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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德·圣埃克苏佩里是我们心目中典型母亲的化身：她总是满心牵挂和同情；她拥有超越理性的智慧；她的善意是珍爱的、有益的、持久的。即使长子的名望让其他孩子的成就黯然失色，她也不愿意区分对每个孩子的忠诚：“安托万当然有才华，但我所有的孩子都才华横溢。我不能说，安托万从小比其他孩子更有才华。”她的父亲和祖父都是作曲家，她自己也是一位造诣颇深的音乐家，每周日她都去村里的教堂演奏风琴。似乎正是她以训练有素的女低音让圣莫里斯庄园充满音乐。安德烈·德·丰斯科隆贝是她兄弟的儿子，比安托万小九岁，他在圣莫里斯度假时，也被那里“浓厚的音乐氛围”打动：“房子里回响着雷纳尔多·哈恩、福雷、舒曼、舒伯特或马斯奈的旋律。”在玛丽·德·圣埃克苏佩里的指导下，孩子们组成了一个合唱团；他们学会了许多中世纪的曲子，这些曲子构成了圣埃克苏佩里所有曲目的核心，后来他曾到母亲意想不到的地方表演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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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德·圣埃克苏佩里是一位颇有才华的粉画家，一生都在作画。1929年，在《夜航》评审期间，她向里昂市出售了三幅画作。这让圣埃克苏佩里自豪地说：“我们一家多么了不起！”1967年，在九十二岁高龄，她出版了一部诗集。这是她的第二部诗集，大多是关于孩子们和在圣莫里斯的岁月。她和儿子一样，非常感性。在作品《欺骗》中，她写了童年时的失望。1881年，两位“王子”——实际上是沙特尔公爵和巴黎伯爵——要来参加晚宴。她期待了好几天，最后不情愿地承认，两位访客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什么？这个人，是王子？他看起来真普通！我好想对他吐舌头！”对习俗的戒心不是她给儿子的唯一馈赠。一位侄女记得她极具魅力，但常常语焉不详：“她的来信令人愉快，但有时信息不怎么准确……在告知加布丽埃勒刚生了宝宝的消息时，她写道‘迪迪干了一件了不起的事’，但没有具体说迪迪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她对精确也没有概念。她不擅长财务，这倒不意外，她是一位二十一岁结婚、八年后独自养育五个孩子、喜欢裁剪精良的长裙的女子，也并非在女性自始至终以家庭为重的传统环境中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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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大程度上，玛丽·德·圣埃克苏佩里在经济和住房方面受惠于自己的家族——她偶尔会情绪低落——但她从不表现出来。她身体不太好，不过最后还是比自己的三个孩子活得更长。1913年3月，她带着两个儿子到法国北部待了十天，与儿时的密友住在一起。这位朋友也是寡妇，有四个孩子。梅尼尔·杜比松伯爵夫人在她的日记中写过，圣埃克苏佩里夫人的眼睛和腿都出了问题。她认为，这次旅行——包括前往圣米歇尔山的朝圣之旅——对朋友的身体和道德都大有裨益。一行人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唱歌（安托万的声音赢得了不同寻常的称赞），并与来访的神父一起参加弥撒。玛丽·德·圣埃克苏佩里信仰很坚定。她健康状况不佳，又多次失去亲人——1907年2月，在丈夫去世三年后，她又失去了父亲——这些都令她更为虔诚。借由“对天主教的真正财富的尊重”，她的人生和家人简单地维系在一起。她的精神世界——即使不完全是她的信仰——深深地影响了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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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玛丽·德·圣埃克苏佩里不同，特里科夫人对于信仰的态度更宽松，但家教则比较严。每天晚饭后，家人必须一起去圣莫里斯教堂祈祷，但在仪式上，圣埃克苏佩里却发现她表现得出奇地随意：“事实上，仪式让她觉得有点无聊。她离开休息室时开始大声祈祷，吸引了她身后所有祈祷者的注意；然后，她跪下，再站起来，完全不在意别人的目光。”在圣莫里斯村，她像地方官一样管事，但圣埃克苏佩里一家来了以后，她在自己家里就没那么大权威了。她全心收养了圣埃克苏佩里夫人，也因此接纳圣埃克苏佩里夫人的大女儿玛丽-马德莱娜，这个柔弱的女孩甚至更加受她宠爱。1920年特里科夫人去世时，将圣莫里斯连同其二百五十公顷的土地留给了圣埃克苏佩里夫人，并留给玛丽-马德莱娜一大笔钱。她对两个曾侄外孙们的看法却大不相同。在她看来，他们“吵闹、粗俗、脏乱、不听话，破坏或者弄脏他们碰到的一切东西”。她基本上尽量避免与他们相处。“我的两个弟弟，”西蒙娜·德·圣埃克苏佩里不得不承认，“的确令人难以忍受。但是，他们像很多精力过于旺盛，又没有父亲管教的孩子一样。