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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埃克苏佩里当面向墨菲说明情况之前几周，他给妻子描绘了一幅截然不同的画面，他对妻子说，自己无异于行尸走肉。他的肝脏三天两头找麻烦，肝不疼的时候又犯恶心。他的耳朵在危地马拉的那次坠机事故中受了伤，他一直耳鸣。只有忍着剧痛，他才能背起五磅重的包裹，才能下床，才能弯腰。他已经服用了剂量足以杀死一匹马的磺胺类药物；他声称，若不是这些药物，他早就死了。1942年，龚苏萝机敏地发现除了法国，没有哪个国家允许像她丈夫这样年龄和身体状况的飞行员继续飞行。在他见墨菲之后九天，他的提议通过了。四天后，在他四十三岁生日当天，阿尔及尔的法国空军体检医生准许圣埃克苏佩里少校执行高空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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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胜利，他时而欢欣鼓舞，时而抱怨。他很快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希契科克，而此时希契科克仍然不相信现在还能看到他的作家执行飞行任务。他说，事实证明希契科克错了，他抵制了想把他变成宣传员的所有努力，他正在驾驶世界上最快的飞机。虽然晚了点，或者说希契科克觉得晚了点，他终于还是爱上了美国。他尊重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的付出。（希契科克是个善良的人，他回信说，不会试图劝阻圣埃克苏佩里飞行，因为他知道劝阻是徒劳的。希契科克也是精明的出版商，他自作主张将作家说美国的好话分享给了《纽约时报》。他在一篇新闻稿中向世界宣布，圣埃克苏佩里再次去了他遇见小王子的地方。）尽管仍然是飞行中队的中流砥柱，圣埃克苏佩里在给尚布和佩利西耶的信中却写了他的绝望和对营地生活的厌恶。他讨厌排队打饭，讨厌在十分钟内狼吞虎咽地吃完，起立。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与另外两个人同住更折磨人了。（室友们也要伴着他的笔划过纸面的沙沙声入睡。）他对佩利西耶坦白，最简单的体力活对他而言也像攀登喜马拉雅山一样，是巨大的挑战。他甚至对人人梦寐以求的P-38大加抨击：美国的技术奇迹不过是“一种能飞的鱼雷，与真正的飞行一点都不沾边，它有那么多屏幕和按钮，简直让飞行员变成了总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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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瓦耶和2/33中队的成员能明显地感受到圣埃克苏佩里对P-38的抗拒，但很难觉察到他的绝望，那些绝望情绪大都留在信里。附近训练营的一名跳伞员评论说，P-38闪电战斗机速度极快，圣埃克苏佩里似乎对它既爱又怕，他简直难以相信现在从阿尔及尔飞到突尼斯只需要八十五分钟。2/33中队来了一名新兵，帮圣埃克苏佩里翻译了大量的美国读者来信，他觉得圣埃克苏佩里似乎对飞机精密的仪表板“过敏”。一方面，圣埃克苏佩里无意浪费时间学习熟练驾驶；另一方面，在飞行时他竭尽所能以超越职责的高要求来完成任务，而这在军队是违反命令的。7月21日，有了十多个小时的训练经验，他在里维埃拉上空第一次执行任务，这也是自1940年夏天以来他第一次看到祖国。他飞行了近六个小时，据一份报告称，这次飞行非常成功。几天后，在阿尔及尔的一家地下室小餐厅里，他与佩利西耶、法国演员让·迦本和其他几个人一起吃饭，他谈到再次见到法国时无比感动。起初，下面贫瘠的土地让他心灰意冷；因为从三万英尺高空看下去，他没有发现生命的迹象。法国死了，他想，心情愈加忧郁。接着，飞机周围出现了灰色的烟团。“他们向我开火了！法国还活着！我太高兴了。”他报告说。迦本反驳道：“亲爱的朋友，我个人更喜欢忧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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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对圣埃克苏佩里怪癖的关注点与法国人不同，7月，他们开始罗列他的种种怪癖。