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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1185 圣埃克苏佩里向加朗蒂埃详细地描述了手术过程，还配了几张简单的插图，但总的来说，这并不是一个让人愉快的话题。他觉得应该向加朗蒂埃解释一下自己的反常行为，因为他担心这位翻译可能会听到一些风言风语，比如说，他像个“神经衰弱的小女孩”。[44]对此，他很乐意告诉大家，他得了重病，已经病了三年。（他写这封信可能还有一个原因：他觉得贝尔特的诊断很准确。）除此之外，他非常希望这次手术能够对外保密。加州的大多数熟人都听说他得了疟疾。在纽约，人们只是简单地说他治疗了陈旧性骨折。圣埃克苏佩里最终还是和他的医生闹翻了，因为拉佩尔把他的病情透露给了纽约的一位外科医生，外科医生也一直关注作家，并打电话给拉佩尔询问手术细节。“纽约的每个人都会知道我为什么在这里，而这不关他们的事。”作家骂完决定不再理会这位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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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1187 手术后的恢复也不顺利。据圣埃克苏佩里说，做手术的地方“不是无菌的”，后来伤口感染持续了很长时间。术后有出血，多次痉挛发作。结果，圣埃克苏佩里眼里直冒火，整个过程让他情绪很差。他在医院住了几周。他说，这是危地马拉坠机事件后治疗的重演，只是不那么痛苦而已。又过了几周，他才站起来走动，但他并不是很希望有人陪他，雷诺阿、拉扎雷夫一家和勒内·克莱尔等人都来看他。出演过《安妮-玛丽》的安娜贝拉嫁给了蒂龙·鲍尔，得知他住院后，也去看望了他。安娜贝拉看到他的房间光线昏暗，没有鲜花，他躺在一张小床上，床在他的重压下似乎要散架了。他告诉安娜贝拉：“你来了真好。死是一件很让人伤心的事。”两人尴尬地聊天，这时安娜贝拉在他的床头柜上看到了一本书，是《安徒生童话》。安娜贝拉翻到《小美人鱼》那篇读起来。她用心地读完了整个故事，发现圣埃克苏佩里恢复了精神，露出了微笑，两人又就圣埃克苏佩里最喜欢的角色聊了一个小时。他的任性也帮助他恢复了活力。他打电话给迪多·雷诺阿，请她告诉医院的工作人员不要给他的餐盘里放胡萝卜。“他可以不吃啊。”护工告诉雷诺阿夫人，她又转告了圣埃克苏佩里。“我当然不吃。但看到它们我就受不了！”他勃然大怒。第二天，一份新鲜的胡萝卜又出现在他面前，他暴跳如雷。他在租来的一套两居室公寓里继续养病，白天趴在沙发上，除了安娜贝拉给他送饭，听他讲自己的故事外，很少有人来探望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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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1189 10月，雷诺阿终于说服他搬回好莱坞大道。渐渐，他又开始写作了。他觉得很惭愧，因为雷纳尔与希契科克希望在当年秋天出版的那本书几乎没什么进展。他为拖拉向加朗蒂埃道歉，说自己比翻译还要绝望。他有时也会出去，和加州理工学院的多位科学家，包括西奥多·冯·卡曼见面。他参加了在贝尔特医生夫妇家举办的晚宴。有人问他美国能为战争做些什么。他心中早有答案：“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你们国家把90%的工业生产能力用于制造美国人想要的消费品，换句话说，就是汽车和口香糖，只用10%的生产能力阻止希特勒。只有比例对调一下，10%用于制造汽车和口香糖，90%用于阻止希特勒，才会有希望。”他把自己对美国的所有感受都融入了这些话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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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1191 11月他坐火车回纽约的时候，已经写出了一部分《空军飞行员》。他的病已经有整整一个月没有复发，感觉好多了，但还说不上完全康复，还要在纽约住院治疗。