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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的激情源自对生活的厌恶。他不得不反复克服这种厌恶，后来又在《强盗》（Die Räuber ）中将之掷地有声地表达了出来。这部天才的作品像一种自然现象，闯入德国既有的戏剧世界；席勒在这出剧中追溯了恶之起源的种种痕迹：他发现了自然的丑闻，即它偏爱一方而亏待另一方，毫无意义、罔顾公正。人们于是被卷入种种不幸与意外，有充足的理由去怀疑生活。这就会产生一种有毒的怨恨。为了那富有创造力的生命，席勒坚决与之斗争。因此，他对自由的热情也就意味着一张自己开具的解毒药方。在与歌德的交往中，席勒将会特别需要这剂解药。同歌德的友谊与合作——德国文化史之亮点与大幸——之所以可能，完全是因为席勒已认识到：“面对杰出的物与人，除了去爱，没有别的自由。”（致歌德，1796年7月2日）[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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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并不怯于将个体与人类等同起来，而是公开地将爱宣布为世界性的力量。他在年轻时就发展了一种爱的哲学，将古已有之的博爱母题“存在巨链”[12] 续写了下去。席勒是自我暗示的大师，他可以自我激励，升入这句“亿万生民，一起相拥”[13] 的诗里去；然而，他也会为自己泼一泼冷水，甚至陷入虚无主义的恐惧僵化之中。他清楚无意义的深渊，这也是为何在他世间万民皆兄弟的愿景中，总还能体会到一丝新教徒式的“尽管如此”的无奈。坊间传有席勒式的赌注：我们倒要看看，究竟是精神胜过肉体，还是肉体胜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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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将要证明，人们所承受的不止一种命运，还有另一种，也就是人自己。他不能不注意到，自身命运之强力是多么吸引人、多么具有传染力。因此才有他结交朋友的天赋，才有他的卡里斯玛（Charisma）[14] 。甚至歌德也被席勒的热情裹挟。最终，席勒让一整个时代变得激昂澎湃。这种激情及其中所诞生出的，特别是在哲学领域，就在之后被称为“德意志理想主义”[15] ，而贝多芬则将其谱成音符：“欢乐女神，圣洁美丽……”[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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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将要描绘席勒是如何打磨自己，把他的人生活成了一部戏、一场演出。在他成名之后，他成了公开的灵魂。他的危机、转向和变化，一幕幕都上演在观众眼前，而他们则满怀景仰与惊异欣赏着这一出生命的大戏。歌德之后甚至将好友身上这种不断精进的特质加以神话：“他当真是一位奇妙而伟大的人。每过一周，他就像是换了个样，变得更加完满。”[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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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的作品就是这一生命之作的游戏形式。他坚守着自己所订立的原则：“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人。”[18] 艺术的游戏是自由的显现。席勒本也可像尼采（Nietzsche）[19] 一样说：正因我们有艺术，才不致在生活中坠入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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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席勒的角度出发，理想主义才重获光彩。若是人们像席勒一样去理解，“理想主义”之上其实并无多少过时的东西：为自由开辟道路；由精神为自己创造肉体。这样，席勒也就成了18世纪晚期哲学的重要启发。他决定性地参与了介于康德（Kant）[20] 与黑格尔（Hegel）[21] 之间的跨时代的哲学事件。我们将会叙述他如何在德意志理想主义的诞生中发挥作用；他如何竟能与歌德一起成为德意志精神生活中的那颗位居核心的恒星。席勒——一座源源不断产出启迪的发电厂。对于他的敌手而言，也同样如此。浪漫派需要与他划清界限，才能找到自己。他们想要摆脱席勒，却因此更不能离开他须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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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精神的伟大歌剧就这样诞生了：在历史的某个瞬间，创造力分布的密度史无前例，歌德、赫尔德[22] 、维兰德[23] 、莫里茨[24] 、诺瓦利斯[25] 、荷尔德林[26] 、谢林[27] 、施莱格尔兄弟[28] 、费希特[29] 、黑格尔、蒂克[30] ，竟同时登上了同一个舞台。而在他们中间就站着席勒，这位玻璃球游戏的大师[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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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开创了一个时代。人们因此得以跟随他的足迹，翻开古典与浪漫时代的传记。背景则是随着法国大革命而开场的政治大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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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涅（Heine）有一次曾说，德国人只在“梦里的空中王国”里闹过自己的革命[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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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理想主义不过是一场幻梦。而真正的革命呢？或许不过是一场更可怕的梦。当席勒于1798年终于收到迟到了5年、由丹东（Danton）[33] 等人所签发的法国荣誉公民证书时，丹东他们早已上了断头台，而席勒也与歌德观点一致：人们给他送来了一份来自“死者之国”的公民权（致歌德，1798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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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席勒一起，人们进入过去的另一个阴影之国：进入了德意志精神难以忘却的黄金时代。那是神奇的岁月，它帮助人们保留住感知人生中那些真正重要而充满精神之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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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威廉·恩斯特·克里斯蒂安·胡施克（Wilhelm Ernst Christian Huschke，1760～1828），魏玛宫中御医兼枢密顾问。