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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春天,人民阵线政府在热烈的气氛中上台,此时圣埃克苏佩里将《南方邮航》改编为电影剧本。弗朗索瓦·吉鲁当时和他一起从事这项工作,她每天在他位于鲁特西亚酒店的房间里把各种版本的剧本打印出来。后来,她成了法国有名的记者和作家。傍晚,他们去双叟咖啡馆或者是花神咖啡馆喝一杯,通常再接着去街区的小餐馆吃晚饭。圣埃克苏佩里和吉鲁待在一起时明显很自在,吉鲁的性别和年龄吸引着他(吉鲁那时十八岁);他给她写优美的散文诗,给她画画,与她分享自己最喜欢的音乐曲目,还经常给她讲自己的奇遇。吉鲁记得他始终一文不名,他身无长物,只有债务。他成了吉鲁的守护神。秋天,皮埃尔·比永导演的《南方邮航》在摩洛哥南部拍摄。关于应该不应该让吉鲁跟着三十个男人去沙漠中拍摄三周,大家意见不一。在她马上就要被一名男场记替代的时候,圣埃克苏佩里挺身而出,成功地挽回了局面。“让她去,”他说,“我做她的监护人。”在摩加多尔酒店,圣埃克苏佩里坚持把吉鲁的房间安排在自己房间旁边,以便保护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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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出色地扮演了身披闪亮盔甲的骑士,却没有当好饱受指责的丈夫。吉鲁和大家一样,知道在1936年他“被妻子折磨,他爱着妻子,但妻子对他不忠”。以前即便两人同处一屋,他都要给妻子写信,现在他只在必要时才写。在早期的信中——他因她的任性、她忘记两人的约会、她深夜不归而心痛——他的口吻像一位失望的父亲。(“我愿为你骄傲。”“规矩一点,这样我会永远、永远信任你。”)现在,他的信带着一种受到爱人冷落而生出的暴怒和痛苦。(“噢,这些等你的不眠之夜……在心里,我还是那个深爱着你的年轻人——但你还是那个抛弃家庭的龚苏萝。”)他也不是无可指责的,但是他知道尺度,至少自己移情分心时是小心翼翼的。这么多年过去了,他本应该更了解龚苏萝了,但他还是希望妻子能渐渐懂得收敛。他当初娶她是因为她充满活力、不循常规,她会在7月裹着一件及地的貂皮大衣,即使成了伯爵夫人,她仍在进门时大声叫嚷。在她发表了一些极其不谨慎的言论之后,圣埃克苏佩里耐心地恳求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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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恳求有一天你能懂得真正的尊严和真正的高贵,谈论那些事既没有尊严,也不高贵。你现在是一座小小宅邸的女主人了,你必须克制自己,不能再像女孩子一样说话做事。那样他们就会说:“那个小龚苏萝多么高贵、多么得体。她的那份矜持多么令人钦佩。她以前犯过很多错,但是她变化很大!”这些话和他们听到你卖弄我们的私事时说的话一定不一样。我想保护你,但是首先你自己要有所改变,这也算帮我一个忙。请原谅我,又对你说了这些,但是我非常希望你能成为你应有的样子:一位羞涩的、诗意的年轻女子,惹人喜爱又言行谨慎,而不是超现实主义小酒吧的缪斯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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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夫妇都不是好相处的人,龚苏萝同样被圣埃克苏佩里折磨。龚苏萝不仅喜怒无常,还自尊心强、爱嫉妒,她因圣埃克苏佩里的朋友们对她不耐烦而伤心。她对人抱怨——那人是被安排来密切关注她的——她和圣埃克苏佩里深受流言之苦。她在追求自己乐趣的同时,还会因为丈夫不断爆出绯闻而蒙羞。龚苏萝曾毫不犹豫地公开批评B夫人,B夫人处境十分尴尬,以至于她的家人赶紧写信让她尽力把这件事平息下来。龚苏萝或许知道,又或许不知道,丈夫的情感生活比这更杂乱,至少从书面上看是这样的:他没有放弃过对路易丝·德·维尔莫兰的迷恋,他在远方溺爱着她。1930年代中期,他还给前未婚妻写信,表达柔情爱意:“今晚入梦时,请温柔地对自己说,有一个人爱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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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底,龚苏萝给一位律师打电话,这位律师是她的一位雕塑家朋友推荐的。