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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到达后不久就与美国陆军部取得了联系，尽管并非完全出于他之前所暗示的原因。3月，他会见了军事情报部门的一位代表，向代表介绍了自己的两项发明，可能就是他在奥康特时一直在完善的导航设备。他表现得很强硬，拉尔夫·巴斯比上校向上级报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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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是这个人，一个近乎偏执的天才，称他有两项关于飞机的发明，这两项发明可能是有价值的。他担心这些构思已经被美国军方秘密地申请了专利，所以他不愿申请专利，也不愿进一步开发。虽然他不支持维希政府，但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原文如此］都在法国，自然不能断绝关系。他想把发明给美国军队，当然是想赚钱，但除非他能得到充分保护，否则他不敢告诉任何人。他只会说法语，但有个会说英语的经纪人［可能指加朗蒂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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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又有一位官员跟进此事，但圣埃克苏佩里的提议终无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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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他仍坚称大约一个月后返回法国。在拉扎雷夫家的晚宴上，他见到了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官员，向这位官员详述了如何占领北非。他说：“如果在法国陷落时，有人向驻扎在北非的军队提供一千架飞机，提供替换零件、润滑油、汽油和所有必要的辅助物资，北非今天就在打仗了。如果有人现在到那里去，带去大量的飞机和装甲部队，就能扭转局势……拿下北非意味着拿下未被占领的法国。”有人建议美国陆军部与这个法国人取得联系，因为他似乎特别熟悉北非地理，而当时在美国很难找到准确的北非地图。6月，美国陆军部与他取得了联系，报告中略带不屑地说：“郑重声明，我部认为圣埃克苏佩里先生对法属非洲某些方面的了解称得上‘还不错’，但绝对称不上‘卓越’。”他们认为，他无法为陆军部提供任何专业知识。他遭到拒绝的一部分原因似乎是，他不是军队里的人。同样明显的是，美国陆军部里似乎没有人愿意重视一位不会说英语的外国预备役军官主动提供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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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抗拒讲法语的人，是生活在纽约法国人聚居区的法国人。法国沦陷后，大约有两万名法国人进入了美国社会，人数是聚居区法国人的十倍。新来者中许多人是外交官、艺术家、科学家、实业家和金融家，他们大多暂时居住在纽约和洛杉矶周围。他们很快分成了不太严格的派别。报道圣埃克苏佩里抵达纽约的那一期《纽约时报》也引用了贝当的话，呼吁法国人民在新年里抛弃仇恨、偏见和不信任。1941年，大多数法国人都属于维希派，维希派支持贝当，支持赖伐尔，或者是彻头彻尾的通敌主义者；他们的反对者分为戴高乐的支持者和反对者。派系之间如此分裂，以至于拉乌尔·阿格利翁到达纽约时，不得不出示三处“自由法国”发放的凭证。结果曼哈顿之行成了一个谜，每一位代表都声称自己是戴高乐唯一的真正朋友，从圣西尔军校时期起的亲密朋友，并开始诋毁对手。分歧不局限于纽约第五大道。莱昂·沃斯在圣阿穆尔低调地度过了战争时期，他儿子在里昂读十一年级，他对班里的学生做了如下的政治侧写：“有二十名亲英派，不管他们是亲贝当派还是亲戴高乐派；十四名狂热的维希派，其中两名纳粹分子；三名法兰西行动党；三名通敌主义者；六名漠不关心的学生。”在纽约法语高中，一半学生拒绝和另一半学生说话。