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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夜航》中，圣埃克苏佩里以他最纯熟的技法将活跃和沉思融合在一起，《夜航》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这无疑是他在不知不觉之中，通过一系列叙事手法达成的。它们不是纯文学，他不可能写出《吉姆老爷》那样的作品。这个故事以电报、闪回、情感特写，以及一种类似文学蒙太奇的形式讲述，这一切会让评论家产生一种从摄像镜头观看世界的印象。更准确地说，这是飞行员的视角。法比安和叙述者创作了夜空之诗；里维埃以多拉式的电报速记思考和交流，但总的来说那是航空业发展初期的情况，圣埃克苏佩里和内里在飞行中的交流就说明了这一点。这部小说的对话极为精简，以至于更像一部剧本，但最终这种风格用在小说中甚至比用在银幕上效果更好，一部分原因在于人类和宇宙的根本斗争的主题和语言都极为微妙。圣埃克苏佩里澄澈的散文看似简单，实则不然，最早发现这一特点的是斯图尔特·吉尔伯特。他翻译过《尤利西斯》，凯瑞丝·克罗斯比把他引荐给圣埃克苏佩里，希望他能将《夜航》翻译成英文。吉尔伯特对一位早期的圣埃克苏佩里传记作者说，事实证明澄澈的文字初看简单，实则难以处理。“在翻译完之前，我拿着一些段落去问乔伊斯：‘如果是你，你怎么翻译？’乔伊斯眯着眼看了一会儿，说：‘好吧，我们再看看……’然后，他会把那几页修改一番，还给我。”然而，经过乔伊斯润色的吉尔伯特译文仍然未能赢得英语评论家的赞扬，考虑到吉尔伯特才华卓越，这也算是间接地称赞了圣埃克苏佩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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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把自己的书看作对黑暗的探索；我们知道他开始写这本书时，想到的是自己童年时期在圣莫里斯的夜晚。后来，他称自己所受的文学影响来自儒勒·凡尔纳鲜为人知的作品《黑印度》，他说他十岁时读过这一作品：“人们通常认为这本书冗长乏味，但在我看来，它是一部宏伟而神秘的作品。”书中的奇异意象多年来一直留在他脑海中。1941年，他回忆说：“故事发生在地面以下几千英尺深的通道里，阳光从未照射到的那里。”据一位评论家统计，“夜晚”在小说中共出现了六十三次，它诚如纪德在短序中所说，称得上对“夜晚的黑暗背叛”之沉思。只有一种意象更普遍：《夜航》多处提及远洋。书中满是海洋、海浪、锚、潜艇、潮汐、船、潜水员和港口等众多有关航海的隐喻。圣埃克苏佩里飞越南美海岸已经是一年前的事了，但我们不由得想到1929年的短暂夏天，他在布雷斯特和水手们在一起，跟着他们学到了很多东西。《夜航》的评论者禁不住将圣埃克苏佩里与康拉德相比，将《夜航》和《台风》相比，这是完全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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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洋两岸，圣埃克苏佩里被誉为古典主义者，这一定让一本航空书——即使书的名字绝对老派——的作者笑了。1932年这部小说在美国出版时，被誉为“经久不衰的现代经典”、“现代勇气”的精彩写照、描写飞行最成功的出版物，时至今日它仍然担得起这些殊荣。在《纽约时报书评周刊》褒贬参半的公告中，路易斯·克罗嫩伯格承认：“不管怎么说，飞机总算第一次和艺术沾了边。”有些朋友是这部作品忠实的拥趸：本杰明·克雷米厄先后两次，先是9月在《年鉴》上，又于10月在《新法兰西评论》上发表书评。在第二篇文章中，他发现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即一名飞行员写书做什么。从宣传的角度来看，这在1931年是有利于圣埃克苏佩里的——还有纪德的序言、好评以及伽利玛出版社的认可，在法国要赢得大奖，伽利玛出版社的认可即便不是必备条件，也是非常重要的条件——11月，有传言称该书是法国最负盛名的费米娜文学奖的有力竞争者，这不足为奇。另一本入围作品是雅克·沙尔多纳的《克莱尔》；据说两人都在竞争龚古尔文学奖。在两位候选人中，圣埃克苏佩里名气小一些，也是唯一在评审团斟酌选票时还在卡萨布兰卡和埃蒂安港之间运送邮件的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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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4日，他收到了至少三封电报。