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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王子的星辰与玫瑰（圣埃克苏佩里传） 第四章 失落的地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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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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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一个赤脚的男孩并不会成长为一位总统，他只会成为一个赤脚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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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妮特·弗兰纳，《昨日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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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第一次离乡于圣埃克苏佩里大有益处。远离了圣莫里斯的溺爱，也远离了耶稣会学校的严规，十五岁的圣埃克苏佩里似乎开始独立了。圣让庄园是我们所知唯一他在成年后视为圣地的学校；也是唯一他在作品中提到的学校，这些事实都表明他对这所学校有一些感情。在《南方邮航》中，叙述者“带着忧伤”回忆起自己的家：“松林中有一座白色带山墙的房子，一扇窗户亮了，接着另一扇窗户也亮了。”很明显，这是圣让庄园。只不过在圣埃克苏佩里笔下，这所漂亮的学校比实际上简朴；迄今为止，它的校园是圣埃克苏佩里见过的最奢华的。学校像一座整洁的红屋顶村庄，俯瞰着寂静的弗里堡镇；开阔的运动场外是一片茂密的林子。这是一所三语学校，有一千名学生，其中一小半是瑞士人，一大半是外国人，也就是法国人。学校没有围墙，这样就不会把打理得很整洁的校园与外界隔离开来；这里洋溢着相互信任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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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母会学校建于1903年，可算是向英国公学体系的致敬。它同样是面向特权阶层的学校，但也充满自由气息，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接触频繁而温暖，它乐于接收外面世界的消息（虽然这些年大多是不好的消息；一战中，它的校友也显著减少了），优秀的学生享有更多的独立自主。例如，学业出色的学生可以到高楼层一个安静的房间里和教师们近距离接触，而圣埃克苏佩里从未因成绩好而获得这一殊荣。学校的规章建议教职员工不要光顾着指导男孩子们，而忽视了“教育”他们，这一教育理念直接源自英国。教师们要“让寄宿的学生放松，实行人性化管理，以避免寄宿的缺点”。学校管理者的态度是，把纪律观念逐渐灌输给学生，远比居高临下地强加给他们更好，虽然这种理念在年少的圣埃克苏佩里身上并没有取得显著的成效，但多年以后在他的作品中却多有体现。“我喜欢这里，”这名圣让的学生曾这样对母亲说，这句话可以视为他辉煌岁月的引语，“这里的气氛有些严肃，但每个人都充满了公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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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圣莫里斯的古怪诗人圣埃克苏佩里来说，圣让庄园肯定比耶稣会学校更适合他，但对于这位未来的“服从大王”来说，完全投入学术生活中还为时过早。他经常因为在餐桌上没有按要求讲德语而受到训斥，他则常用法语回应。他虽然不擅长讲德语——事实上是所有外语——却把自己的瑞士口音练得近乎完美。许多年里，他会唱一首歌，用弗里堡式法语演绎雨果、马拉美或魏尔伦来取悦朋友。