遭受羞辱的团体热衷指责，流亡的团体充斥着谣言和背叛。在华盛顿看来，流亡美国的法国难民——他们是群体性坏行为的一个好例子——本身就解释了法国为什么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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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钻进了这个马蜂窝，但他决心远离政治。他的威望无与伦比，每个政治派别都决心让他加入自己的阵营。1月底，他第一次感受到了语言的威力，有消息传来——表面上来自维希，但更可能来自不怀好意的人——他被维希任命为委员，任职于一个由知名人士组成的委员会。圣埃克苏佩里不得不召开新闻发布会否认这一消息。他写了一份声明，随后由鲁西·德·萨勒翻译，加朗蒂埃修改，雷纳尔与希契科克审核，贝克尔的秘书打字，最后在丽思卡尔顿酒店的套房中交给了媒体。《纽约时报》1月31日的头条新闻称“圣埃克苏佩里不喜欢维希政府的任命。作家飞行员称，如果维希政府邀请他，他会拒绝”，并援引他的话，说明他没有任何政治意图。他坚决否认了所有相反的说法，十八个月后，面对同样的指控，他还是这样应对。在安德烈·布雷东收到的一系列充满敌意的信件中，有一封敌意尤深。圣埃克苏佩里在信中解释道，对于维希政府的任命，他已尽了最大努力：他发现，从一个他从未被正式任命的职位上辞职很尴尬。他确实认为贝当不是两害中，而是三害中的轻者——贝当随时可能被狂热的亲纳粹法国官员取代——他也确实认为停战是必要的。（事实上，维希政府有能力任命一些人，这些人不仅不愿与维希政府打交道，而且还像电影制片人勒内·克莱尔那样，不久之前曾被政府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圣埃克苏佩里不得不放弃一贯的平和做派，激烈地争辩说他已经充分证明了自己的原则。他告诉布雷东：“你看，我的朋友死了一半，而你的朋友都还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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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与任何阵营结盟，因而受到所有人诽谤。他与戴高乐的代表多次激烈对话。这些代表奉命不惜一切代价拉拢这位有影响力的作家加入他们。然而，在圣埃克苏佩里和美国政府眼中，戴高乐是一位潜在的独裁者。作家根本不信任他，不明白这位刚愎自用的将军哪里来的权利，能说自己代表法国。他仍然坚持认为，贝当将军使法国免于彻底毁灭。当阿格利翁指出遭希特勒入侵的其他国家都没有与德国签订停战协定时，他不听，他对将军的雄心壮志十分不满。（“你怎么能指望他不这样做呢？雄心是领导力的源泉。”阿格利翁徒劳地反驳。）同他的几位戴高乐主义者朋友一样，阿格利翁因为与圣埃克苏佩里交往而受到谴责。伊冯娜·米歇尔曾在美国战时新闻处的法国办事处工作，她被要求与圣埃克苏佩里撇清关系。在双方煽动下，谣言四起。戴高乐主义者底牌更多，因此他们做了一件特别恶毒的事情：有人看到作家在华盛顿与维希政府官员共进午餐（虽然他从未离开过纽约）；众所周知，他为维希政府购买飞机（尽管他的大多数朋友更支持戴高乐）。12月，当他受邀到法语高中发表演讲时，该校接到了一连串恐吓电话，抗议称学校使学生受到“一名纳粹分子”的影响。直到今天，还有人认为圣埃克苏佩里是反犹分子，但他不是，原因和他在1941年被抹黑的原因一样：他拒绝按照标签来看人。被美国政府视为干涉者的戴高乐，因无法笼络这位杰出作家而付出了惨痛代价。阿格利翁认为，在那些拒绝加入的人中，圣埃克苏佩里对戴高乐的伤害最大。而戴高乐并不是宽宏大量之人，他必定会让圣埃克苏佩里为自己的不合作多次付出代价。尽管在美国人眼中，圣埃克苏佩里仍是最有名的法国人，是兄弟情谊的高尚倡导者，他却遭到冷落，吃了闭门羹，受到非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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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现实地认为自己可以避开党派之争，并坚信这是唯一合理的选择。他拒绝公开批判贝当政府——私下，他称它为“维希的大水母”——直到1942年年中，他还认为贝当是大多数法国人的希望。在他看来，统一在当时是大势所趋，却不是戴高乐的首要任务。