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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7日那场不循常规的营救行动就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当时圣埃克苏佩里想营救仍然被囚禁着的雷纳和塞尔。两位飞行员是分开关押的，却都在信中谈到，他们即将遭到杀害；所有营救行动或关于营救的谈判都失败了。圣埃克苏佩里在与摩尔人的接触中，偶然得知两人的下落（关押地点常常变动），他几次设法给他们送去了食物和衣服。这一次，他先确信泰特不会在锡斯内罗斯，之后擅自南行，停到悬崖间的一道山谷中，放下一个摩尔人，给他留了几天的食物和水。摩尔人会接近热圭巴人，试着谈好合理的赎金，三天后在同一地点与圣埃克苏佩里会合。圣埃克苏佩里自掏腰包，给他的同伙买了两匹骆驼，好让他能长途跋涉到达热圭巴人的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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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能够起飞是一个奇迹，当时他飞行的方向逆着强风，因此他不得不翻过三座沙丘，每过一座都会失速一次，最后好容易才飞出山谷。但这还不算麻烦，他到达锡斯内罗斯麻烦才开始。德·拉·培尼亚上校惊慌地通过无线电向机场发出消息：他看到一架飞机向南飞去，但按照日程安排，要到第二天才有邮政飞机南飞。保罗·努巴尔德是锡斯内罗斯的机械师，他接到电话有些惊讶。由于周一没有安排法国航班，努巴尔德便自作主张告诉上校，他一定是看见自己人的飞机起飞了，却没有意识到。之后，他与锡斯内罗斯的其他飞行员一起出发，在空中搜索。肯定有人弄错了，他们非常希望是西班牙人。更糟糕的是，圣埃克苏佩里获知的泰特行程有误。这位航线负责人比圣埃克苏佩里稍早到达锡斯内罗斯，正在跑道上迎接他呢，这迎接一点也不热情。朱比角负责人圣埃克苏佩里奉命返回自己的机场，一同过去的还有两架定于第二天早晨从那里起飞的邮政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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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若他听从了泰特的命令，就会错过两天后在沙漠中与摩尔人的会合；在锡斯内罗斯和朱比角之间，要不为人知地躲起来消磨时间是非常困难的。此时，圣埃克苏佩里的创造性与说服力共同发挥了作用。他立即向机械师努巴尔德坦白了他的计划。两人都知道锡斯内罗斯没有备用飞机；机械师想出一个办法，就是确保圣埃克苏佩里的宝玑飞机的引擎早晨不能正常运转。北方的邮件来了又去；而朱比角的飞行员却滞留在此，泰特非常愤怒。努巴尔德假装整天忙着修理难以对付的引擎，直到晚上才宣布修好了。第二天黎明，圣埃克苏佩里独自驾着飞机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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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努巴尔德为圣埃克苏佩里所做的努力都白费了。摩尔人可能没有与热圭巴部族联系。他确实看到邮政飞机向北飞去，并发射了所有的信号弹来吸引他们的注意，但显然无济于事。等圣埃克苏佩里来找他时，摩尔人已经没有办法发出信号告知自己的位置；圣埃克苏佩里在空中盘旋了一圈又一圈，没有看到他的同伴。当然，在报告中，他省略了抵达锡斯内罗斯之后发生的事，只是懊悔地说，泰特告诉他，正在抓紧与摩尔人谈判，也没有为自己的“不循常规”做什么辩护。不过，他的懊悔也就到此为止。他还从泰特那里了解到，因为雷纳和塞尔的问题，他们与西班牙人的关系很脆弱，他的鲁莽行为可能危及整个行动。圣埃克苏佩里用一个十二岁孩子的逻辑争辩说，空中邮政公司只需要宣布不对他的飞行负责即可。毕竟，他是未经公司许可行事的，他补充说，因为他没有提出过请求，所以自然就无法遭到拒绝。抵达朱比角后，圣埃克苏佩里给努巴尔德发了一封电报，告诉他自己已安全抵达，也告诉他这次行动失败了。泰特从锡斯内罗斯给图卢兹捎去一张便条，提醒总部说，负责人已正式命令圣埃克苏佩里从此老老实实待在朱比角，“因为他过于慷慨的天性，使他忘乎所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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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原定于1928年9月离开朱比角，他指望一旦雷纳和塞尔获释，他就可以回去。他一直向往法国的奢侈繁华，向往一个地方，“在那里，人们相遇时会礼貌地彼此问候，而不是开枪；在那里，你不会以一百二十五英里的时速[8]在大雾中迷失”。但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牢地扎根于冒险生活。他写信告诉母亲，希望9月能回家，但只要局势不明，问题悬而未决，他就有责任留下来。这似乎是他第一次使用“责任”一词，后来证明这个词于他的文字和思考是如此重要，他写道：“有可能，我实际上并非一无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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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他遭到泰特斥责，但那年秋天，圣埃克苏佩里将继续证明自己不仅仅有一技之长。