他们打得很凶，谁也管不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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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族的共识是，圣埃克苏佩里家的孩子们被惯坏了。这些孩子完全没有规矩，这意味着他们不喜欢那些和母亲不同、更愿意管教他们的长辈。圣埃克苏佩里对圣莫里斯湖南面中央走廊的记忆终生挥之不去，为这记忆奠定基色的是舅舅于贝尔。于贝尔舅舅是典型的“严厉形象”，他与另一位舅舅在走廊上踱步，而当时只有五六岁的托尼奥则蜷缩在暗处。“这个人一生中从未亲切地揪过小孩子耳朵或捏过小孩子脸颊，总是在我淘气时凶巴巴地皱着眉头威胁我：‘下次再去美国时，我会带回一台鞭打机。美国机器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所以美国孩子是世界上最听话的。’”一位堂弟记得，十一岁的安托万总是喜欢和人争论。最常与他争吵的人是他的祖父费尔南·德·圣埃克苏佩里。他和祖父度过几次假。“我祖父和安托万在这一点上很像，”堂弟回忆道，“他俩都来自南方，都非常喜欢高谈阔论，但我祖父认为只有大人才有权参与谈话，孩子们不能插话，乖巧地在旁边听就是了。安托万绝不相信年轻人就该沉默。这种歧见常常引发互相指责。”玛丽·德·圣埃克苏佩里微笑着向她儿子的一位密友说起她夫家的氛围：“就像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的统治。”一位叔叔曾经公开断言，圣埃克苏佩里家的男孩们将一事无成。四十二岁的圣埃克苏佩里借《小王子》中的讲述者给出了回应：“我在那些大人中间生活过很长时间。我仔细地观察过他们。但这并没有改变我对他们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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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成人世界时，圣埃克苏佩里常常遵从青少年时期的想法。他自己的叙述是我们能找到的关于他童年时光的最好描写。虽然他的一些自传性片段触发了一系列记忆有意识或无意识在回避的问题，却有助于明确什么对他来说最重要。他母亲能证明他写的东西大多是真实的，即使她可能会将圣埃克苏佩里认为的冒险称为愚蠢；像所有人一样，她明白尽管儿子写的东西包含一些创造性成分，但他断然不会胡乱编造。西蒙娜·德·圣埃克苏佩里对圣莫里斯岁月的描述也印证了她弟弟勾画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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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托万童年时受到家人的耳濡目染，也受到更加低微的动植物世界的影响，对我们来说，这个动植物世界就是圣莫里斯和它的园子。天气好时，我们在丁香树丛中建造树屋和木屋，用青苔做地毯……下雨时，我们玩哑谜猜字游戏，或者去阁楼探秘。我们不顾扬起的灰尘和掉落的石膏，在墙壁和旧梁的裂缝间寻找宝藏，因为我们认为每座老房子都藏着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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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无论在哪里，都对宝藏充满兴趣。这常常是他唯一的行囊。他在《小王子》中提醒我们，宝藏是否被发掘并不重要；只要它存在就给房子施了魔咒。他对一所“没有秘密，没有隐秘处，没有神秘性……没有地下密室、埋藏的箱子和宝藏的房子”毫无兴趣；对于朋友他也有类似期望。在《夜航》中，“寻找黄金宝藏”的地点转移到了天空，但在《南方邮航》中它仍实实在在是在大地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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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岁时，我们在阁楼上的木制品中找到了避难所。死鸟、爆裂的老树干，奇装异服——人生的舞台侧景。我们所说的宝藏，老房子的秘密宝藏，是隐藏着的。童话故事里将它描写得如此美妙，有蓝宝石、蛋白石、钻石，它闪着柔和的光。这是每一堵墙、每一条梁存在的理由。巨大的横梁守护着房子，像在抵抗着我们不知道的什么东西。是的，抵抗的是时间。因为时间是宿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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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虽不安分，但并不急着长大，或急着争取自由。在圣莫里斯的花园里，在母亲宽容的眼神里，他享有充分的自由。后来他发现宿敌不可回避，世界如此严酷时，选择重返儿时的园子。