在课堂上，他的表现仍旧极不稳定，偶尔在法语或拉丁语上取得好成绩，在日常学习中，他通常在班里扮演“红灯”的角色，更常用的说法是“尾灯”，也就是说他在班里垫底。两年里，他的地理成绩都是班里最差的，他没有忘记过，后来还用几种方式来调侃这一点。在《小王子》中，叙述者就懊悔在六岁时因为地理这等平淡无奇的事情，而放弃了有前途的画家生涯。他冷淡地评论说，他曾飞到世界各地，现在有理由说地理科目是有用的。他一眼就能分辨出亚利桑那州和中国：“如果在夜间迷失了方向，地理就是很有用的科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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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往往更容易回忆起童年的屈辱时刻，而不是荣耀时刻，就算荣耀时刻其实更多也无济于事。有趣的是，圣埃克苏佩里选择记录下来的学校时光，是在弗里堡时分心、失败或挨罚的时刻。在《空军飞行员》开篇，他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年，专心求解几何学问题，总是“乖乖地摆弄着圆规、直尺和量角器”。几行之后，在微风中摇晃的树枝吸引了他的注意力：“我从一个勤奋的学生变得懒散。”1940年，执行完一次侦察飞行任务后，他接受指挥官的检查，这时他回忆起被老师问到怎样合并伯努利方程时自己感到的不适。他对于这种无力的感觉似乎并不陌生：“在老师的注视下，你浑身僵硬，一动不动，像是被钉住的昆虫。”他担心自己会“失败，就像一个男孩当着全班的面在讲台上罚站”。《南方邮航》的叙述者成为邮政飞行员后，曾回去看望寄宿学校的老师们，他对老师们“过去的怠惰”表现出极大的宽容。他很乐意揭老师们知识的老底。那些曾经用地理测试吓唬他的老师们自己从未去过非洲，却要测验他对知识的掌握情况。现在，他们倒要问圣埃克苏佩里那些他们讲过，但只有圣埃克苏佩里才真正学会了的秘密。如果说出“难道人们都知道三角形的内角和，以及仰光的经度”这句话的人竟然是一名学习勤奋的学生，那就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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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样子，圣埃克苏佩里的才能体现在规定学习课程之外的方方面面。他继续广泛阅读——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发现并如饥似渴地阅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我立刻觉得，我进入了一片广阔的天地”）——并且再次以诗歌闻名。“我崇拜波德莱尔，”1941年他这样描述十六岁的自己，“虽然有些惭愧，但我必须承认，我牢牢记住了勒贡特·德·李勒、埃雷迪亚，以及马拉美所有的诗。”圣埃克苏佩里在弗里堡创作的诗歌中有波德莱尔的影子，而1915年或1916年圣让学校的课程里是绝对没有波德莱尔的。他的这些诗充满激情，但尚有几分青涩。其中几首诗表明他对奥黛特·德·西内蒂的爱已不复存在，被取而代之了。宝贵的草稿散落在他的口袋里，后来也同样散落在驾驶舱里。通常，他同时创作两三首诗；他灵感充沛，在这里读书的第二年，他创作了两首哲理诗，献给不同的人。其中第二首送给一位正在经历困难的同学。（“帮助朋友们战胜困难已经是他非常关注的问题了！”1951年，一位教过他的老师自豪地说，那时圣埃克苏佩里在人们眼中比他实际上更热衷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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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弗里堡的记录显示，圣埃克苏佩里在足球和击剑方面表现优异，在足球队里担任守门员和中锋。可惜的是，若说圣让优良的设施使他的运动天赋得以发挥出来，这些天赋却很快夭折了。他无疑还是那个不擅长运动的家伙。他的真正天赋最终还是关乎意愿：照历史老师的说法，他是一个笨拙的孩子，“常弄翻桌子，碰倒牛奶壶和咖啡杯，然而在需要建造纸模型或拆解复杂的机械物品时，他那长着修长手指的大手却如编织女工般灵巧”。多年后，他在一间客厅里差点失手打破茶杯，有人问起，他算是特别笨拙，还是非常机敏呢。“非常机敏。”