律师正在去维希的路上,他要到那里疗养;龚苏萝说,她的这件事不能拖,并提出去维希找他。在律师下榻酒店的大厅里,龚苏萝开门见山地说她想离婚。“你有情人吗?”律师问。“没有。”龚苏萝回答。“你有钱吗?”律师又问。“没有。”龚苏萝又回答。“你想再婚吗?”律师再问。龚苏萝还是给了否定的回答。“那你为什么想离婚?”这位讲求实际的律师问道。“我能去打个电话吗?”龚苏萝如此回应,她礼貌地告辞了。不一会儿,有人听到她打电话说:“别担心,我不会和你离婚的。”圣埃克苏佩里也考虑过离婚,但是觉得他的情况不适合离婚;他还承认——后来他对另一个女人说——再婚的念头令他烦透了。他无法打消一个想法,就是他最应该对任性的妻子负责,从这一现实情况看,最理想的办法就是,他也像龚苏萝一样忍受这段婚姻。这个办法适合他,于是他常常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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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末6月初,圣埃克苏佩里开着借来的飞机,或者搭乘别人的飞机,去了一趟德国和罗马尼亚。圣埃克苏佩里有望用利比亚事故后得到的保险金买一架新的西蒙飞机,于是在1936年7月,他申请做一趟长途飞行,从巴黎出发,途经苏联,抵达东京。(尽管1935年法苏两国缔结了《法苏互助条约》,但这个申请还是被拒绝了。)8月10日,《不妥协者》头版登出新闻,圣埃克苏佩里已乘公司的飞机前往巴塞罗那。两天后,他在巴塞罗那和莱里达前线写的五篇文章中的第一篇刊出了。这几篇西班牙报道的主题都是圣埃克苏佩里经常写的——从双方来看,这场战争都是毫无意义的;政府军和叛军无视个人尊严的行为令人震惊;他对按照政治立场划分人深恶痛绝——总体上看没什么创见。采访佩潘的文章是个例外,佩潘是一位法国社会主义者和反教会工作者,不知何故,他承担起与革命者谈判、要求释放法国教士的工作。实现目标后,他又反过头来辱骂那些他刚刚还为之冒生命危险的教士;而教士们的回应是,张开双臂拥抱他们的拯救者。在圣埃克苏佩里看来,这一切正体现了局面的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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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回到巴黎后一定很高兴,因为这里有一架新的红色西蒙飞机在等着他。这架飞机和第一架一模一样,但它动力更强,已经配备了长途飞行所需的设备,还撤下了后座以便存放更多燃料。他一有时间就在布尔歇机场飞行,通常是在傍晚时分,而且经常邀请朋友一同飞行。然而,这并不是他最爱做的事;写作任务依然吸引着他的大部分注意力。《南方邮航》的电影改编飞速进行,这意味着巴黎的分心事至少暂时放下了心头。制片人把一组人安置在一家小旅馆里,其中包括圣埃克苏佩里和皮埃尔·比永,这家小旅馆位于枫丹白露北面一英里左右,俯瞰塞纳河。对圣埃克苏佩里来说,似乎心情平静一点有助于完成这个项目。不幸的是,巴黎的分心事主动上门来找圣埃克苏佩里。比永记得,圣埃克苏佩里的朋友一个接一个驱车来给他送惊喜。只要一来,必定是兴奋的彻夜长谈和不可思议的纸牌戏法。与此同时,还有一件事令圣埃克苏佩里分心,就是他的最后一篇巴塞罗那报道。毫无意外,有一天凌晨2点,圣埃克苏佩里敲开了比永的门,要把他刚写的文章读给比永听。文学声名渐长的圣埃克苏佩里竟然比初出茅庐时更渴望得到认可:让松回忆起第二年发生的一件相似的事,那时圣埃克苏佩里写完了第二篇西班牙报道,一天,他硬把让松从午餐桌前拉走,把《巴黎晚报》上面一篇文章的校稿塞到他手里。信差本来要马上把校稿送回报社去;但是圣埃克苏佩里坚持让松立刻把它看一遍。“你觉得这篇文章好吗?”圣埃克苏佩里追问道,“它值得发表吗?”(让松觉得自己回答不了这类问题,于是选择回避。“是的,莫里哀先生。”他快速看了一遍之后说。“谢谢您,布瓦洛先生。”圣埃克苏佩里回答。)比永和气地开车送圣埃克苏佩里和他1936年写的几篇文章去《不妥协者》报社,这几趟行程自然对推动《南方邮航》的拍摄毫无帮助。当圣埃克苏佩里问比永,他们到市区后能否顺路去一趟金字塔街上他的裁缝那里时,比永终于承认自己对这样的外出很担心了。“等着瞧吧,”圣埃克苏佩里承诺道,“我只要两分钟就够了。”比永照他说的,送他去了裁缝那里。圣埃克苏佩里冲进店里,朝裁缝挥舞着他的衣服,大喊道:“嗨!跟上次一样!”几秒钟之后,他就回到了比永的车上。“这毫不费时间!”车开动时他大声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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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南方邮航》的对话录制和影片剪辑还在巴黎继续进行,每天将近下午4点时,圣埃克苏佩里都会拉着比永去布尔歇机场,开着西蒙飞机带他兜上一圈。