他一封又一封地给母亲写信，说母亲是他的避难所、他的安全保障、他的“平静之源”、他的“柔情泉源”、他的“全能支持者”。1931年，他在信中对母亲说“我生病时、悲伤时、孤独时，想到的人都是您”，当时他才结婚不久。前一年，他寄了一封特别伤感的信给母亲：“教会我‘无垠’之意义的不是银河系，不是飞行，也不是大海，而是您房间里的第二张床。生病是一件多好的事啊，我们每个人都盼望着轮到自己生病。那张床是一望无际的海洋，流感让我们获许进入其中。”在更加艰难的时刻，他描写从热被窝里爬起来去执行飞行任务的情形，如同“被人从母亲的怀里拉走”。浓烈的母爱于他是一件温暖的披风，无论走到哪里都穿着，年龄越大裹得越紧。1940年，他驾驶飞机穿过德国人的炮火时，一边思索着自己的墓志铭该怎么写，一边自问：“一旦你长大成人，就要完全靠自己了。但是谁能抵挡一个曾经被全能的宝拉紧握小手的男孩？”被困在撒哈拉沙漠中时，他也这样回想起莫伊茜和她的一大堆亚麻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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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莫里斯的女性为圣埃克苏佩里提供的“主权保护”，现在延伸至对房子本身的记忆：他仿佛退回过去，进入一个备受呵护的世界。他声称从莫伊茜那里懂得了“永恒”，此外还从两位舅舅在圣莫里斯走廊上踱步中体味这个概念，“如潮涨潮落”，他如此哀叹法国的未来。他珍视那些夜里从窗口透进他位于三楼的房间的神秘事物。在利比亚，在危地马拉，还有独自在撒哈拉时，当他情绪低落，干净平整的白床单带给他慰藉；他在第一本小说和最后一部作品——他逝世二十多年后才出版——中都曾写到白床单。二十九岁时，他给母亲写信说，在熟识之物中，给他最多回报、最可信赖、最亲切的是“圣莫里斯楼上房间里的小火炉。从来没有什么东西像这只小火炉一样，让我如此确信存在……不知道为什么，但它让我想到一条忠犬。小火炉保护我们免受一切困苦。我从未有过这样一位好朋友……”。他甚至会在战时的家书中向妻子赞扬它一贯的忠诚：“你一定像我童年时圣莫里斯的小火炉，冬夜里窗子结了一层冰，小火炉在我房间里安静地散发热气。我会醒来，听小火炉圆鼓鼓的肚子发出呼呼的声音。我感到自己被这个小家神保护着，很开心自己还活着，便接着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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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每一部作品之下都汩汩流淌着他奇妙的童年生活。这使他成为一位出色的小说家，但失落的世界也可能令人迷惑。对一个头脑特别抽象的人来说，失落的世界似乎比手头的工作更加引人入胜。“这个童年记忆的世界，”他三十岁时告诉母亲，“在我看来，永远比另一个更真实。”后来，他在同一封信里补充说：“我不确定在童年之后，我是否生活过。”当时他身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边尝着思乡之苦，一边开始创作《夜航》，这部书的初稿是以圣埃克苏佩里夫人的形象开篇的。仿佛沙暴、异教徒部落和沙漠中的机械故障都是一场梦，而莫伊茜的洗衣间才是持久的现实。被波德莱尔称为天分的能力——随意寻回童年——证明既是一种诅咒，又是一种祝福：对于圣埃克苏佩里来说，这是一个他常常陷入懊悔的理由。三十八九岁时，有一次，他一出现孩子们就尖叫起来。他郑重地评论说：“有一件事总是让我难过，那就是长大。”成年于他而言是一种放逐，远比在朱比角度过的漫长而孤寂的数月更令人痛苦。《小王子》中的讲述者在成年人的世界里非常孤独，直到他遇到小王子，另一个世界的使者，在那个世界里，孩子们可以思考严肃的问题，同时保持童真并且无须付出任何代价。成年后圣埃克苏佩里发现，并不是每个人都像圣莫里斯的亲人那样，包容他犯错、提要求、保持思想独立。快乐的童年也会捆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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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王子的星辰与玫瑰（圣埃克苏佩里传） 第三章 天地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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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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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知识的渴望是时断时续的，但我想把大脑沉浸在我双脚未曾到达的氛围里的渴望持续不断、永恒不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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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罗，《远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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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夏末，圣埃克苏佩里夫人举家北迁至勒芒，这是一座有七万人口的工业城市，位于巴黎西南面一百四十英里处。