他回答道，还说毕竟他最后什么也没打碎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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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文学方面则表现得始终如一。他擅长记忆诗歌，对戏剧的热情丝毫不减于圣莫里斯时期。他能精彩地演绎莫里哀的戏剧，他在课堂上的表现有多么平淡无奇，在课外辩论会上的表现就有多么出色而机智。圣埃克苏佩里扮演《无病呻吟》中的医生，一副那个时期他所有照片中的模样：长久痛苦、笨拙、孤独、拘谨。现在他比同学高出一头；因为身高，留存下来的所有集体照中，他都在最后一排。和其他照片相比，在圣让关禁闭时拍摄的一张照片上，他也没有流露出明显不快的神情。他的金色头发早已不那么卷曲，发色也变暗了。因此，他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与其说是头发，不如说是他的朝天鼻，这对一个学生来说是非常痛苦的。他眼窝扁平，棕色的眼睛微微突出，两条浓密的眉毛紧挨着眼睛，和他的父亲一模一样。这个十六岁的男孩因而长得有几分像猫头鹰。后来，圣埃克苏佩里的相貌有时奇特，有时又英俊，他的形象似乎游走在演员华莱士·肖恩和年轻时的奥森·威尔斯之间；作为一名学生，大多数时候他看上去都是清瘦而郁郁寡欢的。然而，他一笑就成了恶作剧的化身。这样的神情变化令人印象深刻，以至于1930年代他的一位朋友评论说，圣埃克苏佩里“在那些看到他微笑的人心中留下了永久的创伤，哪怕只看到过一次”。在弗里堡，他的微笑仅仅是开始和他的幼稚较量；干扰他学习的并非喧闹，而是不专心。圣埃克苏佩里在这个时候的确已经走出自我的世界，第一次结交了亲密的朋友，这三位朋友都是里昂人。继夏尔·萨勒之后，他又交到了好朋友路易·德·博纳维，并在1916年夏天结交了马克·萨布朗。博纳维的母亲显然比圣埃克苏佩里夫人更能干，当儿子需要时，她会前往瑞士探望他。她的儿子长相英俊，一头浅褐色头发，比圣埃克苏佩里还要内向两倍，有抑郁倾向。聪明又迷人的萨布朗较圣埃克苏佩里年长几岁，也是一个特别敏感的男孩，他和圣埃克苏佩里在音乐和诗歌方面趣味相投。在圣让，弗朗索瓦在音乐和艺术方面脱颖而出。他们是安托万最早的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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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在弗里堡时收获了友谊，也留下了一些东西。尽管母亲非常虔诚，他在耶稣会学校也度过了几年时光，但他并没有变成一个真正的天主教徒。他非但没有背弃精神生活，对它的迷恋还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强；他深知宗教的重要性，还常常声称后悔与教会失去联系。他对信仰的疏忽并未妨碍人们对他的作品作出大量宗教解读。圣埃克苏佩里一再宣称，他“在圣母会学校时失去了信心”，他确实是一个自由、追求平等秩序、更多致力于教育而不是教会的人。圣埃克苏佩里在弗里堡求学的第一年，学校并不是特别注重宗教教学（每周授课两个小时，少于法语、拉丁语、希腊语或德语），第二年宗教课则与哲学课一起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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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为何会失去信仰，或者在一些特别的地方重获掩藏的信仰，对此有很多解释。然而，远离教会肯定与圣埃克苏佩里本人，而不是与圣母会有关；他对事物古怪的、高度个人化的态度与有组织的教育，与有组织的宗教都格格不入。1917年，圣埃克苏佩里写信给他的母亲说，他每周都忏悔，尽管他当时就读于一所非教会学校，并没有人要求他这样做。那之后，没有资料表明他曾经为宗教目的再次踏进教堂。他第一部小说的主人公诚然“将自己献给信仰，就像他将自己献给任何精神约束一样”，却发现在巴黎圣母院，绝望的呼喊多于出于信仰的行为，这座教堂对此极为失望。圣埃克苏佩里在弗里堡的物理老师对这名学生在科学方面的敏锐印象深刻，他在照相底片上放置一个十字架，展示了金属阻挡X光的能力。这项实验不仅显示出他的科学天赋，还是一个生动的暗喻，喻指这位飞行员后来对自己最初被传授的观念的凝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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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秋天，圣埃克苏佩里买了一台折叠柯达相机，想用它做实验。