“他们不向纳粹宣战，”圣埃克苏佩里在谈及将军的追随者时说，“而是向丽兹酒店里拒绝加入他们的法国厨师或电梯服务员宣战，认为这些人是叛徒。”还有一个人——由于自己的原因，那一年她与世隔绝了——也和他一样天真。安妮·莫罗·林德伯格通过出版社追踪着圣埃克苏佩里，但不敢去拜访他：1941年冬出版《未来的浪潮》之后，她觉得自己现在是“作家中的黑死病”。她对法国社会不够了解，没有意识到圣埃克苏佩里已经感染了。她祈祷这位法国人能够“在一个人人都非黑即白、不得不偏袒某一方的时代，保持自由、纯洁，保守初衷”。对此，她丈夫简短地评论道，圣埃克苏佩里代表了圣人的观点，但圣人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习惯，就是逃避尘世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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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更希望看到美国参战，而不是支持贝当或戴高乐，雷诺阿也深信这一点。雷诺阿比较低调，看法也比较个人化。“我讨厌在美国的法国人。”1942年，他写信给朋友说，信中列出了少数几个例外的人。“我很高兴完全摒弃了原来国家的政治。我喜欢罗斯福先生，不喜欢维希政府，因为维希政府允许处决的人太多了，我也不喜欢戴高乐，我觉得他是个投机分子。”此时，圣埃克苏佩里发现美国的气氛是完全敌对的。在逗留美国的最后阶段，他给一位朋友写信道：“与拍摄美因茨或埃森时相比，尽管遭受了两年的侮辱和诽谤，但我没有偏离良心选择的道路，并在这条路上愈加勇敢。”他对雷诺阿说，他快不能呼吸了，他急需一位天使长引导他越过那些幸灾乐祸的人，为他指路。他曾经是一名世界公民，现在却成了地道的法国人，就是所谓的骨子里的法国人；然而，他的爱国主义与戴高乐的不同，讽刺的是，圣埃克苏佩里是出了名地信赖强势领导人，并对重新制定规则相当宽容。他也许会感到安慰，因为在被占领的法国，一半法国人正向另一半人通风报信，这种做法使德国人和美国人对高卢人的性格困惑不解。就算待在国内，他也不会更快乐；他认为，只有在伦敦，他才会快乐。诽谤终于到了荒唐的地步：《小王子》出版后，圣埃克苏佩里受到的指控又增加了一项，有人说他是君主主义者。在法国社会，可以说只有他有理由抱怨同胞不宽容。他的作品在接下来几年里会引发激烈的政治辩论。精疲力竭的作家将澄清他的中立立场，但这只是徒劳，他不会得到人们饶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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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纳尔与希契科克在很大程度上无视了1941年的戏剧性事件的细节——他们处于有利地位，觉得在纽约的所有法国人好像都精神崩溃了——两人很清楚，他们的这位畅销书作家当前并没有什么写作计划。圣埃克苏佩里获许在中央公园南240号住了几周，然后他被提醒应该开始写作了。“当机智不起作用时，就需要施加一些压力，”加朗蒂埃回忆道，他告诉圣埃克苏佩里，“你有责任为法国辩护，向那些认为法国人没有奋起抵抗就被打败的人作出解释。”圣埃克苏佩里对必须帮自己的国家辩护感到愤怒，也一如既往地对有偿写作感到愤怒。他不得不考虑这一想法的好处：大约有二十部关于法国陷落的作品已经出版，其中多部的作者自1939年以来就住在美国了（有一本例外，勒内·德·尚布伦的作品《我看到法国陷落》于1940年出版）；驻华盛顿大使馆的维希政权支持者和在纽约的戴高乐主义者长时间互相指责，以至于法国在这场混乱中迷失了方向。圣埃克苏佩里抗议说自己无话可说，但还是写了几章，而书却毫无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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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心思不在写作计划上。直到1941年5月，他仍然希望回到北非，如果不为法国而战，他就把精力投入他从1938年就开始打磨的书稿，就是《沙漠的智慧》中。（加朗蒂埃和伊丽莎白·雷纳尔还不知道圣埃克苏佩里的这一想法，他们当时的任务是敦促他写出一本关于战争的书来。）他的电话响个不停，有的是邀请他，有的是告诉他镇上最近发生的一些事。B夫人3月底回法国去了，留下他照料自己。他还在发高烧，有时候饭吃到一半就烧起来，有时候烧得站立不住，有时候半夜烧醒，牙齿打战，冷得发抖。