美国人密切关注他们的P-38：这有点像一国与另一国的国宝之争。据罗斯福的副官弗兰克·邓恩上校说，在早期执行一次训练任务时，圣埃克苏佩里在三万英尺高空打开了P-38的机窗，氧气面罩飞了出去；他急速下降，又损坏了机翼。依照职责要求，与美国人关系还算不错的加瓦耶尴尬地向邓恩报告了这次事故。8月1日，他再次去找指挥官说明情况。“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他说。圣埃克苏佩里驾驶P-38执行第二次训练任务，四十分钟后因为引擎故障被迫返回。他没有用液压制动器，飞机以每小时一百英里的速度着陆后，冲出跑道，冲进了橄榄树林。飞行员后来描述说，飞机底盘损坏，之后左侧机翼和引擎撞上了地面；随后机身倾斜，右侧机翼和引擎也受到了撞击。结果是这架闪电战斗机再也飞不了了。六千英尺长的跑道对于降落绰绰有余，所有飞行员也都听过制动系统讲解；就算法国飞行员以前没接触过液压装置，也有美国人“在不停地拼命叫喊，让他用液压制动”。在这个细节上，邓恩和格雷的记忆有些不同。据格雷回忆，在查阅记录时，他发现圣埃克苏佩里之前就出过刹车事故。他记得曾告诉加瓦耶，他要取消圣埃克苏佩里的飞行资格，等他培训合格后再上岗。邓恩很确定，是他自己提出了这一纪律处分（邓恩是格雷的上级，但两人都有权自己作决定，而在作出这个决定前后，他们确实磋商过）。邓恩坚称，因为8月的事故，也因为那之前圣埃克苏佩里在执行军事设施勘测任务时，拍摄了一座法国庄园（很有可能是阿盖）的照片，他已经让圣埃克苏佩里停飞了。他记得当时加瓦耶还在观望，而他立刻让圣埃克苏佩里停飞了。有一点是肯定的：事实并非如此，因为飞行员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常常气愤地抱怨，他因为年龄太大被取消了飞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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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这样的事故大家并不觉得奇怪，然而圣埃克苏佩里受到的惩戒之严却令人吃惊。在法国人看来，这似乎是美国人的沙文主义在作祟。而在美国人看来，这一事件再次证明，法国人不可救药地不负责任。[53]圣埃克苏佩里是一个纯粹简单的人，自然会驳斥在他看来不公平的处罚。他激动地大声说：“是的，这架闪电战斗机不能再飞了，但是一名飞行员不也因此被禁飞了吗！”在有些人听来，他在战争中毁坏了一架八万美元的飞机，却说出这样的话来，简直是傲慢无礼。他无法理解美国人为何这样严苛，也不能接受这样的最终决定。（他可能不知道，他的一些朋友多少有些同意美国人的做法。就连加瓦耶也觉得，从医学和技术角度看，邓恩和格雷是正确的。）事故发生几天后，他邀请了法国中队的所有人和一些美国军官，共近一百人，参加一场盛大的宴会；格雷和邓恩分别坐在他的左右两边。当时，很少有法国人办宴会，两人都很清楚圣埃克苏佩里为什么请客。格雷回忆道：“他周一被停飞，周四举办一场盛大的晚宴，为什么？这肯定是有原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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烛光宴会在一座俯瞰突尼斯海湾的奢华别墅中举行。圣埃克苏佩里的客人们坐在地板上，由一小群当地姑娘服侍。晚宴有八九道菜，还有喝不完的葡萄酒，大家唱起了《马赛曲》。宴会开始时，圣埃克苏佩里发誓说，他可以趁大家不注意，一晚上倒空所有的瓶子，后来他还真做到了。他似乎对宴会上的两位贵宾说了同样的话，当时两位贵宾都是二十八岁，正是圣埃克苏佩里在朱比角工作时的年纪。傍晚时分，这名老兵向邓恩俯过身去，用拳头慢慢敲打着他的胸口宣称：“我愿意为法国而死。”（实际上，他内心的情感要比这句话复杂得多，只是英文不好，无法表达。）邓恩摇了摇头。“给我三分钟可以吗？我想和你聊聊。”圣埃克苏佩里坚持说。邓恩回答：“我的回答是不，不，不。”他对格雷说了同样的台词。早些时候，加瓦耶要求格雷重新考虑停飞命令，格雷感到压力很大。格雷比邓恩温和，也不是特别介意圣埃克苏佩里从空中拍摄庄园照片，他是后来才慢慢觉得圣埃克苏佩里应该被停飞的。尽管如此，他和邓恩一样，觉得命令就是命令。当飞行员不停地对他说“先生，我愿意为法国而死”这句话时，他已经准备好如何回答了。他喝了很多瓶好酒，已经有了醉意，他对圣埃克苏佩里说：“我才不管你为法国死还是不死呢！