他写信给母亲说，他花很多时间拉小提琴，希望她能寄一些音乐碟片过来。他报告说，虽然他为自己完全没有德语天分而沮丧，但仍在努力学习。除此之外，听起来他还是很高兴的。9月的一封信显示了他的异想天开，以及暴露自己之愚蠢的能力。新学期返回弗里堡时，他在瑞士边境一下子喜欢上了轻装旅行的想法：“母亲，您不知道像空气一样轻盈，像风一样自由是多么令人愉快。”因此，他把所有的行李都塞进一个大箱子，写上在圣让的地址，留给海关查验。他知道他可以派一名搬运工去瑞士车站帮他取回箱子。他一到弗里堡就碰到了一位老师，老师马上问他怎么没带行李箱。圣埃克苏佩里自豪地解释了他的巧妙安排。“正当我又一次夸耀自己的天才主意时，搬运工回来了，带回一个坏消息：行李箱不见了！”之后，他跑去查看弗里堡站的每一列火车，急切地等待着，好像拉封丹寓言中被固定在贵族闪亮服装上的喜鹊。“每次我回到学校，脸就拉得更长，一副束手无策的样子；我一定像美杜莎的弃儿……我一无所有！甚至连一件衬衫领、一支牙刷都没有。”几天后，行李箱安全到达。不难理解为什么它主人的老师们经常说这个学生“很有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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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和弗里堡时期留存下来的任何其他信件，均丝毫没有提及那场夺去超过百万法国人性命的战争，圣埃克苏佩里只是曾主动告诉母亲，法国护士可以去瑞士度假三周，费用由政府支付。她为什么不利用这次休假去弗里堡看望儿子们呢？这场战争在圣埃克苏佩里的诗中痕迹更重，他哀叹战争的破坏性，遗憾自己离前线太远。在圣让，他似乎与战争绝缘，就如同1915年至1917年欧洲大陆的人一样；这所学校非常亲法，每天张贴前线公报给男孩们看，但它与战争现实的唯一接触是不具有威胁性的瑞士军队，军人在行军途中偶尔会在圣让的草坪上露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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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堡有两项考试，立时吸引了圣埃克苏佩里的注意力。他之前所有的学习都是为中学毕业会考做准备，这是高等教育的通行证。这项考试虽然不像今天这样必不可少，但对于上层社会家庭的儿子来说是强制性的。1916年6月，圣埃克苏佩里在索邦通过了中学毕业会考的第一科考试——文学考试。他和姑外祖母——男爵夫人费尔南·德·丰斯科隆贝住在一起，几乎可以确定那是他第一次去法兰西喜剧院。如果说他给母亲的那封关于这趟旅行具体细节的信暗示了什么的话，那就是他和今天的考生一样，在考试前很紧张。艰难的考试为期两天，在之前的几周里，他一定在非常努力地学习；据统计当时只有一半学生通过了这次中学毕业会考。在考场上，他自然是奋笔疾书。“此刻我离开了索邦，”他向母亲报告说，“在那里我刚刚写完了我的拉丁文文章，还帮我的邻桌也写了一篇，他是一个非常友好，但特别笨的男孩。明天我还要帮他做希腊语翻译。”第二年夏天，在里昂，他又成功地提交了会考第二科——哲学的答卷。严格来说，这是他一生中通过的第一次重要考试，也是他最后一次通过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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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初，弗朗索瓦·德·圣埃克苏佩里病倒退学了。到了5月，他仍未返回弗里堡。德·博纳维夫人告诉了安托万这个坏消息，他的弟弟患上了风湿热。7月10日，十五岁的弗朗索瓦在圣莫里斯的病床上死于心脏病，葬在庄园的家族墓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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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弟弟病故，圣埃克苏佩里仅在作品中做过一次直接描写，那已经是二十五年之后了，他至少有两点写得不够准确。他说自己当时十五岁，其实是弗朗索瓦十五岁。（对这个小纰漏也不用太在意，因为圣埃克苏佩里似乎总是记不对日期。）