他与贝尔特医生夫妇乘坐同一列火车东行，并一起在芝加哥停留了三个小时。离开车站时，他拒绝托运一只看上去很重的箱子。贝尔特医生向他解释说，带着箱子上路不方便，解释了很长时间，但他还是不同意。他说，箱子里有他“思想的孩子”，其实就是《空军飞行员》或《沙漠的智慧》的手稿，或许两者都有。带着几分疑虑，他把箱子交了出去。可是手里没了箱子，他很快就觉得苦恼了。他经常看表，因此贝尔特医生决定提前返回车站。在车站门口，圣埃克苏佩里冲在人群前面。贝尔特夫妇到托运处时，箱子正被交还给圣埃克苏佩里。他怀里抱着箱子，眼睛望着天空，用西班牙语大声说：“感谢上帝！我的孩子得救了！”他想，这种语言正适合这戏剧性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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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1193 在纽约，因为对加朗蒂埃和伊丽莎白·雷纳尔感到愧疚，他回过头一心一意地整理《空军飞行员》。他让加朗蒂埃埋头于铺天盖地的修订工作中。玛丽·鲍楚·麦克布赖德是最懂得他的完美主义用心的人，他后来给了玛丽一本《空军飞行员》，以感谢玛丽把这部书稿打字了十遍。尽管多次拖延——他为拖延找了一大堆借口，现在又推说守护天使干涉过多——但这是他写得最快的一本书。《空军飞行员》从头到尾花了八个月，而圣埃克苏佩里大部分时间都或是没有投入其中或是在拖延。一方面，吉约梅的死和他自己的病痛令他很震动，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生命有限，想抓紧写完；他在给B夫人的信中说，他认为也许要再花十年才能写完《沙漠的智慧》，而他剩下的时间是不够的。另一方面，他抱怨雷纳尔与希契科克出版社总是给他设定最后期限，当然他也尽了最大努力。加朗蒂埃耐心地向他解释说，不能因为他觉得十年后会想得更清楚，就等十年再来写这本书。圣埃克苏佩里忍不住说，思想就像水果和孩子，必须等它成熟。后来，他说自己太赶了，来不及完善《空军飞行员》，这一说法当然毫无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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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1195 时机比他最初意识到的更重要。《空军飞行员》原定于1941年11月出版，但1942年2月才问世，那是日本偷袭珍珠港两个月后，这本书读起来给人的感受很不一样了。然而，在人生的这一阶段，圣埃克苏佩里并不关心时事。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坚持要把想法表达得清清楚楚，他说宁愿饿死也不愿在一本他不喜欢的书上署名。他写道：“我宁愿书只卖掉一百册，却心内坦然，也不愿书卖掉六百万册，却感到害臊。”那是11月、12月，他正和加朗蒂埃闹矛盾，他说笛卡尔改变了世界，而《巴黎晚报》虽拥有百万读者，也不太可能做到这一点。他在信中花很长时间责骂他的翻译加朗蒂埃。这些信通常是在太阳升起时写的，那时他可能已经完成了一天的写作。于他而言，加朗蒂埃必须理解他的观点，这非常重要。他并不是奔着雷纳尔与希契科克出版社定下的出版日期——2月22日，而是奔着未来十年来写作的。因此，他最感兴趣的是从他要描述的事件中得出某种持久的真理。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不久，他给一群学生做了一场演讲——那次他还遇到了多萝西·汤普森——他并没有过多地关注眼前的冲突，而是在意听众如何能够拥有充实的人生。他只知道一种方法：为更崇高的事业而牺牲。类似地，《空军飞行员》在作家看来是一部关于责任，关于仁爱的作品。不过，在出版前，雷纳尔与希契科克出版社曾经将它宣传为一本为法国辩解的书，讲述了一名侦察机飞行员一天的生活。他想出版一本富含哲理的书，而出版商却只看中故事性，他被激怒了。1月的一个早晨，太阳还没升起他就写信给加朗蒂埃，他说自己五岁的时候就能写出这种东西了。“如果只是要重复小时候保姆告诉我的事，没有一点进步，那么克服一大堆疾病、事故、考试、失败的恋爱、税务审计和各种各样其他的麻烦又有什么用呢？我认为没有必要在1942年宣扬保姆在1900年就完全了解的东西。