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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的那些同事，没一个人承认那年春天冷落了他，但圣埃克苏佩里写了好几封信，痛苦地说同事们待他冷若冰霜。他转而寻求吉约梅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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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写了这本倒霉的书，我注定要与贫穷为伴，与同事为敌了。梅尔莫兹会告诉你，那些我曾经非常喜爱，但现在已经与我不相来往的人，都说了我什么。他们会告诉你，我是多么自命不凡。从图卢兹到达喀尔，人人都对此深信不疑。我最担心的是债务。我有时付不起煤气费，身上的衣服是三年前买的……一次次幻想破灭，这样的不公正待遇甚至令我不敢写信给你。或许，你也会觉得我变了。我无法忍受需要向我视为兄弟的人解释……如果我最好的朋友们也背弃我，如果在犯下写作《夜航》的大罪后，我还在继续飞行已经成了丑闻，那么我的整个人生也就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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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年后，他称自己不再有勇气踏上布尔歇。他心碎了，给吉约梅写信道：“你不知道，你无法想象，在过去的两年里我受了多少苦……生活的确是无情的……”他选择的时机让事情变得更糟：他在最糟糕的时间点写了一本似乎为迪迪埃·多拉唱赞歌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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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夏天，空中邮政公司的丑闻进一步升级，公司被迫发行了一本二十五页的小册子为自己辩护，即《空中邮政公司实情》。6月，情况更糟了，多拉被指控破坏邮件。27日，多拉接受阿贝尔·韦迪朗（一年前贝波·德·马西米辞职后，他接任了总经理）询问，被问到为什么截留、私拆，并最终烧毁了那些运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邮件。记录显示，大多数时候他只会激动地吵着“污蔑！”“诽谤！”。他说那些责难他的人都是原先就嫌恶他的（其中一位是埃德蒙·塞尔，他声称1928年他困在沙漠里时写给妻子的信被拆开过），难道他会在勤勤恳恳地服务了十二年后，堕落到去做那样的事情吗？韦迪朗反驳说，那你为什么不回应这些指控呢？双方商定，多拉将于29日周三中午在图卢兹辞职。那天早上，他从容地来到办公室，又在平日的午饭时间离开。两小时后他回来时发现，办公室的锁已经换了。显然，他在门前呆呆站了一分钟。然后，不露一点感情，一言不发地走开了。他的崇拜者并不像他一样克制。其中梅尔莫兹当即大声争辩，要求给多拉恢复原职。7月15日，公司的临时管理层询问圣埃克苏佩里、梅尔莫兹和吉约梅，他们希望看到哪些改进。梅尔莫兹回答说，如果多拉留任原职，自然就会有改进。圣埃克苏佩里说，他当时也替多拉和吉约梅说了话。（多拉被塞尔取代了。1933年初，原运营总监多拉打赢了官司，讨回了公司欠他的薪水，到了夏天，他被重新雇用，只是职位降低了。）梅尔莫兹说起多拉时态度模糊：“他有明显的缺点，但他的道德不容置疑，他的正直无可指摘。”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不过，他坚信公司应当属于创建它的人，在他心中，运营总监多拉正是最重要的创建人之一。圣埃克苏佩里不想卷入多拉事件的旋涡，但他发现自己已经自然而然地卷入其中了。他写了一本现在看来特别政治化的书，在书中他不惧争议，公然支持前上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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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月，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被调离马赛，后来他将此归咎于他的文学罪过。他并没有受到同事们欢迎。“我那些最微不足道的行为成了他们制造戏剧性事件的借口。”他谈起在那座港口城市短暂工作时说道。当时的情况极有可能是，他被调回后非常愤怒，请假要离开公司。当时出于私人原因，他可以申请休假：这一年，他母亲终于把圣莫里斯庄园卖给了里昂市——它成了孩子们的避暑胜地——因此需要把房子腾出来。7月，圣埃克苏佩里回来帮忙打包行李。