（在这方面，语言障碍也增加了他的痛苦：圣埃克苏佩里发现，他说自己发烧41℃时，竟没人同情他。）服用了磺胺类药物后，下午只是低烧和轻微恶心，仍能正常工作。牙痛仍然困扰着他；他发现自1923年那场事故后，左眼很容易感染。他戴着墨镜，向不同的朋友诉苦。即使服用了镇静剂，他仍然无法入睡，但是这种特别的痛苦只是由晚上工作时喝的几壶红茶造成的，与其他事情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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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雷诺阿相识后，他们有了一系列计划，这进一步分散了他的注意力。3月，雷诺阿在好莱坞读了《风沙星辰》，那是1月份“希伯尼号”靠岸时圣埃克苏佩里送给他的。读完后，他深受震动，在随后的两个月里，他想办法让达里尔·扎努克也读了这本书，他在福克斯与扎努克签过合同。他觉得扎努克可以把它拍成一部伟大的电影，“它无疑将是我一生中最精彩的电影”。圣埃克苏佩里非常欣赏雷诺阿的作品，并为这个想法激动不已。他谦虚地认为，雷诺阿能从《风沙星辰》中提取出“真正不朽的东西”。电影制片人竭尽全力在好莱坞寻找看法相同的人；这本书的概要流传的时候，他积极地筹划着下一步行动，他给圣埃克苏佩里上了一堂关于工作室巴洛克风格作品的速成课，他一直很留心让圣埃克苏佩里更多地感受到他的热情，而不是导演们的拒绝。与此同时，圣埃克苏佩里参加了雷诺阿最关心的战斗，从北非救出雷诺阿二十一岁的儿子。那年春天，他圣埃克苏佩里为了阿兰·雷诺阿给拉巴特的一位外交官朋友写信说：“我不会为了一件普通的事来麻烦你。我讨厌别人的推荐，也一直拒绝把手稿交给伽利玛出版社。这让我有了一份可用的信誉，留给我真正喜欢的人。我现在希望能兑换这份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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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初，他飞往加利福尼亚待了一小段时间。当时，大家一致认为，电影《风沙星辰》的统领剧情将是利比亚历险，随着穿越沙漠的艰苦跋涉的推进，其他情节会融入进来。他又添加了恋爱情节，将主人公重新命名为贝尼斯，还给了他安排一位知己，是一个淘气的十二岁妹妹。雷诺阿找了一位有影响力的经纪人，并为两人安排了一次见面，他希望经纪人能接手这个项目。经纪人在一间新乔治时代风格的豪华办公室里接待了他，办公室里摆放着精美的图书；让圣埃克苏佩里生气的是，那些精美的书全是空的，只是壳子，所以他在见面时没表现出什么兴趣。后来，提起这位好莱坞最有权势的人之一，他只是气急败坏地说：“他是头猪！他是头猪！”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他从纽约不停地向雷诺阿提出他对这个项目的想法，这些想法都记录在十二英寸醋酸纤维磁盘上。在这些深夜独白里，他有时会打断自己的话，和迪多·雷诺阿说话，他假定雷诺阿在听。在一段典型的旁白中，他说：“迪多，我知道你在听，我知道你认为我是一个傻瓜。”然后接着为自己辩解。录到最后，他经常表演一场纸牌戏法。他承认自己被电影的结局难住了，但还是勾勒出一些搞笑的、生动的画面，其中一些比另一些更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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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经常遇到技术难题。有时，录音机发出口哨一样的声音；有时，他抱怨录音机的功效比人脑的还要持久。“它有问题，磁盘转得太快，让我无法思考。”他停顿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向雷诺阿抱怨道，他承认自己没有提前做好准备。无话可说时，他便谈起沉默的本质。有一次，他不得不承认，他没有什么要说了，但又不能停止说话，因为不能给雷诺阿一张空白的磁盘。他很惋惜，他无法使彼岸的雷诺阿感受他的沉默。他希望雷诺阿明白，这不是他的过错，只是自然的一个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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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它［机器］强迫我说话，而我无话可说……所以你会发现我有点像个白痴。