非常便宜的价格买入以日元计价的看跌期权，并以非常昂贵的价格将丹麦王国看跌期权卖给急切的投资者和投机者，它们所产生的支付之间仍存在着非常危险的不匹配，而这种不匹配可能会把我们的利润全部吞噬掉。如果日经指数下跌，我们买入的期权会产生日元收益，但我们卖出的丹麦王国看跌期权要求我们向交易对手方支付美元。美元兑日元的汇率变动因此会降低，甚至会整个吞噬掉我们的利润。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我们必须不断对冲掉美元兑日元汇率变动的风险，从而消除这种变动对我们所买入和所卖出的期权价值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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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服装设计师必须综合考虑劳动成本、衣料成本等，才能给服装制定一个合理的价格一样，我们在给GER期权定价时也必须考虑到对冲的成本。对冲策略涉及日常对于日经指数和日元的交易，我们必须把这种交易策略的预计成本计入丹麦王国看跌期权的价格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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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克和斯科尔斯在1973年就已经指出，标准股票期权的合理价值就是在其存续期内的对冲价格。他们推导出一个关于期权价值的偏微分方程，并给出了求解方法。从那以后，学术界和实务界人士都在忙着将这种方法应用到所有其他期权产品上。1989年年末，皮奥特·卡拉辛斯基已经发现了一个类似的偏微分方程，用来计算丹麦王国看跌期权的合理价值。出乎部门里所有人的意料，甚至让人有些怀疑的是，他发现GER期权的价值取决于美元兑日元汇率变动与日经指数变动之间的相关程度。日经指数与日元间的相关程度会影响GER日经看跌期权的价值，这个结果违反人的直觉，甚至有些自相矛盾，因为GER日经看跌期权本身就是设计用来剥离日元价值变动的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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