可以等到2000年再说。因为到那时这些可能都被忘记了，人们可能会以为是原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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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1197 他的健康状况最终并没有耽误这本书的出版，不过确实留下了印记。圣埃克苏佩里此时书写危险是再合适不过的：他感觉，1941年在美国时他的身体比1940年穿越敌人炮火时更弱。（他不再担心自己的健康状况时又患上了臆想症，这对于一个一再骗过体检人员的人来说并不是一种常见的疾病。他很小就害怕患上梅毒，这种焦虑在四十多岁时越发强烈。）在一项新发明的示意图上，他列出了过世亲朋好友的名字，第一位是他的弟弟。他说，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生命有限，于是便对一些事释然了，包括他对纽约舆论的愤怒；这一意识也使他和《空军飞行员》朝着精神方向，他所向往的方向演进了。加朗蒂埃本来想阻止他，尤其是在珍珠港事件之后，加朗蒂埃觉得美国人想要的是对民主的展现，而不是对仁爱的歌颂，但圣埃克苏佩里很有主见。他类似神秘主义的沉思（他无法进行系统的哲学分析）设定了这本书的色彩。此外还有他与自己肉体的分离，他似乎希望把肉体留在加州。他好像在阿拉斯上空得出了一个结论：他的身体是“一种劳役”，这么多年来，他花了太多时间穿衣、洗澡、打扮、吃饭。然而直到1941年，他才想与它分离：“我不在乎你会怎样……无论如何，我已经把你带到人生的此处了；现在我发现你无足轻重。”不是每个人都意识到这是信念的呐喊。安妮·林德伯格和查尔斯·林德伯格阅读并讨论了《空军飞行员》的节选，这是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发表在《大西洋月刊》2月刊上。查尔斯说：“我认为他谈论自己身体的方式很可怕……如果我是他的身体，我就会得水痘来报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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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1201 几乎所有对圣埃克苏佩里来说比较重要的人都在这本书出版前听到过它的部分内容。对于一个沮丧忧郁、时常需要安慰且作息不规律的人来说，电话是一件危险的武器。圣埃克苏佩里打起电话毫不手软，每月电话费高达七十五美元，相当于他付给秘书的薪水的一半。在餐厅的餐桌上，或在通宵营业的熟食店里，他草草下笔，写到天亮，他还给玛丽·麦克布赖德念那些字迹潦草的稿子，玛丽通常中午过后才来工作。这段时间，朋友们的睡眠随时都处于危险之中。与大多数作家相同的是，圣埃克苏佩里写到满意之处就忍不住要和他人分享。与大多数作家不同的是，从在空中邮航做飞行员时他就坚信，没有什么比半夜接到朋友的求助电话更令人兴奋。当时正在一章一章翻译的加朗蒂埃首当其冲感受了他的慷慨。当电话在凌晨两三点响起时，他立刻就知道是谁打来的；他已经习惯了半睡半醒地说出赞美的话。“我觉得他从没有想过，我们两个人中只有他醒着。”他后来说。伊冯娜·米歇尔、拉莫特、拉吕、拉扎雷夫、贝克尔发现尽管圣埃克苏佩里占用了他们的休息时间，他们也无法生他的气，不过不是谁都能够准确地分辨出他们于某一天午夜听到的文本，与前一天午夜听到的文本有何不同。只有拉莫特会咕哝几声。“听着，贝尔纳，我刚写了四页，你想听吗？”一天晚上，圣埃克苏佩里唤醒了画家拉莫特。拉莫特问他能否等到第二天再读。“为什么要等到明天？”圣埃克苏佩里依然坚持道。“因为现在是凌晨2点，就算你不睡觉，理论上人们在这个时间也应该睡着了。”拉莫特说。不过二十分钟过去了，他还没挂电话。圣埃克苏佩里在西海岸的朋友们就比较幸运了，不太容易受到打扰。年底，他打电话给安娜贝拉和蒂龙为他们读《小王子》的章节，他们认为他简直任性得无可救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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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1203 有一个人逃过了一劫，就是龚苏萝。