第一封电报，费米娜奖评审团以十二票对三票的投票结果，将这个奖项授予了他。第二封电报，空中邮政公司允许他回巴黎接受这一荣誉，但按原计划他要把南美的邮件运往图卢兹。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封电报，梅尔莫兹对他表达了由衷的祝贺。经过二十个小时的飞行，圣埃克苏佩里于月中抵达图卢兹，他浑身沾满机油，胡子三天没刮，人们都快认不出他来了。这位1931年费米娜文学奖的得主穿着破烂的帆布鞋、脏乎乎的裤子、蓝色的棉大衣，大衣敞着怀，用一根绳子系在腰上。两个小时后，他准备了一套皱巴巴的西装，坐上开往巴黎的火车。到了巴黎，他入住了鲁特西亚酒店，这是一家位于左岸的宏伟老建筑，龚苏萝和他母亲也来这里和他碰面。一位侍者负责整理他的衣橱，还有一位理发师来到他的房间，好让这名飞行员看起来不那么像现代版的鲁滨孙·克鲁索。所有这些努力并没有让他在费米娜奖招待会上更自在一些，无疑他不再感到自豪，而是变得笨拙，红着脸不发一言，就像每一次遇到这种场合时一样。“如果这时走来一位朋友，”一位在此后十年多次看到他经历这种折磨的女人说，“他会像抓住救生圈一样抓住朋友的手，默默地握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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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圣埃克苏佩里似乎能够很好地掌控双重身份。他仿佛一个得到双份祝福的人：在文学和航空领域他都是稀客，都备受珍视。一份报纸讶异于费米娜文学奖得主竟然不是专业作家，另一份报纸则发现，他喜欢和飞行员同事们讨论瓦莱里、斯宾诺莎和德国浪漫主义。不幸的是，圣埃克苏佩里很快就会发现，这比在星空飞行更难找到平衡，这更需要解释的才华，而不是斯多葛式的寡言。他当时还在休假，就和龚苏萝在圣莫里斯度过了圣诞节，这是他们最后一次一起过圣诞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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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费米娜奖评审团投票前，圣埃克苏佩里读了几篇《夜航》的书评，不太开心。他从埃蒂安港给克雷米厄写了一封颇为苦闷的信。克雷米厄很可能是在征得作者许可后，在12月15日的《年鉴》上刊出了这封信的部分内容。没有作家会对批评免疫，但圣埃克苏佩里尤其在意，在赞美的洪流中，他偏偏只关注那些反对的声音。他是一个不知满足的人：他对伊冯娜·德·莱斯特朗热说，他很失望赢得的是费米娜奖，而不是龚古尔奖，不过她对此并未表示同情。[34]11月的这封信在他被提名获得费米娜奖后才刊出，因此影响无疑是很大的。自此，他开始了一段不停辩解的生活，那段时间，《夜航》的作者做了很多解释，而飞行则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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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圣埃克苏佩里的批评有三个方面，但充满矛盾。他因作品中的某种神秘主义而受到指责，这一点他无法否认，也从未在作品中否认。不过，他的确驳斥了他是泰戈尔追随者的说法，那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印度诗人当年风靡一时。更令他愤愤不平的是，评论认为他的意象虽然奇特，却有些矫揉造作。他不禁问道，还有什么比在极端危险的情势下，来不及理性思考，突然想到的意象更自然的呢？为了说明他的观点，他提到与内里一起执行任务的那个夜晚——他先是写进了信里——当时两人已经“迷失在星际空间”。他们把一颗又一颗星星当作航向标，因为总得有目标。经过多次尝试后，他心里说：“我可能永远也找不到我居住的那颗星球了！”正像他反复说的那样，他自然而然就想到了“一个可居住的星球”这个意象，这是他的头脑，也是他的身体的发明。他认为，在同等严苛的环境中，即便是最原始的人类也能进入超越语言的纯净幻想世界；这样的结果代表了要理解自己所处情境的近乎潜意识的尝试。还有一次，他看不到地平线或是人工地平线，在星星之间颠簸着向前飞行，一个意象浮现在他的脑海中：他抓着从星星上垂下的绳索，在荡秋千。这个意象听起来可能很奇特，但绝不是文学捏造，因为他像任何人一样鄙弃捏造的文学意象。他对评论家们说“农民夜里的梦也充满诗意”，可惜评论家们肯定同他一样对此所知不多。