另一次出色的救援行动发生在10月，当时他前去救助在朱比角以南一百五十英里处被摩尔人击落的一架西班牙飞机。这一次，他的蛮干冒险为他赢得了荣誉。原因不仅在于救援获得了成功，还在于在公司看来，圣埃克苏佩里让西班牙人丢了颜面，证明了西班牙人是解救两名人质的最大障碍。他们已经被囚禁了一百一十七天，快要获救了。在给图卢兹的便条中，泰特对雷纳和塞尔的命运充满忧虑，但10月18日的记录却鼓舞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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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架西班牙飞机从朱比角出发执行侦察任务，一架发生故障，飞行员迫降，飞机撞毁；摩尔人译员受了重伤，飞行员也受伤了。护航机见状不敢再贸然降落，只好返航。圣埃克苏佩里同第二架西班牙飞机前往救援。第二架飞机着陆时，又撞毁了。圣埃克苏佩里则娴熟地着陆，将两名伤员带回朱比角，之后他再次起飞去救回第二架飞机的人员。与西班牙人高高在上和斤斤计较的态度相比，这是多么可爱的回应！我立刻忘记了他上个月的冒险带给我的所有麻烦。本中校一定要写下此信，向公司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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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在沙漠中所做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法国和西班牙的关系，但要消除1920年代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敌意，需要奇迹。两个远离家乡的贵族之间对弈是一回事，宗主国之间完全信任则是另一回事，特别是西班牙人意识到法国人在西北非的优势，心里怨愤。在返回法国后提交的关于里奥德奥罗的报告中，圣埃克苏佩里提到，一位朱比角的上尉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西班牙人不愿意帮助法国人，因为空中邮政公司遇到的每一个问题最终都有利于计划要建设的塞维利亚—布宜诺斯艾利斯航线。在同一份报告中，他还宣泄了对摩尔人的不满。他的看法与同事们的不同，也许从人类学的角度看，他对当地游牧民族的看法更中肯一些，不过，这与他后来在《风沙星辰》中描绘的浪漫画面并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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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想去安抚游牧民族，如同没有人想去安抚国际黑社会组织一样。同一个部落的人可以是我们的朋友，也可以是敌人，这取决于时间、地点和当时的情况。摩尔人崇尚力量，只有当谈话意味着强力时，才会对他们产生影响，即便这强力还没派上用场……对于游牧民族，作为稳定社会之基础的情感，“感恩、友谊、尊重等”都失去了意义。他们的社会条件崇尚不同的精神。期待摩尔人懂得感恩是荒谬的，谴责他们忘恩负义也是荒谬的。欧洲意义上的感恩源于一系列社会条件，在这样的社会中交往和需求是固定的；而一个游牧部落明天的需求可能和今天的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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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顽固的难题并没有削弱里奥德奥罗在圣埃克苏佩里心中的重要性，他已经在沙漠中度过了一年多。那段时间，他在逆境中历练。他第一次生出了他的作品赖以存在的那些想法：责任的重要性、由责任而起的友谊、内在生命的优先性。十三年后，在纽约，有人形容这位知名作家走路时“提着屁股，仿佛在沙漠里行走”。1928年底返回法国时，他身上带着一股异域风情。他不再是一个孤单、笨拙的人，不再顶着贵族头衔，却被沾染污垢的指甲出卖。他是“圣埃克斯”，名声在外。邮航公司不断制造出关于他的神话；有一个不太夸张的故事讲到，在朱比角工作的十三个月里，他救下了十四名飞行员。他自己的写作证实着这些神话：在《风沙星辰》中，他花十四页讲述了自己在沙漠中的三次迫降，其实这三次事件并非都发生于他在朱比角期间。他的英勇事迹一直持续到最后一分钟：由于接替他的飞行员在前往朱比角的途中遭遇大雾，飞机坠毁，他返回法国的时间推迟了。（“我注定是不幸的。”即将离任的机场负责人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路易·维达尔驾驶飞机，带着非洲邮政航线人员的工资飞往朱比角；结果他非但没能把二万法郎送到——钱被摩尔人偷走了——还花费了公司二万二千六百法郎赎回和营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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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所有流亡者一样，圣埃克苏佩里也极为怀旧，很快朱比角也染上一层玫瑰色的光晕。在里奥德奥罗的最后几个月，他喜欢嘲笑一所岗哨说，“二百人……住在一座要塞里，从来没有出去过”；不到一年时间，他已经开始怀念以前的生活。