1942年初，当加朗蒂埃从她丈夫手中拿过这本书的最后几页时，龚苏萝来到了纽约。圣埃克苏佩里为是否要把妻子带到美国而苦恼了一段时间；朋友们似乎都认为，龚苏萝在纽约给他惹的麻烦要比在法国少一些，因为在纽约他可以看着龚苏萝，而在法国——结果可想而知——他是做不到的。（他从B夫人那里得到了龚苏萝的消息，B夫人鼓励他派人去找龚苏萝，并让他母亲从中调解。）也许到最后，来美国的决定是龚苏萝作出的：她不会为任何人违背自己的意愿。（她会说，是她让丈夫觉得羞愧，丈夫才带她过来的，还威胁说，如果丈夫不带她回去，她就会闹出丑闻来，而这可不是随便说说的。）回到纽约，《巴黎晚报》的前编辑拉扎雷夫帮助收集了多份证词，以便支持龚苏萝申请签证。在纽约，圣埃克苏佩里有不少女伴，所以绝对不可能散播妻子到来的消息。一天晚上，圣埃克苏佩里打电话给让-热拉尔·弗勒里——弗勒里那时才到纽约——说第二天早上要征用他和他的车。他没有提到目的地；弗勒里到霍博肯码头时，才知道为什么要到那里去。他尽职尽责地把龚苏萝的行李装进他的庞蒂亚克车里，开车把龚苏萝送到中央公园南，而龚苏萝一路上都在讲奥佩德的故事。那天下午，圣埃克苏佩里疯狂地给雷纳尔夫妇打电话。龚苏萝已经来了，他必须给龚苏萝正式接风；他们能一起吃晚饭吗？那天晚上，雷纳尔夫妇和圣埃克苏佩里夫妇一起坐在中央公园南240号的餐厅的圆形长沙发上用餐。在桌子的一边，圣埃克苏佩里低声告诉伊丽莎白，妻子只在这里住几晚，他深深松了一口气。然而在桌子对面，龚苏萝兴高采烈地告诉尤金·雷纳尔，她很高兴能持六个月的签证来纽约。在丈夫不知情的情况下，她就搬进了位于这栋大楼第二十二层的一套公寓。圣埃克苏佩里尽量保持镇静，他要面临最大的考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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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1205 据弗勒里说，是龚苏萝在一次深夜的头脑风暴会上提出了《空军飞行员》的法语书名“Pilote de guerre”。［纽约已经成为一个法语出版中心——安德烈·莫鲁瓦或圣埃克苏佩里的一本书能卖出一万五千册——在英语版《空军飞行员》（Flight to Arras）出版时，纽约的法兰西之家出版社同时出版了法语版《空军飞行员》（Pilote de guerre）。］经过反复考虑，雷纳尔与希契科克出版社还是决定使用“Flight to Arras”这个书名。圣埃克苏佩里不善于取书名，他对这些书名有什么看法也没有任何记录。尽管他抱怨过，但他对这部作品还算满意。他的侦察飞行记录夹带着回忆和沉思，这是他一直在游说的个人信条。书的内容和书名并不完全契合。他在书中反复提到人类比个体更重要；书中所谈及的仁爱之责任要比所描述的事件更具有时代色彩，不过这本书1941年出版时还是被拿来与《圣经》作对比。他为这些评价感到苦恼，但这本书在另一个层面上愈加成功了，它描写了一个真实的人，而不是一个乏味的英雄。德国防空炮激发出了利比亚沙漠没能展现的圣埃克苏佩里，《空军飞行员》是一部非常个人的作品。这一年，雷诺阿与圣埃克苏佩里失去了联系，他在给贝克尔的信中写道，他很想念他们共同的朋友，当他想和圣埃克苏佩里共处一刻钟时，就会翻一翻《空军飞行员》。在第一行，我们就看到了侦察机飞行员圣埃克苏佩里，一个原本应该全神贯注的人，在做白日梦。他表演纸牌戏法，倾诉深夜的焦虑，胡乱摸找火柴，弄丢手套，发牢骚，做白日梦，等等。他骄傲，急躁，痛苦。他对着氧气面罩哼小曲（迪泰特警告他：“这样哼小曲，上尉，你会晕过去的。”），他承认自己有过好日子，也有过坏日子，他小时候失去了一个弟弟（他记错了当时的年龄）。他固执，刻薄，对自己的棋艺很自信，抵抗不了酒精的作用。他吐露了有人拿着书找他签名时他的感受。事情发生十八个月后，他用现在时态讲述了一切，他对人物与任务的叙述具有即时性。他的书充溢着谦卑、温柔、博爱，尽管他可能有意要说，但最终并没有提及，这一切在他的生活中都不存在。整部布满了香烟的痕迹和咖啡的污渍，有些地方潦草得根本看不清，边沿上画着一个个小人儿。第一行字迹潦草，写的是：“生活越来越艰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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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1207 人们原以为《空军飞行员》是一部写法国沦陷的作品，它出版后却发现它写的是战争。