我不得不搜肠刮肚，却不知道这些想法是什么，或关于什么，或为什么，所以我搜肠刮肚，最后什么也想不出来。什么也想不出来。就像钓鱼一样——你去找一条鱼，你有线有网有浮子——我知道你什么也钓不到。寻找灵感也是这样，结果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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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样东西确实激发了思想，那就是困难。“你有没有注意到，在战争期间，”圣埃克苏佩里继续说道，背景中传来冰块碰撞杯子的声音，“法国的总参谋部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困难，因此什么想法也没有？他们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什么问题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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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录音磁盘送到了好莱坞，这既值得庆祝，也令人担忧。这位独白者希望能立即得到回应。他连夜把磁盘邮寄到加利福尼亚，并在邮件上写下一行字：“如果可以，我想明晚给您打个电话。”如果他没及时得到回复，就会马上打电话。雷诺阿正在拍摄电影，没办法跟住在纽约的这位朋友保持联系，所以磁盘对他来说成了一种折磨。8月中旬，圣埃克苏佩里乘火车去了加利福尼亚，雷诺阿才算得以解脱。在雷诺阿家，圣埃克苏佩里是长期受欢迎的客人，他们知道他想家，常常情绪低落。纽约炎热的天气并没有给圣埃克苏佩里带来灵感，这本书的写作进展甚微。他可能以为自己能拯救《风沙星辰》这部电影，而它现在已经半途而废了。[43]1940年的事件，以及一同搭乘“希伯尼号”渡海的经历，本身就足以把两个同代的法国人吸引到一起，不过现在和蔼可亲的雷诺阿和圣埃克苏佩里已经有许多共同之处了。雷诺阿年长六岁，在昂贝略学会飞行，在一战中执行过侦察任务（让·迦本在《大幻觉》中穿的飞行员外套就是他的）。他也富有幽默感，热爱生活。他喜欢辩论，对法国人的缺点有足够清醒的认识，以至于他1939年的讽刺杰作《游戏规则》遭到了唾弃。与圣埃克苏佩里相比，雷诺阿更为温和，他很快就适应了美国，没多久就在好莱坞大道上的一座木瓦房子里安顿下来。他把圣埃克苏佩里安顿在楼上的一个套间里，在那里，他和同样居住在加利福尼亚的拉扎雷夫一家尽一切努力来确保圣埃克苏佩里能完成作品。有人找来一台电动打字机，不过新奇的机器似乎对这本书没有太大帮助。许多秘书自愿提供服务，帮圣埃克苏佩里处理一天工作完留下的口述录音，这往往是在早餐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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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和雷诺阿相处时间并不多。圣埃克苏佩里在晚上工作，雷诺阿在白天工作，两人很少见面。然而，圣埃克苏佩里的存在感很强；他占了房子里的很多地方。他养成了把凝固的橄榄油涂在烤面包片上的习惯，医生说这对肝脏有好处，于是他马上清空了雷诺阿的冰箱，腾出地方来放他那些装满油的碟子。他晚上工作时总是走来走去，声音很大。他把资料钉在房间的墙上，在上面写写画画；他把点燃的香烟扔进废纸篓，而雷诺阿害怕起火，差点吓坏了。然而，可能是因为圣埃克苏佩里受不了批评，几乎没有人抱怨过。他心灰意冷，病得很厉害，发烧的症状已经藏不住了。到了下午三四点钟，他会烧得说胡话。他脸色苍白，满头大汗，似乎随时都可能栽倒。埃莱娜·拉扎雷夫照顾他，尽力把他扶到沙发上，帮他联系洛杉矶首屈一指的法国医生让-路易·拉佩尔。八天内，他三次出现这样的症状，每一次都高烧40℃。一天下午，他昏倒了；几天后，他按一位专家的建议做了手术。专家诊断问题在泌尿系统，可能是因为埃尔默·贝尔特医生没有提到胆囊，所以这次圣埃克苏佩里耐心地听完了诊断，但对于诊断结果，他也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他称这个病是1923年飞机失事时得的，当时木质座椅的一块碎片划破了会阴，在膀胱颈部外侧留下了一道疤痕。