但是不能死在我们的飞机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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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邓恩看来，在整个北非，勒内·加瓦耶麾下的圣埃克苏佩里是最难管束的。接下来几天发生的事情似乎证明他想得没错。圣埃克苏佩里疯狂地到处找人帮他恢复飞行资格，这有点像雅各与天使搏斗，他上演了一出交织了爱国主义和鲁莽傲慢的戏剧。他无法控制自己：他已经习惯了倚仗自己的影响力破坏军规，就像破坏几乎所有规则一样。宴会次日黎明，他就离开阿尔及尔去找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多诺万。这周，他回到尚布家门口，当时吉罗还有几个月才下台，他恳求尚布找吉罗把他的事上报给艾森豪威尔。幸运的是，遭他嘲讽的吉罗刚刚读了《空军飞行员》，而且很喜欢这部作品（尚布说，但愿如此，因为他知道戴高乐看了这本书后非常不悦）。当圣埃克苏佩里在阿尔及尔焦急地踱步之时，吉罗正缠着美国人解决这个问题；据尚布说，法军司令最终赢得了盟军指挥官艾森豪威尔的某种让步。在轮番恳求的攻势之下，艾森豪威尔暴跳如雷：“这个法国人把我们逼疯了！延长他的服役时间！运气好的话，他在空中会比在地面上让人清净！”然而，最后圣埃克苏佩里没有获准回到飞行中队。8月8日，他在突尼斯的拉马萨短暂停留；中队的航空日志中记录，他即将前往美国执行任务。同一天，戴高乐胜利地进入卡萨布兰卡，一时之间感到自己“成了法国政权的中心和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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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最终并没有去美国，而是流落到了佩利西耶家，接下来的八个月他在那里度过了一生中最凄凉的时光。医生把他的客人安置在二楼一个只有简陋家具的狭小房间里，这个房间原来是衣帽间。一夜之间，天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纸海，上面漂浮着圣埃克苏佩里揉皱了的碎纸片，像皱巴巴的卡其布。佩利西耶家热闹而又忙碌。他的诊所也设在公寓里，白天客厅就成了候诊室；在阿尔及尔，寄宿处稀缺，所以他还经常收留别的房客。管家尽心尽力地照顾这位尊贵的客人（尽量让他舒心），尽管如此，他住得一点也不舒服。不断有客人从美国、英国和法国来丹费尔-罗什洛街17号找圣埃克苏佩里，大多数探望过他的人都惊讶地发现，他似乎永远都处在随时准备离开的状态。一开始，他确实有这样的打算，因为在朱比角更安心。他只是暂住，而且很快就发现，他的住处既无法写作，也无法如他所愿地待客。然而，佩利西耶听说他打算离开时勃然大怒。圣埃克苏佩里改变了主意，他可不想背上忘恩负义的骂名。朋友们都劝他不要沉浸于过去的痛苦，可他充耳不闻。于是，这位世界上最糟糕的客人——佩利西耶注意到，他常常弄丢钥匙，抽烟时会不小心烧毁手头的东西——出于礼貌拒绝从这间简陋的、没有暖气的衣帽间搬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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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过多久，他就开始把自己的房间称为牢房。他也很快意识到，他厌恶的墙不是佩利西耶家灰色的墙，而是另一个人毫不让步的坚固心墙。尽管他声称要超然于纷争之外，但在阿尔及尔的头几个月里，有不同看法时他总是直言不讳。如果说在纽约他因沉默而遭到排斥，那么现在他发现，在北非说的每一个反对戴高乐的字都会反过来给他带来无尽的困扰。尚未在佩利西耶家完全安定下来时，他给在里斯本的B夫人写信说，他有证据证明戴高乐主义者在拦截他的邮件：“我感觉好像在监狱里一样。寄给我的信件都被扔进了某个黑暗的壁橱，我从来都收不到，只有上帝知道它们在哪里。[54]”对于一个离群索居的人，没有比收不到信件更严重的惩罚了，要知道他曾经为了寄送邮件出生入死。戴高乐的支持率终于开始上升了，在肯尼思·彭达看来，戴高乐地位的上升离不开他那些“宣传斗士”的努力，他们以笔为武器，时刻准备抨击敢于阻挠戴高乐将军的人。