它在这两方面都赢得了赞誉。人们普遍认为，它让其他写法国战败的书都相形见绌；爱德华·威克斯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文章称：“这本书与丘吉尔的演说是民主国家对希特勒的《我的奋斗》的最好回应。”《空军飞行员》于2月20日出版，在任何评论发表出来之前，第一刷就销售一空。拉莫特为这本书画了系列插图，放大的插图挂在全纽约的书店橱窗里。布卢明代尔百货公司的橱窗里高高地摆放着一摞摞《空军飞行员》。这本畅销书登上了《纽约时报书评周刊》和《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头版，成为1942年十大畅销书之一。尽管纸张供应紧张，纽约的雷纳尔与希契科克出版社仍尽了一切努力让它不断货。虽然并不是所有的评论家都喜欢圣埃克苏佩里漫无边际的神秘主义，但所有人都认为他“像一位自言自语的天使”。他比大多数散文家显得更加自由，不是因为他是文体家，而是因为他是军人。一个冒着生命危险为国家执行近乎自杀性的侦察任务的人，竟然如此执迷于探讨整个战争经历的意义，这为他的行为赋予了双重的崇高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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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1209 尽管圣埃克苏佩里曾为这部书的写作而悲叹，但事实证明，《空军飞行员》是他充分利用在美国那段时间的成果，或多或少达到了他声称离开法国要达到的目的。1942年，法国的声望很低，许多人认为《空军飞行员》是唯一对法国极为有利的宣传。这本书让许多美国人第一次看到了法国人抵抗德国人的努力，极大地影响了舆论。（圣埃克苏佩里在社交场合结识了最高法院法官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他设法通过法兰克福特把这本书送进了白宫。他在书中题写：“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您的国家肩负着拯救世界的重任。”）在一些人眼中，他亲自上战场，又创作了这本书，两次保卫祖国，两次成为英雄。语言不通让他不用参加朗诵会，也不用巡回售书，但他成了最受欢迎的演讲者和嘉宾，成了每位女主人王冠上的宝石。他勉强接受了这些邀请。安妮·摩根是法国救济会的理事，她邀请圣埃克苏佩里到自己家的客厅给五十位女名流做演讲，给书签名。他讲得很紧张。演讲结束后，人们向他拥来，他认出了一张熟悉的面孔：平·劳伦斯，劳迪·劳伦斯的妻子，她是美国米高梅电影公司在欧洲的业务代表。“我想跟你谈谈。”圣埃克苏佩里拉着她的手走进隔壁房间，在特大扶手椅后面谈话，谁也看不见他们。在纽约一所大学的礼堂里，美国法语教师协会正在开会，人头攒动，他被引荐给会众。之后，他对主席耳语了几句，主席拿来一把椅子放在舞台一侧。他对着礼堂远处的墙壁含含糊糊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就在他要去法语学院演讲前的一个小时，院长皮埃尔·贝达尔决定去看看他。他发现圣埃克苏佩里穿着浴袍，已经忘记了他答应好的演讲。他让圣埃克苏佩里尽快穿好衣服，吃完饭，往会场赶去。他们终于准时到达学院，那里有四百五十人正等着听他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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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1211 圣埃克苏佩里并不认为自己写了一本有争议的书，但他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即使只是出于习惯，也要面对“诽谤和怨恨”。这无疑是明智的。3月，法国驻纽约总领事恭敬地向维希政府驻华盛顿大使，一位狂热的贝当主义者，汇报《空军飞行员》取得的成功，称这是第一部超越政治来讲述这场战争的作品。