他回应了安妮·莫罗·林德伯格的问题：他的确是在驾驶飞机时想出来这些意象的；不知为何，他能够借助那些“闪耀着清冷光辉的钻石”来导航。他详细解释了为什么他与大多数飞行员迥乎不同，那些飞行员的想法——特别是在凌晨2点，浓雾弥漫，无边无际，燃料即将耗尽，还迷失了方向的时候——局限于技术问题，他们不会坠入梦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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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他也针对另一项指责为自己辩护，有人指责他不该写自己的职业。与其他国家相比，法国职业分工更严格：法国出租车司机就算写作，也很少出版回忆录；有抱负的文人不管何时能出头，都不会开出租车来维持生计。“那么，只有阉人才能谈爱情吗？或者说文学评论家就不能谈书吗？”圣埃克苏佩里不失理性地发问。一位乡村铁匠写关于砧铁的书很糟糕，他若是写他对其一无所知的庄园生活，怕是也好不到哪里去。在这里，圣埃克苏佩里有点回避问题。他很清楚，他正在用他的飞行员生活挑战文学世界的界限。他同样清楚，没有一位乡村铁匠会冲到圣日耳曼领取1932年的费米娜奖。他受益于文学和航空两个领域中成员规则的漏洞，现在逐渐认识到涉足两个领域最终只会在哪一个里面也站不住脚。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有点像疲于一边安抚教会，一边安抚国家的伏尔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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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过后，由于空中邮政公司仍然在拆解，圣埃克苏佩里没有回到非洲航线。相反，在2月中旬，他和梅尔莫兹前往马赛报到，开始在马赛—阿尔及尔航线工作。在这里，他会读到对围绕着布尤-拉丰的政治、工业阴谋的无数报道，现在这场阴谋比任何时候都更丑陋了。依照安排，他要作为副驾驶往返飞行两次，之后他将参加训练，以获得水上飞机运输执照。之后，他将被派去执行每趟用时五小时的飞越地中海任务，在圣埃克苏佩里眼中，倘若天气好，那不过是一场“午后漫步”，但每年都有一两名飞行员在这项任务中丧生。马赛不像里奥德奥罗，甚至不像阿根廷那样吸引人，但它的确也有自己的优点，就是离阿盖和尼斯不远，那时龚苏萝就住在那边。加布丽埃勒·德·阿盖的小女儿清楚地记得，那天早上，舅舅突然驾驶飞机俯冲下来，停在海湾上。在四岁孩子的眼中，飞机就像一只“胖乎乎的绿蚊子”。孩子们抛下正在修建的沙滩城堡，海滩上的一群人也被吸引过来。她没有一下子认出来那个戴着头盔和护目镜大步走上岸的人是舅舅，等她认出来时，舅舅告诉她要带她母亲去飞一圈，她不太高兴。圣埃克苏佩里和加布丽埃勒笑着走了，加布丽埃勒在泳衣外罩了一件夹克，以免受凉。女儿看到飞机起飞时，紧紧地抓住她父亲的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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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或许是圣埃克苏佩里那年春天比较快乐的时刻了，当时有人开始指责他创作不该与自己的职业有关。圣埃克苏佩里突然在文学界出名了，这让很多同事难以接受，他们觉得名气是以牺牲他们为代价赢得的。像谚语所说的，“梅尔莫兹开垦，吉约梅耕作”，现在看起来是圣埃克苏佩里一个人收割了。飞行员们也对神化运营总监感到不满，因为运营总监很少出生入死。圣日耳曼的人们认为，作家应该远离体力活；而空中邮政公司的飞行员们则禁不住觉得，费米娜奖的得主都自命不凡。圣埃克苏佩里总是有点格格不入，有点心不在焉，有点让人捉摸不透，还有一点过于精细，他开始为此付出代价了，虽然他已经在空中邮政公司工作多年。他不大可能因为《夜航》获得成功而大摇大摆起来，倒是更有可能因为违反职业的基本规则而遭到责备。迪迪埃·多拉让手下们意识到，他们不过是体力劳动者、公众的服务人员。他对圣埃克苏佩里说：“你的名字只可能上一次报纸，就是在你太不小心把自己害死的那天。”圣埃克苏佩里没有理会他。他最终可能是使他们事业不朽的功臣，但现在他为了企业的辉煌付出了高昂的代价。1930年代初，他在一些同行中——飞行员比机械师要多——很受欢迎，就像约翰·格伦在早期的宇航员中受欢迎一样。