与此同时,让松把圣埃克苏佩里介绍给他在伦敦的朋友亚历山大·科达,让圣埃克苏佩里加入这位朋友的一个项目,项目计划拍摄一部航空史影片,这将开创一系列航空史影片的先河。圣埃克苏佩里为之振奋。秋天,他和让松去了一趟伦敦,给这个项目提供建议。他们高高兴兴住进了萨沃伊酒店的豪华套房,接下来发生的事却让他们灰心,原来这部影片已经开拍了,而且不符合他们的品位。一个说英语、嘴上贴着小胡子的布莱里奥是两个法国人完全无法接受的;然而是科达付钱让他们住得舒服又奢华,因此他们很快没了主意。这段时间里,让松把圣埃克苏佩里介绍给了演员查尔斯·劳顿和画家费尔南·莱热,这两人当时都在为科达工作;制片人又把圣埃克苏佩里和让松介绍给了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电影的剧本初稿就是他写的。在英国,圣埃克苏佩里偶遇了一位老朋友。一天深夜,两个情绪低落的法国男人坐在一家破败的俱乐部里喝酒,一名女招待一直盯着圣埃克苏佩里看。几分钟后,她走过来。“托尼奥,你还记得我吗?”“波莱特!”圣埃克苏佩里想起来了,原来她是圣埃克苏佩里在达喀尔一家夜总会的老熟人。这对老朋友并肩愉快地聊着空中邮政的事,让松觉得他们的聊天比一直吩咐波莱特去招待其他客人的老板有趣多了。见此,圣埃克苏佩里站起身来——“圣埃克苏佩里好温和,圣埃克苏佩里好温柔。”让松调侃道——一把抓住老板的领带,把他拽到自己跟前。“现在请你立刻给这位女士道歉!”圣埃克苏佩里勃然大怒,老板吓了一跳。“这位女士是我朋友的朋友,知道吗?”圣埃克苏佩里掀翻了几张桌子后,老板道歉了。毫无疑问,圣埃克苏佩里本就窝着一肚子火,他发现英国没有带给他任何灵感,科达也不是真的需要他的建议。当制片人慷慨地提出或许他们可以住到一座田庄去,那里比萨沃伊酒店更舒适的时候,圣埃克苏佩里趁机要了一张返程票。他对科达解释说,虽然这听起来很奇怪,但是他待在英国实在没什么灵感;莎士比亚已经把它们用完了。第二天,圣埃克苏佩里就回法国了。[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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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圣埃克苏佩里驾驶一架从法航借来的拉泰科埃尔28,飞往摩洛哥海边的摩加多尔(今索维拉),监督影片《南方邮航》的拍摄工作。这部影片得到了民用和军用公司的支持,圣埃克苏佩里的参与对影片来说更是无比宝贵。然而,在拍摄现场维持秩序很不容易。那里有真正的塞内加尔警卫(由军队提供)、摩尔人(表面上看是由圣埃克苏佩里招来的)、阿拉伯骆驼夫,还有摩加多尔的囚犯(他们被暂时放出来,帮忙拉两架拉泰科埃尔飞机)。让摩尔人明白拍电影到底是怎么回事,也很不容易:第一次拍袭击场面时,摩尔人飞奔过沙丘,真的在吼叫,甚至把摄影机都打翻了。操作人员逃过一劫。圣埃克苏佩里最关心的不是场景是否逼真,而是导演两架拉泰科埃尔;他导演了大部分起飞和降落场景的拍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亲自充当特技替身。有一个场景十分惊心动魄,一架拉泰科埃尔要从相距五十英尺的两座沙丘之间一条二百码长的沙路上起飞。电影中的飞行员测量完距离后,斩钉截铁地拒绝了这场拍摄。圣埃克苏佩里主动提出他可以拍。四个人拉住飞机——它没有刹车装置——圣埃克苏佩里开始加油门。四个人放手了,飞机开始滑行,接着机尾下倾,沿着沙路滑行到三分之二的距离。在这紧急关头,飞机触到藏在沙下的石头,被弹射出去,飞机飞起来了。圣埃克苏佩里刚好越过了远处的沙丘。他本不知道那里有一块石头,后来他承认自己当时有点紧张。他不惜一切代价地想证明这项壮举是可以完成的。电影中的飞行员十分震惊,他此前估测起飞成功的可能性只有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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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7日,圣埃克苏佩里夫妇在沃邦广场招待客人。来做客的是瑞士作曲家阿蒂尔·奥内热与B夫人。主人不怎么讲话,每过五分钟就离开餐桌去打电话。最终,他对B夫人透露:“梅尔莫兹发来了最后一条消息:‘关闭后置发动机。’”圣埃克苏佩里的这位同事早上和四名机组成员驾驶“南十字座号”水上飞机从达喀尔出发,准备横渡大西洋。起飞三个半小时后,他发来这条消息;令人担忧的不是这条消息本身,而是此后梅尔莫兹陷入沉默。十分钟过去了,还是没有新消息,于是从巴黎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所有无线电台都突然关注此事,全神监听,焦急等待。