贝尔特说，这个部位经常会积尿，容易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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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向加朗蒂埃详细地描述了手术过程，还配了几张简单的插图，但总的来说，这并不是一个让人愉快的话题。他觉得应该向加朗蒂埃解释一下自己的反常行为，因为他担心这位翻译可能会听到一些风言风语，比如说，他像个“神经衰弱的小女孩”。[44]对此，他很乐意告诉大家，他得了重病，已经病了三年。（他写这封信可能还有一个原因：他觉得贝尔特的诊断很准确。）除此之外，他非常希望这次手术能够对外保密。加州的大多数熟人都听说他得了疟疾。在纽约，人们只是简单地说他治疗了陈旧性骨折。圣埃克苏佩里最终还是和他的医生闹翻了，因为拉佩尔把他的病情透露给了纽约的一位外科医生，外科医生也一直关注作家，并打电话给拉佩尔询问手术细节。“纽约的每个人都会知道我为什么在这里，而这不关他们的事。”作家骂完决定不再理会这位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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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后的恢复也不顺利。据圣埃克苏佩里说，做手术的地方“不是无菌的”，后来伤口感染持续了很长时间。术后有出血，多次痉挛发作。结果，圣埃克苏佩里眼里直冒火，整个过程让他情绪很差。他在医院住了几周。他说，这是危地马拉坠机事件后治疗的重演，只是不那么痛苦而已。又过了几周，他才站起来走动，但他并不是很希望有人陪他，雷诺阿、拉扎雷夫一家和勒内·克莱尔等人都来看他。出演过《安妮-玛丽》的安娜贝拉嫁给了蒂龙·鲍尔，得知他住院后，也去看望了他。安娜贝拉看到他的房间光线昏暗，没有鲜花，他躺在一张小床上，床在他的重压下似乎要散架了。他告诉安娜贝拉：“你来了真好。死是一件很让人伤心的事。”两人尴尬地聊天，这时安娜贝拉在他的床头柜上看到了一本书，是《安徒生童话》。安娜贝拉翻到《小美人鱼》那篇读起来。她用心地读完了整个故事，发现圣埃克苏佩里恢复了精神，露出了微笑，两人又就圣埃克苏佩里最喜欢的角色聊了一个小时。他的任性也帮助他恢复了活力。他打电话给迪多·雷诺阿，请她告诉医院的工作人员不要给他的餐盘里放胡萝卜。“他可以不吃啊。”护工告诉雷诺阿夫人，她又转告了圣埃克苏佩里。“我当然不吃。但看到它们我就受不了！”他勃然大怒。第二天，一份新鲜的胡萝卜又出现在他面前，他暴跳如雷。他在租来的一套两居室公寓里继续养病，白天趴在沙发上，除了安娜贝拉给他送饭，听他讲自己的故事外，很少有人来探望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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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雷诺阿终于说服他搬回好莱坞大道。渐渐，他又开始写作了。他觉得很惭愧，因为雷纳尔与希契科克希望在当年秋天出版的那本书几乎没什么进展。他为拖拉向加朗蒂埃道歉，说自己比翻译还要绝望。他有时也会出去，和加州理工学院的多位科学家，包括西奥多·冯·卡曼见面。他参加了在贝尔特医生夫妇家举办的晚宴。有人问他美国能为战争做些什么。他心中早有答案：“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你们国家把90%的工业生产能力用于制造美国人想要的消费品，换句话说，就是汽车和口香糖，只用10%的生产能力阻止希特勒。只有比例对调一下，10%用于制造汽车和口香糖，90%用于阻止希特勒，才会有希望。”他把自己对美国的所有感受都融入了这些话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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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他坐火车回纽约的时候，已经写出了一部分《空军飞行员》。他的病已经有整整一个月没有复发，感觉好多了，但还说不上完全康复，还要在纽约住院治疗。他与贝尔特医生夫妇乘坐同一列火车东行，并一起在芝加哥停留了三个小时。