两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赢得了公众的喜爱，却违反了兄弟间的沉默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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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的那些同事，没一个人承认那年春天冷落了他，但圣埃克苏佩里写了好几封信，痛苦地说同事们待他冷若冰霜。他转而寻求吉约梅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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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写了这本倒霉的书，我注定要与贫穷为伴，与同事为敌了。梅尔莫兹会告诉你，那些我曾经非常喜爱，但现在已经与我不相来往的人，都说了我什么。他们会告诉你，我是多么自命不凡。从图卢兹到达喀尔，人人都对此深信不疑。我最担心的是债务。我有时付不起煤气费，身上的衣服是三年前买的……一次次幻想破灭，这样的不公正待遇甚至令我不敢写信给你。或许，你也会觉得我变了。我无法忍受需要向我视为兄弟的人解释……如果我最好的朋友们也背弃我，如果在犯下写作《夜航》的大罪后，我还在继续飞行已经成了丑闻，那么我的整个人生也就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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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年后，他称自己不再有勇气踏上布尔歇。他心碎了，给吉约梅写信道：“你不知道，你无法想象，在过去的两年里我受了多少苦……生活的确是无情的……”他选择的时机让事情变得更糟：他在最糟糕的时间点写了一本似乎为迪迪埃·多拉唱赞歌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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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夏天，空中邮政公司的丑闻进一步升级，公司被迫发行了一本二十五页的小册子为自己辩护，即《空中邮政公司实情》。6月，情况更糟了，多拉被指控破坏邮件。27日，多拉接受阿贝尔·韦迪朗（一年前贝波·德·马西米辞职后，他接任了总经理）询问，被问到为什么截留、私拆，并最终烧毁了那些运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邮件。记录显示，大多数时候他只会激动地吵着“污蔑！”“诽谤！”。他说那些责难他的人都是原先就嫌恶他的（其中一位是埃德蒙·塞尔，他声称1928年他困在沙漠里时写给妻子的信被拆开过），难道他会在勤勤恳恳地服务了十二年后，堕落到去做那样的事情吗？韦迪朗反驳说，那你为什么不回应这些指控呢？双方商定，多拉将于29日周三中午在图卢兹辞职。那天早上，他从容地来到办公室，又在平日的午饭时间离开。两小时后他回来时发现，办公室的锁已经换了。显然，他在门前呆呆站了一分钟。然后，不露一点感情，一言不发地走开了。他的崇拜者并不像他一样克制。其中梅尔莫兹当即大声争辩，要求给多拉恢复原职。7月15日，公司的临时管理层询问圣埃克苏佩里、梅尔莫兹和吉约梅，他们希望看到哪些改进。梅尔莫兹回答说，如果多拉留任原职，自然就会有改进。圣埃克苏佩里说，他当时也替多拉和吉约梅说了话。（多拉被塞尔取代了。1933年初，原运营总监多拉打赢了官司，讨回了公司欠他的薪水，到了夏天，他被重新雇用，只是职位降低了。）梅尔莫兹说起多拉时态度模糊：“他有明显的缺点，但他的道德不容置疑，他的正直无可指摘。”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不过，他坚信公司应当属于创建它的人，在他心中，运营总监多拉正是最重要的创建人之一。圣埃克苏佩里不想卷入多拉事件的旋涡，但他发现自己已经自然而然地卷入其中了。他写了一本现在看来特别政治化的书，在书中他不惧争议，公然支持前上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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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月，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被调离马赛，后来他将此归咎于他的文学罪过。他并没有受到同事们欢迎。“我那些最微不足道的行为成了他们制造戏剧性事件的借口。”他谈起在那座港口城市短暂工作时说道。当时的情况极有可能是，他被调回后非常愤怒，请假要离开公司。