到了11月，吉罗甚至被踢出了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在圣埃克苏佩里的叙述中，这位未来法国领导人的行为完全符合美国人对他的印象，他们认为戴高乐“报复心强、不宽恕、背信弃义、不忠诚、满心仇恨”。（法国前总理保罗·雷诺也作出过类似评价，只是说得更委婉些：“戴高乐很顽固，他很有性格。”）据可靠信息，有人曾建议圣埃克苏佩里小心行事，但他不擅长于此。也曾有不怀好意的人公开称赞他：“你好，我亲爱的贝当委员会成员。”（圣埃克苏佩里唯一能做的是以绅士的姿态回应：“你当然很清楚，你现在表现得像个混蛋。”）那年冬天，圣埃克苏佩里曾经请求见见戴高乐，但被拒绝了。1944年初，他与“自由法国”的战舰“居里号”的指挥官及其部下成了朋友；船员们向上级请示让圣埃克苏佩里参加他们的下一次巡航。海军部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圣埃克苏佩里不是戴高乐主义者！”1939年11月底，塞戈涅的朋友皮埃尔·达洛回到阿尔及尔，当时他正积极参加抵抗运动。他见到圣埃克苏佩里时发现，作家已经失去往日的风光，过得非常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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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要羞辱圣埃克苏佩里，还有更为有效的办法。10月下旬，戴高乐在阿尔及尔发表了一篇演讲，点名赞扬了那些宁可选择流亡也不妥协通敌的法国作家。圣埃克苏佩里的名字显然不在这个名单上，而一些不那么重要的作家却上了榜。莫鲁瓦也不在名单上，他是犹太人，同圣埃克苏佩里一样的是：他曾逃往纽约，是法国在北非的陆军上尉，但不是戴高乐主义者。（如果圣埃克苏佩里懂得行事，应该像约瑟夫·克塞尔那样：1943年初，克塞尔在伦敦与戴高乐将军会面，立刻被折服，并愉快地执笔为其事业助力。）那年冬天，阿尔及尔的文学评论杂志《方舟》提出将在第一期刊载圣埃克苏佩里的《给一个人质的信》，其他作家都表示，拒绝将他们的作品和圣埃克苏佩里的同期刊出。[55]作品在北非被禁无疑是对他最沉重的打击。他愤愤不平地看着成箱的法语书从纽约运来，但没有他自己的书。《空军飞行员》第二次受到法国同胞谴责。（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本书在“自由法国”实际上比在占领区更难买到，因为在占领区流传着一个地下版本。）在这种情况下，圣埃克苏佩里会出借《空军飞行员》、《小王子》和《给一个人质的信》就不足为怪了，他总是随身带着几本书，每次只借给别人两三天。他会出于不同的原因把书借给不同的朋友。他把《小王子》借给热莱，条件是还书时要交一份读书报告。他让达洛坐在佩利西耶家的客厅里读《要塞》，他站在老朋友身后，不时查看进度。“告诉我你的想法，”他恳求达洛，“不过不要说任何可能妨碍我工作的话。”他对佩利西耶更强势。医生读了很久也没有说什么他催促道：“承认吧，毫无疑问，这是我最好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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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绝望的秋冬，要说他写了点什么，就是投身一部手稿，这部作品赞美不完满、困难重重又牺牲颇大的生活，它读起来像一首赞美诗，赞美那些买不了、留不住、得不到的一切。安德烈·伯克莱后来说，《要塞》——英文版是《沙漠的智慧》——最好把标题改为“‘痛苦灵魂回忆录’或者‘幻灭英雄沉思录’”。在佩利西耶家，圣埃克苏佩里过得非常痛苦，极不舒服，没有办法持续工作。他努力续写了一部分，但没有修改完善它。尽管如此，他还是把这部手稿称作“我的生活之书”。8月7日，最喜欢这本书的读者之一B夫人抵达阿尔及尔：她乘坐美国飞机从直布罗陀过来，旅程并不轻松，令她不时地皱眉。安德烈·纪德并不是很喜欢她，却特地来参加招待会，他纯粹是幸灾乐祸，想看看这对夫妇在一起的样子。在战争中，B夫人还能在欧洲各国自如地旅行，美国国务院着实惊讶，并怀疑她通敌；他们密切关注她和她的感情生活。最后，他们得出结论，她前往北非主要是为了见圣埃克苏佩里，他们得到误报说他们要结婚了。最后，她也暂时在佩利西耶家安顿下来。抵达两天后，她与戴高乐的幕僚长加斯东·帕莱夫斯基一起吃饭。加斯东对她说：“你必须让圣埃克苏佩里明白，他不加入戴高乐阵营是十足的错误。”她刚到时圣埃克苏佩里并不在阿尔及尔，后来她把这个信息转达给了圣埃克苏佩里。