很快，政界人士就站出来回应这一观点。这本书的最后几行如谜一样神秘难解，引起了极大的恐慌。在维希主义者看来，它是战斗的号令，而戴高乐主义者则视它为失败主义言论。这一次，双方有了共同点：他们联合起来谴责这本书。圣埃克苏佩里绞尽脑汁，试图弄懂这些反对意见，往往他辩驳了一项反对意见，又会引发其他批评。（讽刺的是，他本来只是想谴责美国人，因为他们没有帮助法国。）他花了很长时间寻找他拥护维希政府的证据，只找到了一行写政府的文字，他认为这是非常温和的谴责。尽管如此，他还是吓了一跳，问遍了他所认识的每一位戴高乐主义者。他们告诉他，他在捍卫停战协定时为维希政府做了辩护。“但我没有写停战协定。”圣埃克苏佩里反驳道。“是的，但是你让美国人觉得法国军队好像被打败了。”对方回答。他们抱怨，为什么他只写了一项飞行任务？在中央公园和第五大道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圣埃克苏佩里让战争的努力显得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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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1213 年底，法语版《空军飞行员》出版后，争议更大了。圣埃克苏佩里来到美国后，巧妙地避开了“露面，还是不露面”的问题，这是生活在敌占时期的作家们（法国在1942年底完全被德军占领）不得不面对的。在这个时候出版作品，就要和一群叛国者做生意。这样做的理由很多，当然绝不包括作家们要生存。让·盖埃诺引用了另一段话：“文人并不是人类中最高贵的。因为他们无法默默无闻地生活，会为了出名而出卖自己的灵魂。几个月的沉寂和消失就会把他逼得走投无路。他再也受不了了。”圣埃克苏佩里比大多数作家都幸运，因为他在法国之外出版的作品和在法国同样受欢迎，有时甚至更加成功。但是对于他来说，《空军飞行员》在自己祖国出版是非常重要的；他并不是专门为美国人写这本书的。他设法把一份手稿副本送给了塞戈涅，塞戈涅则奉命不惜一切代价在法国出版它。在法国，任何作品要出版都得先经过审查批准，伽利玛出版社于秋季提交了文本。圣埃克苏佩里的作品写的是与德国的战争，但更是一部战争的挽歌；他的作品已经被德国人奉为法国文学的典范。格哈德·黑勒，一位热爱文学的德国年轻人，是出版物审查部门的负责人，在所有法国出版商中，他和加斯东·伽利玛关系最近。他批准这本书于1942年12月出版，不过其中有一行文字要删改，且印数不能超过两千册。[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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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1215 伽利玛出版的《空军飞行员》一周便售罄，引发了一股赞赏风潮，但随后又被召回，不过并非因为德国人。原来，有几个法国人注意到，圣埃克苏佩里在为飞行中队的官兵大唱赞歌的同时，似乎还赞颂了一个叫“让·伊斯拉埃尔”的人的英雄事迹。这让他们难以接受。平心而论，圣埃克苏佩里极力显明伊斯拉埃尔的身份，在两页之中十四次提到他的犹太人鼻子。圣埃克苏佩里一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因为后来他又有意使用了“伊斯拉埃尔”这个意味深长的名字，当一位细心的作家连续十四次使用一个词时，一定是为了达到某种效果。皮埃尔-安托万·库斯托领导了一场针对这本书的恶意讨伐，称它为“又一项疯狂的犹太人好战行为”。“圣埃克苏佩里先生挑选伙伴的方式很糟糕。”他轻蔑地说，提醒读者《空军飞行员》的作者也是莱昂·沃斯的好友。相比夸耀一个犹太人的英勇，一位法国作家肯定有更值得做的事情吧？他谴责这本书叛国，其他纳粹同情者也认同这一评价。一个法国人问评论家们，他们是不是忘记怎么读书了？1月中旬，维希政府的犹太事务专员质问审查者是怎么想的，竟会批准出版如此侮辱占领国的作品。戴高乐主义者充耳不闻这些对亲犹主义的指控，他们对这本书有他们自己的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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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1217 如同许多禁书一样，《空军飞行员》很快便像《飘》那样流行起来，至少名声大震，而书很难买到。