当时出于私人原因，他可以申请休假：这一年，他母亲终于把圣莫里斯庄园卖给了里昂市——它成了孩子们的避暑胜地——因此需要把房子腾出来。7月，圣埃克苏佩里回来帮忙打包行李。经历了失落和混乱，他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早些时候他就说过，圣莫里斯是他心中唯一的家园，没有了它，他和姐妹们就成了“无家可归的小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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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他出于什么原因离开马赛，显然那年夏天圣埃克苏佩里和空中邮政公司之间发生了一些不愉快。根据月底他收到的一封来自图卢兹的信，他要求从7月1日起休两周假，之后又申请了延期，不过他从来没有费心等待公司批准。他也没在机场露面。图卢兹方面要求他告知返回的日期，并明白地提醒说，他正在享受无薪休假。可能仅仅是为了拿到薪水，接到那封信后没多久，他匆匆赶回了蒙托德兰。到了8月，他回到摩洛哥，与龚苏萝一起住进位于卡萨布兰卡诺利街上的一套公寓里。龚苏萝常常哮喘发作；圣埃克苏佩里之所以需要这份为期两个月的派驻工作，和她的身体状况不无关系。现在，他又回到了得知获得费米娜奖消息的地方，但彼时的喜悦已所剩无几。他士气低落，尤其是感到自己飞行完全是为了赚钱，而薪水又抵不上他和龚苏萝的花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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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在埃蒂安港写了很多沮丧的信。他甚至对母亲也冷淡了，或许是因为母亲并不完全赞同儿子的生活方式，无论是社会方面，还是精神方面的生活方式，而且对他的婚姻也有些不满。他极力向母亲保证，她的恐惧是毫无根据的，她不会再失去一个儿子。现在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母亲的温情：“母亲，我越了解这个世界，了解多难的国家、艰难的生活、苦难的人们，越觉得它是唯一的美德。”他在8月给母亲的信中这样写道。他失去了平衡，曾经充满魅力的异域风俗无法再给他力量，大概是因为他非常清楚自己职位低微。秋天，龚苏萝在尼斯遭遇严重车祸，他的财务状况因此进一步恶化。事故的责任在龚苏萝，单是夫妇两人的布加迪汽车的维修费用就高达三千六百法郎，随后的诉讼费用更高，他们不得不出租乃至最终卖掉了位于西米耶的别墅。这是圣埃克苏佩里这年冬天失去的第二处庇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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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0月，圣埃克苏佩里夫妇回到巴黎的卡斯特拉内街，不料他们的厄运也跟随而来。圣埃克苏佩里再次从公司休假，不过这一回完全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愿。年初，他答应加斯东·伽利玛要为新杂志《玛丽安娜》创作一系列航空方面的文章，这本杂志的创刊算是对当时极为成功的右翼作品《老实人》的一个回应。这些文章在空中邮政公司的丑闻变得低俗不堪的时候接连刊出了——最早的几篇后来成了《风沙星辰》。虽然在每家报纸上空中邮政公司的名字都如陷污泥之中，但圣埃克苏佩里在周刊的前几期上发表了四篇文章，为布尤-拉丰的伟大事业唱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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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时，没有任何人对马塞尔·布尤-拉丰的账目感兴趣，倒是特工吕西安·科兰的供词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卢科”装作一位公正客观的报纸记者，向布尤-拉丰的儿子安德烈提供了一些文件，据称它们能够证明一位很有势力的法国实业家和法国民航局长——同皮埃尔·拉泰科埃尔和贝波·德·马西米串通——曾密谋获得空中邮政公司的控制权。他们这样做的唯一目的是将公司交由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管理。