她发现圣埃克苏佩里头发更少了，身材发福了，鬓角也添了白发，但不知为什么，比以前多了几分威严。圣埃克苏佩里耸了耸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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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见面，圣埃克苏佩里就送给B夫人一份五百页的《要塞》，迫不及待地要她马上读。自然，B夫人在佩利西耶的客厅里看书时，他紧张地围着B夫人走动。她在读书，屋外刮起了西罗科风；很快，房间里变得闷热难耐。大约读了一百页，她提议去海滩走走。圣埃克苏佩里满脸不悦。“如果你现在放下我的书，一定是觉得它很无趣！”她反驳说：“不，我觉得它非常精彩。”他板着脸说：“不可能，就是因为你厌倦了，不想读了！”B夫人平静地解释道：“我并不是厌倦这本书，而是因为旅途劳顿，加上酷暑，我已经精疲力竭了。我放松一下，才能更仔细地阅读啊。”圣埃克苏佩里一如既往的霸道逗乐了她，她同意再读两页。圣埃克苏佩里走开了，一会儿拿着两片药回来，塞入她口中。他这才愿意让步，现在可以去海滩了。当晚，她因为吞服了大剂量的苯丙胺睡不着觉，终于能坐下来审读这部手稿。四十八小时睡不着，实际上她除了反复读手稿之外，也没有什么好干的了。读完之后她写了书面评论，作家非常开心。和作家的许多朋友不同，B夫人很欣赏《要塞》，和他详细讨论了作品，也讨论了有谁能将这部华丽而颇具风格的作品翻译成英文，他们想到了几位译者。B夫人说出了她的独特体会：“写《要塞》时，你有点像基督。”作家眼睛盯着地面，默认了这个看法。在她看来，圣埃克苏佩里能够活下来全靠这部手稿。她一直住在阿尔及尔，直到11月初回到伦敦。圣埃克苏佩里继续写信给她，说已经忘记了他们之间所有的小矛盾，在自己的生命中，她至关重要，她的建议是无价之宝，自己爱她，但自此以后两人再未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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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9月，作者去拜访亨利·孔特，逗留了一个月。这位和蔼可亲的外科医生是圣埃克苏佩里在卡萨布兰卡时的靠山，他住在安法的一座漂亮别墅里，俯瞰摩洛哥首都。不过促成这次旅行的并不是孔特的热情好客：B夫人建议圣埃克苏佩里离开阿尔及尔一段时间，这样龚苏萝的朋友就不会给B夫人传话说，龚苏萝的丈夫正和情人住在佩利西耶家。在安法，圣埃克苏佩里继续创作《要塞》，他把刚写好的几页稿子塞到主人的门缝下，在第二天早餐时问主人意见如何。（孔特不是特别愿意讲自己的看法，而且晚上他很早就睡了，没怎么看。）与此同时，他还试图跳伞进入法国参加抵抗运动，但没有成功。他和孔特前往马拉喀什朝圣，去看给他灵感来创作《要塞》的风景，但圣埃克苏佩里并没有真正高兴起来，他开始担心伴随解放战争而来的必然是流血牺牲。他警告朋友们说：“明年将有很多人在枪林弹雨中丧命。”[56]派驻在卡萨布兰卡的美国军医塞奇威克·米德在孔特家与圣埃克苏佩里吃过两次晚餐。他发现，圣埃克苏佩里尽管很健谈，席间还技艺高超地用鸡蛋演奏了德彪西的曲子，但难以掩藏内心的悲痛。别人一提到戴高乐，他就大为光火，当米德说起一本贬损法军司令形象的书时，他更是勃然大怒。圣埃克苏佩里也借给米德一本《小王子》，希望能听听他的评价。米德指出：“他似乎总是全神贯注，好像在努力回想自己究竟在哪里。”在阿尔及尔见过圣埃克苏佩里的朋友们也有同样的感觉。他越来越喜欢逃避到浴缸里去，或者沉浸于数学问题和文字游戏中。他现在更喜欢消遣，而不是创作；在阿尔及尔，他没写几页纸，浴缸实验也没有带来任何新的发明。结果是，他约了很多人，却常常忘记约定。一天早上，一位熟人要去白宫机场，顺路来看望他。他看到圣埃克苏佩里正在剃须，就主动提出去机场帮他查看邮箱。一个半小时后，熟人回来了，圣埃克苏佩里惊愕地打开门说：“你忘了什么东西吗？你才刚走三分钟。”他完全忘记了时间，还在剃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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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他自己也需要消遣，在令人厌倦、人心惶惶的阿尔及尔，他逐渐成了受追捧的客人。他一如既往地展现出极具原创性的幽默。