“平日,因为一个人晚了十分钟而担忧很荒唐,但是在航空邮政服务领域,十分钟意义重大。”圣埃克苏佩里写道。那晚,他整夜没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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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和梅尔莫兹曾经因为政治分歧而激烈争吵,但他们最终还是和好如初了,从那以后两人就回避任何意识形态方面的讨论。圣埃克苏佩里因梅尔莫兹失踪深受打击,他经过很长时间才接受了事实,梅尔莫兹真的失踪了。很自然,圣埃克苏佩里成了梅尔莫兹的悼词的主要撰写者:在第一篇悼词里,圣埃克苏佩里列举了一系列侥幸脱险经历。13日,圣埃克苏佩里在《不妥协者》上问:如果吉约梅用了五天时间走出安第斯山脉,雷纳和塞尔在撒哈拉沙漠里消失了几个月之后又毫发无损地出现,二十架飞机搜索利比亚沙漠却没能发现自己下方的两个法国男人,那梅尔莫兹现在会不会还活着?16日,圣埃克苏佩里愿意接受失败,这次是在《玛丽安娜》的头版上。但他还没准备好赋予梅尔莫兹那些逝者会自动具备的美德,他说:“我的朋友,你有很多不同寻常的缺点,但即使缺点也那么令人喜爱。我等着告诉你,你都有哪些缺点。我现在还不打算仰慕你。在我们去过的那些小酒馆里,我依然会为你留位置。你还会像往常一样迟到,噢,我的朋友,你真让人难以容忍啊……我害怕我再也不能惹你生气了。”这篇悼词透露着他与好友们,比如塞戈涅之间友情的特点,就是感情中夹杂着亲昵的嗔怪和指责。“永远失去一位朋友时,我们悼念的可能正是他的缺点。”圣埃克苏佩里早前不无启发性地说。人数持续减少的空中邮政公司的成员又减少了,圣埃克苏佩里不久就接受了这一点。梅尔莫兹失踪一年后,圣埃克苏佩里动情地说他慢慢地接受了失踪,他说老朋友们不可替代。“老朋友不是一夜之间能结交的……不能早上种下一颗橡果,晚上就拥有一片树荫。”他开始明白这种失去为什么如此令人不安:“梅尔莫兹不在了。他曾是我们密不可分的一员,因此我们很多人都非常痛心。这种痛心很陌生,我们头一次体验到:这是对衰老的隐秘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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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完全有理由产生一种不真实之感。不仅空中邮政和它往日的荣光已不复存在,1936年的法国找不到方向、不再辉煌,而且空中邮政事业的开拓者也在迅速减少。梅尔莫兹失踪后,空中邮政的早期飞行员就只剩下吉约梅、雷纳、塞尔和圣埃克苏佩里了。圣诞节之前几天,圣埃克苏佩里一定非常激动,因为时任航空部长的皮埃尔·科特同意了圣埃克苏佩里的非洲宣传之旅申请,而且《不妥协者》同意承担此次活动的费用,条件是圣埃克苏佩里要为其撰写关于此次飞行的报道。科特批给了这位作家飞行员四万法郎作为资助,并且同意让政府为他买保险。法航会为他到通布图的飞行提供燃料支持。(他们大概希望圣埃克苏佩里走另外一条法国至达喀尔的路线,不是先沿海岸飞至卡萨布兰卡,而是经由奥兰在内陆飞行,那样可以彻底避免飞越西班牙的领地。)1937年1月29日,圣埃克苏佩里在布尔歇机场做了飞行前体检。几天后,他和普雷沃出发了,途中经过马赛和卡萨布兰卡。这次飞行,两人飞越了一片完完全全的处女地。“白沙茫茫,令人眼睛疲劳,没有任何生命的踪迹。”圣埃克苏佩里这么描述它。在这趟长达五千五百英里的沙漠之旅中,两人没有遭遇任何故障。(这次飞行,两人还是没有配备无线电;也许是吸取了上次的教训,圣埃克苏佩里之前去申请过一次,但是他的请求被难说话的法国政府拒绝了,理由是普雷沃不具备操控无线电的资质。)此外,这趟非洲之旅中,圣埃克苏佩里收养了一头小狮子,想带回法国。但这头幼兽不太习惯坐飞机,所以圣埃克苏佩里不得不朝北边飞,这样一来,一系列的俯冲和爬升使这只幼兽在机舱中左碰右撞,变得安静又虚弱。他觉得这有趣极了,事后回忆尤觉如此。但是普雷沃肯定不这么想,幼兽到处乱挠,他胳膊和手上的抓痕就是证据。除此之外,普雷沃还患上了疟疾。他对圣埃克苏佩里如此死心塌地,圣埃克苏佩里注定得报答他,为他付医药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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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其他方面来看,这次飞行很顺利,圣埃克苏佩里恢复了自信,他又相信自己正如诺埃勒·吉约梅所说,是“一个属于天空和沙漠的人”。2月中旬,圣埃克苏佩里从阿尔及利亚寄出了几封信,透露着心满意足。