多年来，他一直靠在朱比角积累下来的故事和后来关于沙漠的故事引起别人兴趣，这些故事总是强调戏剧性、异域特质和大自然的把戏，从不侧重英雄主义。他怀念僧侣般的生活。他所有的作品都带着朱比角的影子，尽管并非都是撒哈拉原本的样子。小说《南方邮航》中遍布着空运的黄金、被俘的公主、深埋的宝藏，还有天鹅绒、琥珀和珍珠，其实它们都是沙漠中的稀缺之物。这个“玫瑰和仙女的内在世界”是舶来的；在荒凉的朱比角，它支撑着圣埃克苏佩里。它是圣埃克苏佩里理解摩尔人秘密王国的原因，它是一个人——任何人，哪怕是一个塞内加尔奴隶——内心的宝藏。想到流亡时，他想到的不是朱比角，而是一个有着更多传说、更为神秘的家。木屋仍然是他最爱的家，但他最想念的家却不像那样简陋。他声称这个家比孤独，比沙暴，比沙漠中耀眼的月光更加真实。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仅是门厅，“就比非洲之心更神秘”。它在《南方邮航》和《小王子》中扮演角色；《夜航》的初稿在其中落笔；《风沙星辰》中有对它的细节描写，当时圣埃克苏佩里在夜里迫降在里奥德奥罗的沙漠中。独自在沙漠中，他沉入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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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个地方有一座园子，长着黑森森的冷杉和椴树，还有一座我喜欢的老房子。它离我很远，不能温暖我的肉体，也不能庇护我……但这些都不重要。它的存在足以填补我的夜晚。我不再是被抛到岸上的这副肉体；我面向自己；我是这所房子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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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王子的星辰与玫瑰（圣埃克苏佩里传） 第二章 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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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人眼里，所有的孩子都充满野性，需要被驯服，需要无情地按照成年人的标准去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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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西·R.皮茨，《寻找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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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6月29日上午8点，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出生于里昂的佩拉街。他第二天受洗，取名安托万·让-巴蒂斯特·马里·罗歇·德·圣埃克苏佩里，昵称托尼奥。他总说，自己出生在里昂纯属偶然——父母都不是里昂人，全家人几乎没怎么在那里待过——而里昂也似乎听到了他的抗议。里昂对这个名人儿子的诞生是非常谨言少语的，只在市政厅入口上方悬挂了一块匾额作为纪念。这条街叫阿方斯·福希耶大街，短时间内不会有更名之虞。[9]除了对美食的拉伯雷式品位、对法国第一大城市的爱恨交织，圣埃克苏佩里受法国第二大城市的影响很小。在法国这个一切都以巴黎标准衡量的国家——计算距离的起点是巴黎圣母院门前地面上铺嵌的一块小石头——里昂仍然以地方特色为傲。最终，不管圣埃克苏佩里是来自里昂，还是并非来自巴黎，都已不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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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父母都是地方贵族，巴黎贵族称这个阶层为“小猎鹰”，是将他们比作一种体形较小、只捕杀小猎物的猎鹰。这个词很准确，它意味着，当地人给予地方贵族的尊重，与有头衔的巴黎人给予他们的尊重是成反比的。巴黎贵族现在只打理他们的酒窖，把葡萄园留给其他人看管。圣埃克苏佩里家族来自法国中部的利穆赞地区，是法国最古老的家族之一，可追溯到十字军东征时期。圣埃克苏佩里的祖父迎娶了阿利克丝·布卢基耶·德·特雷兰，她的家族居住在图尔。圣埃克苏佩里母亲的家族是布瓦耶·德·丰斯科隆贝，其父系一方来自普罗旺斯的埃克斯，其母系一方是罗马内·德·莱斯特朗热家族，也是南方人，来自维瓦赖，就是现在法国东南部的阿尔代什。父母家族都有头衔和庄园，有时也有财产。圣埃克苏佩里的祖父是伯爵，外祖父则是男爵。家谱的细节对作为飞行员的圣埃克苏佩里来说无关紧要，他并不沉湎于法国过去的辉煌，只有说起法国现在的弊病时才会非常笼统地谈及。（他作品中仅有几行回忆祖辈的文字，写的不是家族的成就，而是曾祖父的厨子那一成不变的乏味。）然而，他显然有“一个好名字”。父亲的家族出过一位法兰西学术院成员，也出过很多优秀的军官；高祖父曾随拉斐德侯爵参加美国独立战争。母亲的家族出过一位大主教、一位宫廷大臣、几位杰出的音乐家和多位骑士。圣埃克苏佩里有他非常喜爱的家人，在感情上和物质上极度依赖他们。