席勒死后，是他命人制作了死者的石膏面型，也是他主刀解剖了席勒的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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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Oellers 1996，S. 11. 本书所有脚注均为译者注；原书作者在书后以缩略方式标注出部分引文出处，译者注中一一照录，读者可参阅后附参考文献及引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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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A Ⅱ，S. 472. 语出《华伦斯坦之死》第三幕第十三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三卷），张玉书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688页，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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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海因里希·福斯（1779～1822），荷马史诗译者约翰·海因里希·福斯（Johann Heinrich Voß，1751～1826）英年早逝的次子，与其父同为古典语文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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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Biedermann 1974，S.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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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MA V，S. 502.语出席勒的论文《关于崇高》（Vom Erhabenen ），作于17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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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约翰·沃尔夫冈·封·歌德（1749～1832），德国文豪，与挚友席勒共同开创了魏玛古典主义文学，著有《浮士德》（Faust ，1832）等不朽名篇。德语姓名中表示贵族的“von”本书统一译作“封”，以体现贵族头衔乃是册封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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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Petersen 1904，Bd. 3，S.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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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让-保罗·萨特（1905～1980），20世纪法国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家，著有《存在与虚无》（L’Être et le néant ，1943）等哲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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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Petersen 1904，Bd. 3，S.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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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参见《歌德席勒文学书简》，张荣昌、张玉书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第89页。席勒这里使用的是德语中形容词作名词的特殊现象：形容词“杰出的”的第三格形式作为名词“dem Vortrefflichen”既可以作中性解（das Vortreffliche），指代“杰出之物”，又可以作阳性名词解（der Vortreffliche），指代某位“杰出的男性”。席勒在信中不仅赞美歌德的作品《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 ），又展露了心迹，要“配得上您‘朋友’的称号”，因此这里的“杰出”既指作品又指诗人，故作此翻译。参见本书第二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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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存在巨链”（The Great Chain of Being），德语为“Die große Kette der Wesen”，肇始于古希腊哲学、发展于中世纪神学、兴盛于启蒙哲学，是一种对世界秩序的想象：万物被分为不同层级，上帝居首，以下依次为天使、人类、动物、植物与矿物。关于这一思想史概念，可参见〔美〕阿瑟·O.洛夫乔伊《存在巨链》，张传有、高秉江译，商务印书馆，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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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MA Ⅰ，S. 133. 两句诗出自席勒的名诗《欢乐颂》（Ode an die Freude ）。路德维希·凡·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770～1827）在第九交响曲“合唱”（9. Symphonie-Choral）的第四乐章引入人声合唱，以席勒的《欢乐颂》为唱词。此处两句诗及后文“欢乐女神，圣洁美丽”两句便出自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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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卡里斯玛”又译“超凡魅力”，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所论“权威的三种纯粹类型”之一，即“基于对某个个人的罕见神性、英雄品质或者典范天性以及对他所启示或创立的规范模式或秩序（超凡魅力型权威）的忠诚”。参见〔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一卷），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第3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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