一位熟人画了令人难忘的一幅圣埃克苏佩里的画像：在一家餐厅里，他戴着一顶军帽跳桑巴舞，开心地用帽子去弹一个巨大的肥皂泡。可是很少有人信以为真，甚至那些不太熟的人也说，圣埃克苏佩里有时似乎马上要掉下眼泪。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仍然是一个令人着迷的讲故事好手，一位出色的魔术师，人们都争相邀请他。在一个尴尬的场合，他在南美飞行时的同事让·马凯涅替他解了围。那次，有两位女主人都极力邀请他在同一天赴宴，哪一位他都无法拒绝。到了那天晚上，他安排马凯涅坐在窗前，帮他做决定。马凯涅觉得坐第一辆车来的女主人更漂亮，于是让圣埃克苏佩里和她同去了，自己出门来客气地告诉后面的那位女主人，很遗憾她们的客人突然被叫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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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给西尔维娅·莱因哈特写信说，他在北非各地表演“橙子钢琴”，记忆中弹遍了所有琴键。他的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除了与纪德和作家埃马纽埃尔·博韦约好定期下棋外，从他的记事簿上可以看到，他每天至少有一场午餐或晚餐约会——尽管他从来不是社交达人，现在也不是。正是通过这样的约会，他结识了邀请他登上“居里号”的“自由法国”船长皮埃尔·索纳维尔。在一场招待会上，索纳维尔带着威士忌躲进衣帽间，一位百无聊赖的绅士小心翼翼地上来搭话。尽管索纳维尔戴着戴高乐主义者的洛林十字架，但圣埃克苏佩里感觉这个人身上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于是他朝人群的方向示意了一下，问道：“你觉得这有趣吗？外面有一辆吉普车，归我使用；需要我送你一程吗？”接着，他做了自我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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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埃克苏佩里很晚才回来。马克斯-波尔·富歇是一位编辑，在佩利西耶家暂住过，就在他隔壁的房间。富歇注意到，他进来时总是免不了撞倒什么东西，通常那时候富歇早就睡了。“圣埃克苏佩里需要一个能推动他的螺旋桨。”富歇总结道，任何在阿尔及尔度过这几个月悲惨时光的人，都会得出这样恰当的结论。他无法超越处境，也无法摆脱琐事。这个冬天，他的存在毫无崇高性可言，安泰乌斯厌恶这样的改变，年底他在一封苦涩的信中表达了政治见解：“凑近看，一切都是丑陋的……”11月初，分心与笨拙造成了痛苦的结果，圣埃克苏佩里的挣扎仿佛完美地戏剧化了。5日，遇上停电，他从佩利西耶家入口的楼梯上摔了下来。“我没看到六级大理石台阶，在有灯光的快乐日子里，它们是那么优雅。突然，我发现自己悬在半空中，但时间很短。我听到一声巨响。是我。”他这样向孔特描述当时的情况，九天后，他给孔特送去了背部的X光片。他惊慌失措地在楼梯间坐了五分钟。之后，他痛苦地按原定计划去参加晚宴。在场的人听到他刚刚摔到脊椎的消息，爆发出一阵笑声。咨询了医生佩利西耶后，第二天他还是赶去赴约，7日又去参加了苏联人在宫廷花园举行的盛大招待会。他痛苦极了。在一块草坪中央，他发现自己突然不能动了，只好祈祷有人能过来和他说话，否则他肯定会显得像个傻子。最后，他挪着小步，总算是体面地逃离了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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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不幸的遭遇影响了丹费尔-罗什洛街上佩利西耶家的气氛。圣埃克苏佩里坚信自己的脊椎断了。佩利西耶给他做了检查，知道他并没有骨折。他又向拍X光片的医生施压，要人家确认他自己的诊断。之后，他向主人宣战：11月、12月，纸条和信件像暴风雪一般飘飞出去，他说他多么痛苦，说佩利西耶多么不理解他。他抱怨医生缺乏同情心。他想要的无非是有人能够命令他卧床休息，当然他的需求不只是一个方面的，他还在寻求自1940年秋天以来他一直想得到的延期证明。佩利西耶没有，也不会给他开这份证明。圣埃克苏佩里由此得出结论：医生决然无情。