（圣埃克苏佩里并不孤单，法国通敌主义者也反对德国人批准出版加缪的《局外人》，就连《拉鲁斯词典》也被禁了。）《空军飞行员》的两个秘密版本分别于1943年12月和1944年出版，但伽利玛未获许重印圣埃克苏佩里的早期作品，他的书在法国已经绝版。他曾经是右翼的法兰西学术院的宠儿，现在作品却全部下架。1943年，有人在卡萨布兰卡的书店要买一本他的书，遭到老板怒目相向。黑勒因疏于管理而受到严厉斥责，并被软禁了几天。伽利玛在战争期间急于把注意力从公司转移开，他对这场纷争很不满意，但最终事实证明为《空军飞行员》惹上麻烦是值得的。后来他以出版这本书为例，证明自己在敌占时期是忠诚的。（卖国的罪责完全归给了皮埃尔·德里厄·拉罗谢勒和《新法兰西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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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1219 让·伊斯拉埃尔在《空军飞行员》写就之前便进了战俘营，他在里面通过通敌派报纸读到了朋友引起的这场骚动。大约一个月后，一本《空军飞行员》被偷偷带进了战俘营，大家秘密传阅。伊斯拉埃尔自豪地阅读着。事实上，是名字透露了他的族裔——他的鼻子一点也不显眼——但他很乐意尽其所能地为国家服务。1942年，别的法国作家都不会为了一位名叫伊斯拉埃尔的中尉而冒生命危险。很少有法国作家不承认这样做是充满挑衅的。只有圣埃克苏佩里——他的说服力让人无法忽视他，但他的观点又太过柔和，不符合任何政治派别的利益——才会因为歌颂让·伊斯拉埃尔而被禁，同时因为涉嫌拥护维希政府者而遭到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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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1224 小王子的星辰与玫瑰（圣埃克苏佩里传） [:1705559126]

1705561225 小王子的星辰与玫瑰（圣埃克苏佩里传） 第十六章　远离尘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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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1227 1942—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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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1229 “女人是男人生活的动力之源。因为她们，我们穿上干净的衬衫，清洗袜子。因为她们，我们不断超越。因为一个女人，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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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1231 “伊丽莎白女王。”玛丽［·契弗］喃喃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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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1233 “我想的是，”约翰说，“哥伦布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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