他从奥兰给B夫人写信,说他对这趟飞行很满意,他全程都没按已有的路线飞,虽然他本可以那样做。“我很自信,每件事都做得轻轻松松,我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计算能力……我对这趟飞行、对我自己都满意……高山、风暴和沙,它们是我的守护神。”几天之后,他从阿尔及尔给吉约梅写信,夸耀自己用顶级的设备完成了一趟完美的飞行。好天气确实为圣埃克苏佩里的这趟飞行助力了,但最重要的还是,他在飞越成千上万英里的未知地带时表现出令人赞叹的精准无误。在给吉约梅的信中,他是那个乐天的圣埃克苏佩里。“我刚刚重温了我人生中最美好的几个小时。”他在信末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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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沙漠有一笔账要算。”圣埃克苏佩里启程去通布图之前这样说。这笔账算清了;但是对以写作为生这件事,他显然需要好好考虑一下。他向《不妥协者》承诺的文章一篇也没写出来。他也许和报社商议出了一个替换策略:4月的第一周,《不妥协者》的头版刊登了一篇讲述吉约梅在安第斯山脉的遭遇的文章,这篇文章原本准备放在《风沙星辰》中,还未定稿。显然,圣埃克苏佩里更愿意在时间上和近期发生的事保持距离。他把写他在撒哈拉沙漠紧急迫降经历的文章《海市蜃楼》卖给了超现实主义杂志《弥诺陶洛斯》。4月末,他完成了电影剧本《镭》的收尾——这部剧本从未拍成电影、不为人知,他还要求《玛丽安娜》给他安排任务。3月末,他回到巴黎时,发现一份哗众取宠的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声称利比亚事故是他策划出来的。他对新闻界的美好幻想完全破灭了。《伏尔泰》杂志1月份就声称,圣埃克苏佩里悄悄到开罗郊区,用沙子掩埋好西蒙飞机的机翼以制造假象,然后跌跌撞撞走进市区,把他编造的故事讲给别人听。拉科德把两人扔在大陆酒店台阶上一事助长了这项指责——直到1987年,圣埃克苏佩里的支持者们还是在为他辩护——虽然大家都知道,《伏尔泰》向来爱无中生有。圣埃克苏佩里对《伏尔泰》发起了诉讼,轻易地胜诉了。法院查明他受到了诽谤,判他获赔一万五千法郎(约合1994年的九千美元)。然而,他被整个事件深深地伤害了。那年春天,曾经声称高山、风暴和沙是他的守护神的那个男人发现,他不是在利比亚沙漠中主动为生存而战,而是在被动地与人作战,这些人有时比从空中看见的还要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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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王子的星辰与玫瑰(圣埃克苏佩里传) 第十三章 城中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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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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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要不朽,就要付出昂贵的代价:要在世上死过几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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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看哪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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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法国是一个昏睡的国度。环顾四周,她似乎是欧洲自由民主最后的厚望之一,但她常常不敢环顾。人们纷纷议论佛朗哥、墨索里尼、希特勒;1936年下半年到1937年,西班牙内战占据了报纸。但是,关于西班牙合法政府受到威胁、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德国一再侵略别国的所有谈论,确切地说终为空谈。做这空谈的民族混乱而分裂,她为自身的问题所累,为自身的阴谋所困,为她不愿重蹈覆辙的战争所伤害。