经历了失落和混乱，他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早些时候他就说过，圣莫里斯是他心中唯一的家园，没有了它，他和姐妹们就成了“无家可归的小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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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他出于什么原因离开马赛，显然那年夏天圣埃克苏佩里和空中邮政公司之间发生了一些不愉快。根据月底他收到的一封来自图卢兹的信，他要求从7月1日起休两周假，之后又申请了延期，不过他从来没有费心等待公司批准。他也没在机场露面。图卢兹方面要求他告知返回的日期，并明白地提醒说，他正在享受无薪休假。可能仅仅是为了拿到薪水，接到那封信后没多久，他匆匆赶回了蒙托德兰。到了8月，他回到摩洛哥，与龚苏萝一起住进位于卡萨布兰卡诺利街上的一套公寓里。龚苏萝常常哮喘发作；圣埃克苏佩里之所以需要这份为期两个月的派驻工作，和她的身体状况不无关系。现在，他又回到了得知获得费米娜奖消息的地方，但彼时的喜悦已所剩无几。他士气低落，尤其是感到自己飞行完全是为了赚钱，而薪水又抵不上他和龚苏萝的花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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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在埃蒂安港写了很多沮丧的信。他甚至对母亲也冷淡了，或许是因为母亲并不完全赞同儿子的生活方式，无论是社会方面，还是精神方面的生活方式，而且对他的婚姻也有些不满。他极力向母亲保证，她的恐惧是毫无根据的，她不会再失去一个儿子。现在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母亲的温情：“母亲，我越了解这个世界，了解多难的国家、艰难的生活、苦难的人们，越觉得它是唯一的美德。”他在8月给母亲的信中这样写道。他失去了平衡，曾经充满魅力的异域风俗无法再给他力量，大概是因为他非常清楚自己职位低微。秋天，龚苏萝在尼斯遭遇严重车祸，他的财务状况因此进一步恶化。事故的责任在龚苏萝，单是夫妇两人的布加迪汽车的维修费用就高达三千六百法郎，随后的诉讼费用更高，他们不得不出租乃至最终卖掉了位于西米耶的别墅。这是圣埃克苏佩里这年冬天失去的第二处庇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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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0月，圣埃克苏佩里夫妇回到巴黎的卡斯特拉内街，不料他们的厄运也跟随而来。圣埃克苏佩里再次从公司休假，不过这一回完全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愿。年初，他答应加斯东·伽利玛要为新杂志《玛丽安娜》创作一系列航空方面的文章，这本杂志的创刊算是对当时极为成功的右翼作品《老实人》的一个回应。这些文章在空中邮政公司的丑闻变得低俗不堪的时候接连刊出了——最早的几篇后来成了《风沙星辰》。虽然在每家报纸上空中邮政公司的名字都如陷污泥之中，但圣埃克苏佩里在周刊的前几期上发表了四篇文章，为布尤-拉丰的伟大事业唱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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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时，没有任何人对马塞尔·布尤-拉丰的账目感兴趣，倒是特工吕西安·科兰的供词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卢科”装作一位公正客观的报纸记者，向布尤-拉丰的儿子安德烈提供了一些文件，据称它们能够证明一位很有势力的法国实业家和法国民航局长——同皮埃尔·拉泰科埃尔和贝波·德·马西米串通——曾密谋获得空中邮政公司的控制权。他们这样做的唯一目的是将公司交由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管理。[35]布尤-拉丰家的一个人非常愤怒，将这些文件交给了国防部长，部长没收了这些文件。其中一封信显然是法国前总理安德烈·塔迪厄写给拉丰的。到目前为止，空中邮政公司的丑闻已经发展到不仅涉及特工和国际阴谋，还牵涉一些高官的地步。事实上，卢科是警察的线人，他大张旗鼓地做证说，他是按安德烈·布尤-拉丰的指示伪造了这些文件，部分文件甚至是安德烈口述的。经过审讯，安德烈·拉丰被逮捕并判了四个月监禁，他本来也不招人喜欢。