这里是她公公结束政治生涯后定居的地方。他的两个女儿也在这座城市。圣埃克苏佩里讲话时总是提到勒芒或法国西部，而不是里昂，这算是对父系家族的敬意吧。圣埃克苏佩里夫人搬家是为儿子们的教育考虑。费尔南·德·圣埃克苏佩里曾把他的两个儿子送到圣克鲁瓦圣母学院，他的孙子们也在10月入读耶稣会学校。堂兄居伊·德·圣埃克苏佩里比安托万早一年上学。圣埃克苏佩里显然此前在里昂的一所教会学校圣巴泰勒米山学习过一两年，所以他被安排在第七班，相当于六年级。那是一所二百五十人的学校，从一年级开始，有一半学生是寄宿生。或许是为了欢迎他加入，或许为了让他始终是一个新生，同学们很快将他的名字戏称为“塔塔纳”[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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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家位于克洛-马戈街21号，是一所带小花园的普通公寓，但并不是一派秩序井然的样子。这可能是由于圣埃克苏佩里夫人时常不在家，男孩们由婶婶照顾。家里唯一的时钟好像坏了。住在城北的邻居保罗·戈尔捷也是圣克鲁瓦学院的学生，每天早上和安托万一起步行二十五分钟去上学。两人定好7点半出发，这样就能赶上8点上课。每天一大早，圣埃克苏佩里就来到戈尔捷家门口，问几点了，每次都是6点到6点半之间。至少有一次，圣埃克苏佩里提到他家在克洛-马戈街的房子里没有钟。不过，这个解释恐怕不可信，更有可能是因为他喜欢吃完第二顿早餐才去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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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勒芒的头几年，圣埃克苏佩里学业并不突出。关于这一点，西蒙娜·德·圣埃克苏佩里说得简单直接，她断言弟弟“绝不是神童”。圣克鲁瓦学院的神父们开设了很多拉丁文和希腊文课程，他们记得圣埃克苏佩里“善良而聪明，但常常注意力不集中，是个坐不住的孩子”。圣埃克苏佩里常常在课后被留下来，原因很多：数学考试连续几次不及格、注意力不持久、书桌太乱、衣冠不整，等等。他的成绩波动很大，在“总体行为”以及“秩序、仪表和整洁”方面分数令人失望，但他的总体表现比这些分数给人们带来的预期要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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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九岁至十五岁生活在勒芒，对这段生活的描写更契合一位内向的哲学家，而不是圣莫里斯那个喧闹的发明家：他姐姐认为，离开家庭的温暖后，他变成了一个内向的孩子。让-马里·勒列夫尔1905年入读圣克鲁瓦学院，他回忆说圣埃克苏佩里这位新同学郁郁寡欢，不爱笑。老师们觉得他“恍惚、耽于沉思”。很少有同学能理解他这样的性格，他们开玩笑说他在“神游”。他不喜欢同学们嘲笑他，但也很快就消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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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文学上花费的功夫并不总对学习有用，但在圣克鲁瓦，他的文学修习从未松懈。正是在这里，他开始与母亲通信。在他上学期间，母亲有时在圣莫里斯，有时在拉莫勒庄园。最早、最长的信里有一封写的是，圣埃克苏佩里去索莱姆的本笃会修道院实地学习，此行影响了他的一生。十三岁时，他找到让-马里·勒列夫尔，询问勒列夫尔是否愿意合办一份他正在编的杂志。圣埃克苏佩里已经招了一位体育作家、一位讽刺漫画家和几位专栏作家，但他把卷首页和诗歌专栏预留给了自己。这份杂志只出了一期就停刊了，编辑们却因此招来警察，遭到数小时拘留。不过第二年，他获得了热门的年度最佳写作奖。这一年，圣埃克苏佩里在马戈塔修士的指导下，第一次对课程发生了兴趣。勒列夫尔记得他是一位难得的鼓舞人心的教师，他本可以向人夸耀，圣埃克苏佩里的第一篇航空故事是写给他的，但他并没有那么做。安托万跟随法语老师洛奈修士学习时，他的修辞学老师认为他是一位杰出的文体学家，是班上最优秀的学生。1914年，他写了一篇短文《一顶帽子的漫长旅程》，巩固了他在洛奈班上的声名。勒列夫尔回忆道，老师非常喜欢这篇文章，“他让我们阅读、讨论了两个多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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