在英吉利海峡对面,鲍德温和张伯伦的两届政府对欧洲事务冷眼旁观,深信丘吉尔的警告是无聊的夸大其词;理所当然,法国并不急于单枪匹马捍卫欧洲的民主。早在1935年,不祥之兆已经出现,有的甚至相当明显。那一年,让·季洛杜写了《虎临城下》,这部剧以机智、温和的方式大声宣告,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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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希特勒再次占领莱茵兰非军事区,法国选择了另一条路,这是法国第一次有机会阻止希特勒,可以说此后法国再也没有如此行动的强大军力了。但西班牙内战爆发后,法国又一次退缩了,她担心自己一旦介入就要直接与意大利和德国对抗。法国一直竭力避免冲突,但冲突的影响分毫未减:它极大地动摇了暂时联合的稳定性,而莱昂·布卢姆领导的人民阵线——在1934年的浪潮中建立,两年后靠着人民的热情支持在选举中获胜——正是以这一联合为基础的。西班牙政府军同布卢姆商谈,寻求武器支持,没有遭到不假思索的拒绝,这一信息披露后,情况就不妙了,新总理只好违背自己的原则,羞愧地坚持中立。因为对佛朗哥太过畏首畏尾,他失去了左翼的支持——他们经常喊叫“给西班牙飞机!”。而右翼亟须找到解散政府的理由,他们指责布卢姆决不愿和解。其中的极端分子称呼布卢姆为一名好战者。当时,法国饱受内斗之苦,胆小怕事、目光短浅,看不出来布卢姆的本能反应是在黑暗的日子里,不畏艰难投给自由、友爱与平等的支持票,却将这一反应当作一位狡猾政客的颠覆性举动,认为他一心想让法国与德国发生冲突,因为他是犹太人,出于个人原因不想与希特勒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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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6年3月希特勒占领莱茵兰非军事区,到1938年3月他吞并奥地利,人们已经能清晰地听到远处沉重的脚步声。在巴黎,对于很多人而言,这不过是咖啡杯里的涟漪罢了。当权者一心追寻自己的政治目标;巴黎的名流们欢快地斟满一杯又一杯陈年美酒,举办一场又一场舞会,他们谈论着新奇的事;街上的人则关注着国内迫在眉睫的问题。法国仍然没有成功地摆脱大萧条,这些年,经济上的坏消息司空见惯。失业率飙升。1936年,已经疲软的法郎又贬值了(到1939年夏天,一法郎甚至值不了三便士);1937年6月初,股市崩盘。人们认定控制着法兰西银行的那二百个家族是罪魁祸首,天天谴责他们。人们对人民阵线寄予的厚望很快化为泡影,取而代之的是背水一战的绝望。尽管到处是罢工、骚乱和失业,日子还是照旧,但到了1937年,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德国重整军备。西班牙政府竭力阻抗佛朗哥的军队。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的旧称)击败了国际联盟。法国得过且过。当时,人们对经济已经死心,所以当2月份人民阵线要暂时搁置野心勃勃、耗资巨大的改革时,无人感到意外。当时,人们早已习惯执政者的不稳定,所以当6月中旬执政才一年的布卢姆政府倒台时,人们也并不感到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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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尽管动荡不安,仍是凡间乐园。然而,可以看出,这座城市正变得越来越像愚人的天堂。1937年,巴黎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举办了世界博览会(官方名称为“艺术与技术世界博览会”)。夏末,这座城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辉煌灿烂,精心设计的一系列喷泉和灯光一同营造出了许多“彩色电子喷泉”。若说法国做不了别的事,举办一场盛大聚会还是没问题的:1937年世博会售出了两亿张门票,创下了当时此类大型活动的纪录。8月下旬,圣埃克苏佩里也买了一张世博会门票;他甚至还挑战了蹦极,从荣军院广场上一座一百英尺高的塔跳下,据他讲,这是他一生中最害怕的时刻。(他患有眩晕症。)因为表现出的勇气,他获得了一份证书,他还保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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