到此为止，所有相关的人都清楚，不仅空中邮政已经不复存在，布尤-拉丰也彻底垮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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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0月26日，杂志《玛丽安娜》创刊号上满眼都是关于丑闻的文章，里面充斥着卢科的话。杂志第二版则完全给了圣埃克苏佩里，“飞行员作家”在四篇文章的头一篇里是这样起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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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空中邮政公司陷入了丑闻，但我们不能忘记，飞行员仍然全身心地投入艰难的职业使命中去，而这无关政治和财务问题。从法国到南美，从马赛到阿尔及尔，飞行员们在航线上辛勤工作。每天都有司法听证会，但每天都有飞行员被传唤到另一间法庭，飞行员的工作既非常重要又充满戏剧性，极为特殊。人们将邮件和乘客的生命交付于他，几个小时后，相较于普通法庭审判，他可能不得不以更大的勇气来捍卫邮件和乘客，因为他需要独自面对风暴、山脉和海洋的审判，这是航空公司飞行员面临的最平常的三大危险。我今天不是试图描述我们的工作，只是想说明我们存在的独特性，以及为什么一旦这个由精密航线组成的网络消失，我们会感到自己也随之失去一种特别的思维、感觉和判断。这个网络代表了一个小小的独立文明，它的语言是无法在一夜之间学会的。当我想起同事时，我意识到，如果他们消失，我们将随之失去一个优秀种族，他们秉承空中的传统和习俗，受特殊道德约束，永远无可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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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圣埃克苏佩里讲述了他与内里的可怕飞行、梅尔莫兹飞越南大西洋的艰难、他在原始沙漠中的神奇遭遇。毫无疑问，他更关注修辞，而不是政治立场，但他的名字又一次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方。整体上看，这个问题似乎是神圣与亵渎的奇特结合；一面是迅猛传播而又偏狭的指责，一面是圣埃克苏佩里记忆中最为重要的人物，要调和两者绝非易事。后果随之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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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1日，圣埃克苏佩里给破产公司代理董事会的主席拉乌尔·多特里写了一封长信，言辞间充满了愤慨。多特里是一位杰出的管理者，在铁路领域声名卓著。梅尔莫兹告诉圣埃克苏佩里他的作品激起了什么样的情绪；他只是巧合的牺牲品，人们却将各种政治动机强加于他。六个月前，他答应伽利玛出版社，为《玛丽安娜》杂志写三篇文章（共刊发四篇）；他不是言而无信之人，依照承诺交了文章。当时，他没有理由认为，《玛丽安娜》杂志发行时，空中邮政公司会引起公众的高度关注。他也无法预见他的文章刊出后，该报编辑埃马纽埃尔·贝尔发表了一篇爆炸性文章，呼吁打倒卷入卢科事件的民航局长——多特里的盟友埃马纽埃尔·肖米耶。他不能也不打算讨论布尤-拉丰在财务上的做法，对此他也一无所知，但他确实想捍卫这个崇高的企业。“在我看来，”圣埃克苏佩里写道，他试图胜过责难方的偏狭，“这是唯一重要的事情。”文章绝不代表他自己的政治观点：他可以同时欣赏多拉、布尤-拉丰和肖米耶，虽然这在当时显得有些奇怪，因为这三人正在全力互相攻击，但事实上他真的如此，他欣赏第一位是出于工作和声誉，欣赏第二位是出于公司和财富，欣赏第三位是出于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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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接着说，这不是他第一次因为党派偏见而受到指责。他称，由于文学上的罪过，他被“以残忍和痛苦的方式”调离了马赛—阿尔及尔航线。《夜航》很难算作一本政治小册子，因为在事件发生前一年书就写出来了，但现在人们认为《夜航》写的就是这件事。难道没有人注意到这本让他失去工作的小书实际上为公司打了广告吗？他绝对无意争论，也从没有沾过多拉的光。（在这封信中，他没有说他相信多拉是无辜的。不过他在其他地方说过，他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政治观点。）