他声称，他最近才明白人的肉体并不那么重要，他觉得自己本应该早点明白，而弟弟的去世给他补上了这一课。（1943年，他写道：“肉体是一个旧躯壳，没有人会留恋。”）在那些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圣埃克苏佩里都完全无视了这一点。不然，我们能看到的唯一描述就有些奇怪了，但它很可能是真实的：在去世前二十分钟，弗朗索瓦曾向护士要求见哥哥一面。那是清晨4点。显然他非常痛苦，但他挥了挥手。“别难过，”他安慰安托万说，“我没事。没办法，我的身体就是这样。”带着骄傲和难为情，他将自己在尘世所拥有的东西托付给哥哥：“如果他是塔楼的建造者，他会交由我完成未竟的部分。如果他是一位父亲，我会接替他抚育他的孩子。如果他是一名侦察机飞行员，他会把收集到的情报传递给我。但他还是个孩子，托付我照顾的是一台玩具蒸汽机、一辆自行车和一支步枪。”也许圣埃克苏佩里作品中另一个金发男孩的去世与这一场景相像，弗朗索瓦“片刻间一动不动。他没有叫喊。他像一棵树那样缓缓地倒下”。随后，安托万拍下了弟弟躺在病床上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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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几年里，他似乎只对一个朋友谈起过弗朗索瓦。（他一向不轻易流露情绪，沉默不语就表明一件事很重要。）显然，他失去了最亲密的知己：“他说他失去了一位朋友，这位朋友的陪伴于他而言永远都是弥足珍贵的。”痛失亲人，对加布丽埃勒的打击最大，她和弗朗索瓦年龄最相近，形影不离。弗朗索瓦去世后，圣埃克苏佩里把她搂在怀里，小声地向她许诺：“我会尽我所能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哥哥。”圣埃克苏佩里成了家里唯一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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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夏天，圣埃克苏佩里夫人想尽一切办法让儿子走出悲伤。换个地方似乎是最有效的方法，7月下旬，安托万被送往各地散心，有些很有帮助，有些则不然。（他的姐妹们似乎还和母亲住在一起。）他先到了在勒芒的祖父母家，费尔南·德·圣埃克苏佩里正在研究家族历史，试图用家谱调查吸引他的兴趣。他和堂亲们一起去了位于布列塔尼海岸上卡纳克镇的家族庄园，他在勒芒生活期间也来过这里。据堂兄居伊讲，这一次他很难打心底里开心起来，他甚至变得非常厌恶居伊。随后他前往位于克勒兹的博纳维庄园，在那里他要愉快得多。他8月下旬到达，在那里逗留了一个月。在此期间，他再次心有所爱。他每天花四个小时骑马，少一些的时间学数学，他似乎很喜欢这样；他不知道何时能够再见到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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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他决定报考海军军官学校，它相当于美国的安那波利斯军校。对一直专注学习艺术和文学的安托万来说，这不免有些奇怪。但他当时确实报了名。对于一名未来的飞行员，这或许不是很好的选择，但对圣埃克苏佩里家族的人来说，在1917年作出这样的选择是很自然的事。安托万过早失去了父亲，生命中缺少男性榜样。在颇为传统的法国，父亲的榜样很多时候决定了儿子的职业选择（无论如何，让·德·圣埃克苏佩里并没有开辟出一条可以垂范儿子的职业之路），不过家族中往前数三四代也有海军军官。此外，当时正值一战。在法国，海军是君主主义者在军队中的大本营，伤亡历来比其他军种要少。要想考入海军军官学校，首先要在巴黎读一所预备学校。在预备学校，圣埃克苏佩里与一些报考其他大学校的学生一起学习高等数学，这些大学校不属于大学体系，报考者不必参加竞争性考试。作为法国青少年中的精英，圣路易高中的男孩们分成几组，每组依照升学目标起了名字：海军军官学校组、圣西尔军校组、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组、巴黎中央理工学院组。良性竞争使他们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巴黎中央理工学院组是海军军官学校组的死敌；在圣埃克苏佩里看来，海军军官学校组是最活跃的，而圣西尔军校组是最呆板的。