过了五周后——因为那次意外，他当时还行动不便——他才愿意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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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清楚，你不是楼梯的发明者，不是停电的发明者，也没有让我不留神。我也很清楚，你的科学知识即使可以在很多情况下拯救我，也不能复原我的头发、我的牙齿，或我的青春。我不再责备你不是上帝。你是我的朋友，这已经足够了。你“当然”是对的，虽然这非常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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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给B夫人写了一堆冗长而含糊的信，他说自己没有康复，还一度坦言秋天摔下楼梯的惊吓让他头脑更清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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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并没有让他振奋起来。他一直酗酒，现在喝得更凶了，他想变得迟钝，感觉不到疼痛。胆囊炎仍然没有消停。圣诞节又让他想起了童年，不过这次带给他不同的思考：他谈到童年不是避难所，而是休憩之所。虽然并未说过，但他可能意识到他现在比父亲去世时大三岁。他给龚苏萝和B夫人写信，倾诉心中的绝望，希望她们两人，一个能同情他，另一个能理解他。阿尔及尔有很多消遣，却没有伟大的爱情。西尔维娅已经不再给他写信了，而寄信到法国又很困难。新年刚过，一张草草写就的便条就由降落伞送到了他家人那里，可是他没有收到回信。（儿子给圣埃克苏佩里夫人写道，他只希望可以再次坐在母亲身边，在火炉前促膝长谈。他会尽量少和母亲顶嘴，因为母亲对生活的看法最终都是正确的。）龚苏萝不常有消息来，一旦来了消息，就让他非常不安。夏天时，他发去电报说，他认为龚苏萝与德尼·德·鲁热蒙合住公寓的想法是不明智的；秋天，出版社的贝克尔写信通知圣埃克苏佩里，约定的定期支付款项一直由他妻子代收，还给了他一大沓账单。（圣埃克苏佩里的版税账户并不是空头账户，贝克尔可以把钱汇到北非，而且他在阿尔及尔时，10月份还通过这个账户领到了军队的工资。）他写信给龚苏萝，谈到他的痛苦，谈到他的存在毫无意义，还谈到他不变的爱。他迫切需要龚苏萝，请求龚苏萝能温柔地伴他到老。“照顾好自己，自己小心，保护好自己，晚上别出门，不要感冒，永远不要忘记我，为我祈祷。”他以这段话写完了一封沉痛心酸的信。他不会照顾自己，对严寒毫无准备，痛苦不堪。“冰冷的床很棒”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他抱怨说，他穿着内衣睡觉，还套了两件睡衣和一件浴袍。不仅没有人照顾他，而且那个离开美国时希望尽可能为自己所爱之人受苦的圣埃克苏佩里，也无法假装有任何人听他调遣。他终于屈服于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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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法国几次试图救他。12月，法国空军司令勒内·布斯卡将军提议将圣埃克苏佩里派到法国驻美军事特派团的空军部。（但飞行员有自己的想法：在这项提议悬而未决之时，他写信给龚苏萝说，他希望返回美国，就邓恩和格雷8月对他的处罚决定提出上诉。）戴高乐认为这项提议“不合时宜”。大约在同一时间，一直以来与戴高乐关系密切的弗朗索瓦·达斯捷·德·拉·维热里将军提到他想派圣埃克苏佩里去英国工作；圣埃克苏佩里在幕后竭力促成这件事。布斯卡询问此事时，戴高乐的内阁部长告诉他，最终达斯捷没有把圣埃克苏佩里的事汇报给戴高乐将军，在他看来无论如何也没有理由改变上尉的后备军官身份。他说：“现在没有必要派这位军官去英国。”（很快，在北非的咖啡馆里，大家对戴高乐拒绝他的事议论纷纷。“就让他留在阿尔及尔吧，他只擅长纸牌戏法。”后来，这句话传到了圣埃克苏佩里耳朵里。）1月10日，他从一位朋友那里得到了这个消息，连他的朋友都不好意思告诉他。他火冒三丈。