毫无疑问，他从梅尔莫兹那里听说，他因不再飞行而遭到指责。“但在我看来，”他抗议道，“若非韦迪朗先生把我调回巴黎，我现在还在那条我热爱的、最艰苦的航线上飞行。他调回我的唯一目的不过是在与多拉的对战中多一枚筹码，就好像我是人质一样，就好像是公司而不是多拉无法考虑到我不求回报地［为公司］所做的一切，而让我安安静静地工作，让我远离批评一样。”他现在不想重返岗位，不“平息那些偏狭的怨恨”他是不会回去的。出于礼貌，连同这封信一起寄去的还有他为《玛丽安娜》写的第二篇文章，它将于11月2日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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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文章刊出一周后——在这篇文章里，圣埃克苏佩里写了他初到图卢兹的情景、他第一次见到沙漠，还有努瓦克肖特迷人的夜晚——多特里回了信。虽然代理董事会对圣埃克苏佩里对公司的赞美之词并不特别满意，但得知他能够超越政治论争层面来看待问题还是很高兴。多特里巧妙地指出，如果圣埃克苏佩里的名字牵连进丑闻，那将带来“无尽的遗憾”。至于他被派到马赛—阿尔及尔航线，空中邮政公司只是遵照了多拉的指示。马赛—阿尔及尔航线事故频出；虽然空中邮政公司很欣赏圣埃克苏佩里渴望冒险的精神，但是没有人愿意冒险派去一名对于水上飞机业务不熟的飞行员。得知自己被调离马赛不是因为政治理念问题，而是因为飞行技术不行，圣埃克苏佩里并没有更好受一些。多特里优雅圆滑地转而谈到圣埃克苏佩里的作品：鉴于他在小说中那么重视纪律，想必会赞同这样的决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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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头来《夜航》成了一场损失惨重的胜利。当圣埃克苏佩里再次给多特里写信时——1933年2月20日，他在信中热烈地为多拉辩护——他手头有充裕的时间，他已经失业四个月了。雪上加霜的是，《夜航》的灵感来自儒勒·凡尔纳的一部作品，来自圣埃克苏佩里对他的庇护所——童年小床的记忆，故而仍旧难逃人们的政治解读。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许多人突然觉得《夜航》读起来像为法西斯主义唱赞歌。1932年9月，克利夫顿·法迪曼在《国家报》上评论这部小说，就这一点发出了警示，称《夜航》是一本“危险的书”。在法迪曼看来，书中对里维埃的尊崇非常危险，像是对墨索里尼的宣扬；这部小说尤为危险，因为它写得很优美，美化了意志的胜利。（更糟糕的是，这部小说在德国也非常成功，而且此后圣埃克苏佩里的作品也被德国人视为法国文学精品。）有关这本书的一切似乎都受到诅咒了。就连纪德也抱怨说，他的序言遭到误引和曲解，不过纪德每过一段时间就会这样抱怨一回，似乎还有些乐在其中。1933年秋天，克拉伦斯·布朗的电影《夜航》在美国影院上映。约翰·巴里莫尔演里维埃，莱昂内尔·巴里莫尔最终扮演了罗比诺；演员阵容包括海伦·海斯、克拉克·盖博、罗伯特·蒙哥马利和玛娜·洛伊。《名利场》的评论员称“这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糟糕的表演”，也不无道理。对于克拉伦斯·布朗来说，《夜航》的拍摄过程要比它得到的评论更令人不快：约翰·巴里莫尔常常在片场醉醺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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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好坏，空中邮政公司最终登上银幕之时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了。1933年8月30日，空中邮政公司与法国其他四家航空公司合并为一家临时公司，其中四分之一归国有。这家临时公司后来成了法航。空中邮政公司从此融入新公司之中，这一操作意味着，布尤-拉丰要么罪责深重，要么清白无辜。现代历史很容易掠过皮埃尔-乔治·拉泰科埃尔的愿景，达至法航的成熟发达，历史不曾停下来纪念他那份资本家的雄心。两人都沉浸在中间时代的荣光之中，而这个时代在历史记录中被极力抹去了，已经不再有人提及。（布尤-拉丰很少出现在《拉鲁斯百科全书》里。）迪迪埃·多拉会复职，这位曾经的风云人物1944年死于里约热内卢一间破旧的酒店房间内，死因可能是心脏衰竭。1933年7月31日，多特里在巴黎为空中邮政公司办了告别午宴，圣埃克苏佩里没有受到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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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歧在法国根深蒂固，这是一个以“人民极度热衷政治论辩”而闻名的国家。