有一天，这些学校的毕业生将和其他大学校的学生（他们大多是工科生）一起，成为过去统治，现在仍然统治法国的官僚阶层的成员。[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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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秋天，亨利·德·塞戈涅几乎刚到巴黎的波舒哀中学，就遭到一个高大笨重的圣西尔军校组学生袭击。塞戈涅被“一个大个子救出来。他身材强壮，肩膀宽阔，身体显得不太协调。他算不上英俊，但上挑的眼睛和翻翘的鼻子透露出他强大而独特的个性”。很快他们就成了好朋友——只有面对塞戈涅时，圣埃克苏佩里才说出了他对弗朗索瓦早逝的悲伤——他们和另外三个男孩组成了形影不离的小团体，每天从他们住宿和自习的波舒哀中学出发，去位于卢森堡花园另一边的圣路易高中上课。与塞戈涅、贝特朗·德·索西纳、阿尔贝·德·东皮埃尔和埃利·德·瓦苏瓦涅（他父亲当时是法国总统的副官）一起，圣埃克苏佩里有了一个亲密的朋友圈子，朋友们亲切地叫他“圣埃克苏”。他的生命似乎也因此蓬勃向上，但他仍有些冷漠，并不总是参加这个小团体的活动。“一片云总会飘散，圣埃克苏也会退隐到自己的世界里……很容易认为他有些小情绪，但事实并非如此。他只是暂时撤回他的堡垒。”小团体的朋友们用各种恶作剧引逗他，可是圣埃克苏佩里自己的世界拉扯着他，使他不能常常与伙伴们在一起。这些年里，他的人生哲学似乎建立在与这些男性伙伴的友谊之上，而他常常被描述为害羞、隐秘、不愿社交的人。实际上，这位热衷遵守职业道德的民主斗士的第一个社交圈是完全贵族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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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戈涅曾经写道，圣埃克苏佩里对待学习的态度同他对待玩乐一样：只有喜欢才会去做。他能够高度集中注意力，达到近乎痴迷的程度。据塞戈涅说，可悲的是，他的这位天才同学似乎对课业提不起任何兴趣。在圣路易高中目标明确、竞争激烈的气氛中，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如果高数不是课业的一部分，那么圣埃克苏佩里肯定会认真投入地学习，就像后来他所做的那样，只可惜那时为海军军官学校的考试做准备为时已晚。老师们理解他反常规的学习方法，而他母亲则不同，虽然儿子常常在信中写到自己学习有多么努力，但她知道儿子在学业方面的不足。“我身体很好，道德没问题，数学也不错。”他在一封信里写道；他还说，在老师看来，他完全有希望通过海军选拔考试；他在班里的名次逐步提升，不过因为近三年里他只准备了文学课程，所以还有很多知识需要补起来；他的成绩相当于C-，这对他来说并不算坏。似乎没有人想知道这个劲头十足的文学爱好者会在海军军官学校做什么，而圣埃克苏佩里本人也毫不关心。在法国，在战时，在20世纪的头几年，法国人，尤其是年轻贵族是不会关心这些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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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展现出突出的天赋，虽说还没有明确的方向，但教师们也为之感动，怀着仁慈不遗余力地帮助他发展所长。事实证明，有些时候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在波舒哀的自习室，塞戈涅和圣埃克苏佩里享有难得的特权，他们在房间前面和后面各自独占一张书桌，而班里其余三十八名同学则坐在长凳上，共用一张长桌。他俩的书桌颇有些奢侈：椅子明显比长凳更舒适，因为长凳没有靠背，不能向后摇；在公用桌子上学习的同学只得把书整齐地放在开放的木格架上，而书桌则更为私密。圣埃克苏佩里滥用了这项特权，以至于他的书桌被描述为“乱糟糟的一堆”。热纳瓦修士注意到他的杂乱，多次提醒他，要想书桌不被收走，就必须整理好。圣埃克苏佩里并没有当回事，结果有一天修士“像朱庇特一样大吼”，宣布他得在休息时间和一个同学换位置。安托万向来对批评很敏感，听到吼声，他吓得发抖。然而，他并没有作出该有的认错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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