离开车站时，他拒绝托运一只看上去很重的箱子。贝尔特医生向他解释说，带着箱子上路不方便，解释了很长时间，但他还是不同意。他说，箱子里有他“思想的孩子”，其实就是《空军飞行员》或《沙漠的智慧》的手稿，或许两者都有。带着几分疑虑，他把箱子交了出去。可是手里没了箱子，他很快就觉得苦恼了。他经常看表，因此贝尔特医生决定提前返回车站。在车站门口，圣埃克苏佩里冲在人群前面。贝尔特夫妇到托运处时，箱子正被交还给圣埃克苏佩里。他怀里抱着箱子，眼睛望着天空，用西班牙语大声说：“感谢上帝！我的孩子得救了！”他想，这种语言正适合这戏剧性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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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纽约，因为对加朗蒂埃和伊丽莎白·雷纳尔感到愧疚，他回过头一心一意地整理《空军飞行员》。他让加朗蒂埃埋头于铺天盖地的修订工作中。玛丽·鲍楚·麦克布赖德是最懂得他的完美主义用心的人，他后来给了玛丽一本《空军飞行员》，以感谢玛丽把这部书稿打字了十遍。尽管多次拖延——他为拖延找了一大堆借口，现在又推说守护天使干涉过多——但这是他写得最快的一本书。《空军飞行员》从头到尾花了八个月，而圣埃克苏佩里大部分时间都或是没有投入其中或是在拖延。一方面，吉约梅的死和他自己的病痛令他很震动，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生命有限，想抓紧写完；他在给B夫人的信中说，他认为也许要再花十年才能写完《沙漠的智慧》，而他剩下的时间是不够的。另一方面，他抱怨雷纳尔与希契科克出版社总是给他设定最后期限，当然他也尽了最大努力。加朗蒂埃耐心地向他解释说，不能因为他觉得十年后会想得更清楚，就等十年再来写这本书。圣埃克苏佩里忍不住说，思想就像水果和孩子，必须等它成熟。后来，他说自己太赶了，来不及完善《空军飞行员》，这一说法当然毫无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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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机比他最初意识到的更重要。《空军飞行员》原定于1941年11月出版，但1942年2月才问世，那是日本偷袭珍珠港两个月后，这本书读起来给人的感受很不一样了。然而，在人生的这一阶段，圣埃克苏佩里并不关心时事。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坚持要把想法表达得清清楚楚，他说宁愿饿死也不愿在一本他不喜欢的书上署名。他写道：“我宁愿书只卖掉一百册，却心内坦然，也不愿书卖掉六百万册，却感到害臊。”那是11月、12月，他正和加朗蒂埃闹矛盾，他说笛卡尔改变了世界，而《巴黎晚报》虽拥有百万读者，也不太可能做到这一点。他在信中花很长时间责骂他的翻译加朗蒂埃。这些信通常是在太阳升起时写的，那时他可能已经完成了一天的写作。于他而言，加朗蒂埃必须理解他的观点，这非常重要。他并不是奔着雷纳尔与希契科克出版社定下的出版日期——2月22日，而是奔着未来十年来写作的。因此，他最感兴趣的是从他要描述的事件中得出某种持久的真理。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不久，他给一群学生做了一场演讲——那次他还遇到了多萝西·汤普森——他并没有过多地关注眼前的冲突，而是在意听众如何能够拥有充实的人生。他只知道一种方法：为更崇高的事业而牺牲。类似地，《空军飞行员》在作家看来是一部关于责任，关于仁爱的作品。不过，在出版前，雷纳尔与希契科克出版社曾经将它宣传为一本为法国辩解的书，讲述了一名侦察机飞行员一天的生活。他想出版一本富含哲理的书，而出版商却只看中故事性，他被激怒了。1月的一个早晨，太阳还没升起他就写信给加朗蒂埃，他说自己五岁的时候就能写出这种东西了。“如果只是要重复小时候保姆告诉我的事，没有一点进步，那么克服一大堆疾病、事故、考试、失败的恋爱、税务审计和各种各样其他的麻烦又有什么用呢？我认为没有必要在1942年宣扬保姆在1900年就完全了解的东西。可以等到2000年再说。因为到那时这些可能都被忘记了，人们可能会以为是原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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