（戴高乐则将法国人民的这一特质表述得近乎浪漫，他说“热爱分歧是高卢的传统”。）这一特质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得到充分表现，在二十二年里，法国共经历了四十三届政府。时至今天，空中邮政公司丑闻背后仍然有很多秘密，但很少有人会不认同让-热拉尔·弗勒里的说法，即它恰切地体现了“法国右翼力量和左翼力量的分歧，以及党派和集团的分歧”。从很早开始，每一步都是政治性的，从布尤-拉丰所谓的管理不善被左翼视为有力武器，用来对付皮埃尔·赖伐尔政府，到国有化的本能引导并最终解决了这一事件，都表明在那几年里，政府关系是公认的航空公司的最大资产。（应该说，早在1930年12月就有人秘密地提出了国有化的设想，但是如果布尤-拉丰可以选择的话，他定会全力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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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尔莫兹说：“我们的国家不崇尚热情、展露信念和合作精神。”布尤-拉丰掌管着世界上最有雄心的航空公司，他争取到了进入三大洲的机会，并于1930年获得了在亚速尔群岛的独家登陆权。亚速尔群岛在北大西洋地区位置极其重要，因此也是进入第四个大洲的钥匙。它炫目的繁荣并没有让相关各方满意。在法国，企业家精神似乎很陌生，未经翻译直接引入的这个词含义发生了改变：在法语中，“企业家”（entrepreneur）一词是指承包商。无论出于何种政治或经济原因，尤为重要的是，1932年法国牺牲掉了布尤-拉丰——不论他是否存在经济违法行为——而不是将宝贵的国家利益置于他一人手中。空中邮政公司虽然不总是盈利，但前途光明，如今却在这个过程中被摧毁了，布尤-拉丰也被一同牺牲掉了。空中邮政公司破产的最大受益方是美国人、英国人和德国人——其中最大的利益是北大西洋地区，梅尔莫兹原本是有希望在1930年代中期开通这条航线的。[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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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起丑闻在很大程度上将灰心失望的梅尔莫兹推入了右翼政党火十字团的怀抱。对于航空公司的烂摊子，他非常愤怒。1936年，他发表的一些政治演说，明显带有早先愤怒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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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长的权力仅次于上帝。我们渴望有一位船长，可得到他时，我们却把时间花费在批评和评判上。在我们中间，在航空公司里，一位领导者，我们的船长，不会受到批评，不会受到评判。在任何机组中，副驾驶可能是人民阵线成员，机械师可能是共产党员，而领航员则可能是社会主义者。没有人在乎别人的政治信仰。我们知道前面有七千五百英里的航程，也就是要飞行六十小时……当然，当我回到地面上的生活时，我也习惯了常见的背信弃义和懦弱无能。这是我生活中最糟糕的部分，但是只要人有目标，有理想，就可以探索前行，不惧沿途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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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也赞同领导者的奥秘，但他为了寻找一个替代品，走上了自己选定的方向；空中邮政公司解散对他影响甚大，他从此断绝了与政治的联系。后来他非常清楚，他在发表于《玛丽安娜》上的第一篇文章中所宣扬的“优秀种族”，实际上未能在塑造了他们的这家企业中生存下来。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他不想再次卷入1932年的那种钩心斗角和暗中伤人；面对法国沦陷，他试图扮演一个中立角色。无疑，若非他现在遭受了恶果的折磨，他就不会在1940年急于将保持中立当作头等大事。1932年，在他人生中最黑暗的秋天，他写信给多特里说：“在这样的时刻，要忠于自我，不与任何党派牵连是非常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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