但他不认为血缘关系本身足以为一个人赢得爱，令他母亲沮丧的是，他甚至不认为它足以赢得礼貌的对待。他从父系家族继承了“奇妙的欢乐”和魅力；从母系家族得到了对音乐、艺术和精神生活的鉴赏力，以及与之匹配的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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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外形和身高都像他的父亲让·德·圣埃克苏佩里，父亲1863年出生在弗洛拉克，当时祖父费尔南是专区区长。后来，一家九口定居勒芒，费尔南·德·圣埃克苏佩里任职于一家保险公司；对于曾在四个不同的区担任区长的伯爵来说，这可能不是一个好的职业选择，但它非常稳定，特别是在1870年后刚刚建立的民主世界里。费尔南·德·圣埃克苏佩里似乎向让推荐了这个职业，让当时从军官学校辍学参加工作——后来他的弟弟替他赎了这个罪过——1896年到里昂时，他成了太阳公司的督察。尽管他父亲当时负责公司在两个区的业务，在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的出生证明上，他父亲却自述为“无业”，这透露了他出生的那个时代的许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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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德·圣埃克苏佩里可能是在到达里昂的第一年，遇见了比他小十二岁的玛丽·布瓦耶·德·丰斯科隆贝。两人算是远亲，在玛丽的姑外祖母和教母特里科伯爵夫人的公寓里经人介绍相识，后来伯爵夫人在这个年轻家庭的生活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伯爵夫人闺名加布丽埃勒·德·莱斯特朗热，1896年时六十三岁。她的丈夫和唯一的女儿都早已去世，女儿是在1869年，没到四岁生日就夭折了。特里科伯爵给遗孀留下一套俯瞰里昂中心的时髦公寓，到了冬天的那几个月，她就住在这里。也许对她来说，更珍贵的是她继承过来的位于城市东北面四十五英里的庄园，1896年6月8日，让·德·圣埃克苏佩里和玛丽·布瓦耶·德·丰斯科隆贝在这座庄园里举行了婚礼。到1897年1月，这对夫妇在佩拉街安顿下来，大女儿玛丽-马德莱娜出生。一年零一天后，即1898年1月26日，二女儿西蒙娜出生，她显然是圣埃克苏佩里家族光宗耀祖的最佳人选。两个女孩后来成了家中的“姐姐”。1900年安托万出生，1902年家里又添了二儿子弗朗索瓦，1903年5月三女儿加布丽埃勒出生，她是圣埃克苏佩里最喜欢的妹妹，大家叫她迪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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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3月14日晚，让·德·圣埃克苏佩里在妻子家附近的火车站候车室中风，这个家庭破碎了。当时他四十一岁。他倒下几分钟后，一位医生赶到了，但没能使这位年轻人苏醒过来；让·德·圣埃克苏佩里在妻子的怀抱中，在拉福克斯车站接受临终圣礼，当时一列东行的火车到站，很多旅客正走出车厢。孩子们不在他身旁，我们不清楚他们是怎样获知父亲死讯的。安托万那时还不到四岁；他的生活将因为这件他可能并不记得的事情发生重大改变。自那时起，他受到的最大影响来自一位女性：特里科伯爵夫人。现在玛丽·德·圣埃克苏佩里成了一位二十八岁的寡妇，要养活五个孩子，却没有固定的收入，伯爵夫人自己曾两度失去亲人，她同情、支持玛丽。那年一家人离开了佩拉街的公寓，在伯爵夫人的圣莫里斯-德雷芒庄园里借住了六个月，如果让·德·圣埃克苏佩里活着的话，他们肯定不会去那里住。在那年余下的时间里，他们住在伯爵夫人在里昂白莱果广场的公寓，或者与玛丽·德·圣埃克苏佩里的父母住在拉莫勒庄园。拉莫勒庄园在圣特罗佩附近，由修道院改造而成，带有两座中世纪的塔楼和私家热带森林。庄园自1770年以来一直属于圣埃克苏佩里家族，让·德·圣埃克苏佩里的葬礼就是在这里举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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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德·圣埃克苏佩里优雅、温柔地履行了家庭责任。她是一位爱孩子的母亲，永远怀着怜爱、柔情，永远慷慨、尽心，她的这些品质都会在大儿子那里经受考验。她不一味赞同，因此她的祝福很有分量。丈夫去世使她的存在更显眼，这对安托万产生了一种违背物理定律的影响：他对母爱百尝不厌。缺席的父亲会以奇怪的方式在场，让·德·圣埃克苏佩里的影子很长。他的儿子从未写过丧父之殇——不过其作品可以理解成给失丧的男性亲情谱写的安魂曲——似乎也从未谈起过父亲。即使他不因这个问题而情绪低落，也不遗憾，但私底下他确实在与焦虑作斗争。他认为父亲死于梅毒，并且相信这种疾病是具有遗传性的。这并不是一个离谱的想法，当时梅毒的死亡率达到15%，福楼拜在《庸见词典》中将梅毒定义为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得的病。不管怎么说，这种关切不便让人去发挥奇特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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