现在，他骂戴高乐骂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凶，一些朋友因此疏远他——其中就有纪德和克塞尔，他们厌倦了他的长篇大论。他无处可去，就迁怒于阿尔及尔：这座城市是“垃圾堆”“窝囊废”“人类渣滓”“坟墓”“人类沙漠”“发霉的乡下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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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热内开出的圣洁处方是，化痛苦为力量；而圣埃克苏佩里无事可做，没有一项可以投身的事业，他的痛苦也无用武之地。他想哭，真的哭了，他冷得发抖，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他诅咒佩利西耶家的小房间。周一，佩利西耶不合时宜地向他借《小王子》，他本打算把手上仅剩的这本《小王子》交给亚历山大·科达的一名业务代表，送到伦敦的制片人那里去。圣埃克苏佩里爆发了，他每隔十几分钟就大吼大叫一次。他再也画不出一幅像样的小王子。他想一把火烧掉《要塞》的手稿。他以一种毫无条理的风格写作。有人赞扬他单枪匹马挫败了戴高乐在美国的计划，虽然有些受宠若惊，他也欣然接受；至少那样他可以为自己是一种反基督者而骄傲——在安妮·林德伯格眼中，她丈夫在1941年也是一种反基督者。新年时，他胃疼，便想象自己得了胃癌。直到2月下旬化验结果无可辩驳地表明他没有患上胃癌，他才算松了一口气。佩利西耶也设法说服他，他觉得肠胃不适不是因为得了胃癌，而是因为服用了太多磺胺类药物，吃了太多辛辣食物。臆想症也有一个功用：圣埃克苏佩里假想出来的疾病让他有切实的理由做一位旁观者，无须顾及所有原则。他想进修道院，他想把时钟回拨几个世纪，他还想成为一名园丁。他权衡了入狱相较于死亡有何优点。（优点很少。）他不停地回想在利比亚的最后一个晚上和最后一个早晨、在圣拉斐尔湾的最后几秒，对那些时刻怀着渴望。1944年1月底，他参加了一场小型晚宴，迎接新到的驻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英国代表（这个职位在当时和驻巴黎大使差不多）迪夫·库珀和他的妻子戴安娜女士。库珀家的夜晚以一杯科尼亚克白兰地愉快地结束了。圣埃克苏佩里拿着一副纸牌，完全迷住了外交官的妻子。他正洗着牌，突然停了下来。“今天早上，我去问卜。”他对聚在身边的客人们说，“显然，她没看清我制服上的徽章，把我当成了水手，因为她预言我将葬身在大海的波涛中。”整个屋子顿时鸦雀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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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2月底，《生活》杂志年轻的摄影师兼记者约翰·菲利普斯抵达阿尔及尔。菲利普斯是一个不寻常的美国人，他出生在阿尔及利亚，讲一口流利的法语；他仰慕圣埃克苏佩里已久，直接打来电话。“上校。”他在电话中说。“少校。”圣埃克苏佩里纠正了他。除此以外，年长的作家非常热情，他在佩利西耶的厨房里为客人准备了饮料。他往平底锅里倒入麝香葡萄酒和蒸馏酒，混在一起，用火柴点燃，制成美酒。在北非能买到的很多酒是难以下咽的；菲利普斯觉得东道主很有一套。圣埃克苏佩里不失时机地告诉战地记者，他是逝去时代唯一的幸存者：“我真的是最后一位幸存者，我向你保证，这种感觉很奇怪。”说着，他若有所思地望向窗外。在客厅里，他讲述了美国人对他的严重不公。来访者问他是否在写作，他回答说，他无权写作，因为他现在没有参战。接着，他随口给菲利普斯提了一个建议：“我想写作，如果你能让我重新回到飞行中队，我就把所写的稿子都给你，让你出版。”美国记者完全有理由同情面前这位谢顶的传奇作家，答应全力帮他。几周后，他回到那不勒斯，见到了约翰·里根·麦克拉里上校。当时上校负责英国的摄影新闻和意大利的所有空军新闻。麦克拉里向地中海空军司令艾拉·埃克将军汇报了情况，寻求解决圣埃克苏佩里的问题。埃克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空军司令部的负责人，刚刚失去了一位杰出的美国飞行员。他没有马上作出决定，所以菲利普斯无功而返，回到了阿尔及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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