[35]布尤-拉丰家的一个人非常愤怒，将这些文件交给了国防部长，部长没收了这些文件。其中一封信显然是法国前总理安德烈·塔迪厄写给拉丰的。到目前为止，空中邮政公司的丑闻已经发展到不仅涉及特工和国际阴谋，还牵涉一些高官的地步。事实上，卢科是警察的线人，他大张旗鼓地做证说，他是按安德烈·布尤-拉丰的指示伪造了这些文件，部分文件甚至是安德烈口述的。经过审讯，安德烈·拉丰被逮捕并判了四个月监禁，他本来也不招人喜欢。到此为止，所有相关的人都清楚，不仅空中邮政已经不复存在，布尤-拉丰也彻底垮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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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0月26日，杂志《玛丽安娜》创刊号上满眼都是关于丑闻的文章，里面充斥着卢科的话。杂志第二版则完全给了圣埃克苏佩里，“飞行员作家”在四篇文章的头一篇里是这样起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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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空中邮政公司陷入了丑闻，但我们不能忘记，飞行员仍然全身心地投入艰难的职业使命中去，而这无关政治和财务问题。从法国到南美，从马赛到阿尔及尔，飞行员们在航线上辛勤工作。每天都有司法听证会，但每天都有飞行员被传唤到另一间法庭，飞行员的工作既非常重要又充满戏剧性，极为特殊。人们将邮件和乘客的生命交付于他，几个小时后，相较于普通法庭审判，他可能不得不以更大的勇气来捍卫邮件和乘客，因为他需要独自面对风暴、山脉和海洋的审判，这是航空公司飞行员面临的最平常的三大危险。我今天不是试图描述我们的工作，只是想说明我们存在的独特性，以及为什么一旦这个由精密航线组成的网络消失，我们会感到自己也随之失去一种特别的思维、感觉和判断。这个网络代表了一个小小的独立文明，它的语言是无法在一夜之间学会的。当我想起同事时，我意识到，如果他们消失，我们将随之失去一个优秀种族，他们秉承空中的传统和习俗，受特殊道德约束，永远无可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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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圣埃克苏佩里讲述了他与内里的可怕飞行、梅尔莫兹飞越南大西洋的艰难、他在原始沙漠中的神奇遭遇。毫无疑问，他更关注修辞，而不是政治立场，但他的名字又一次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方。整体上看，这个问题似乎是神圣与亵渎的奇特结合；一面是迅猛传播而又偏狭的指责，一面是圣埃克苏佩里记忆中最为重要的人物，要调和两者绝非易事。后果随之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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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1日，圣埃克苏佩里给破产公司代理董事会的主席拉乌尔·多特里写了一封长信，言辞间充满了愤慨。多特里是一位杰出的管理者，在铁路领域声名卓著。梅尔莫兹告诉圣埃克苏佩里他的作品激起了什么样的情绪；他只是巧合的牺牲品，人们却将各种政治动机强加于他。六个月前，他答应伽利玛出版社，为《玛丽安娜》杂志写三篇文章（共刊发四篇）；他不是言而无信之人，依照承诺交了文章。当时，他没有理由认为，《玛丽安娜》杂志发行时，空中邮政公司会引起公众的高度关注。他也无法预见他的文章刊出后，该报编辑埃马纽埃尔·贝尔发表了一篇爆炸性文章，呼吁打倒卷入卢科事件的民航局长——多特里的盟友埃马纽埃尔·肖米耶。他不能也不打算讨论布尤-拉丰在财务上的做法，对此他也一无所知，但他确实想捍卫这个崇高的企业。“在我看来，”圣埃克苏佩里写道，他试图胜过责难方的偏狭，“这是唯一重要的事情。”文章绝不代表他自己的政治观点：他可以同时欣赏多拉、布尤-拉丰和肖米耶，虽然这在当时显得有些奇怪，因为这三人正在全力互相攻击，但事实上他真的如此，他欣赏第一位是出于工作和声誉，欣赏第二位是出于公司和财富，欣赏第三位是出于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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