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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戈特弗里德·赫尔德（Gottfried Herder，1774～1803），德国诗人、哲学家，“狂飙突进”的理论奠基人之一，著有《人类历史哲学随想》（Ideen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 ，1784～1794）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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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克里斯多夫·马丁·维兰德（Christoph Martin Wieland，1773～1813），德国作家，著有奠定德语修养小说传统的《阿迦通》（Die Geschichte des Agathon ，1766）等作品。歌德、赫尔德、维兰德与席勒共称魏玛四杰，关于席勒与赫尔德和维兰德的结交往来可参见本书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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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卡尔·菲利普·莫里茨（Karl Philipp Moritz，1756～1793），德国作家，著有自传体小说《安东·莱瑟》（Anton Reiser ，1785～1790）等，并首次提出了“艺术自律”（Die Autonomie der Kunst）的美学思想。关于席勒与莫里茨的见面，可参见本书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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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诺瓦利斯，原名弗里德里希·封·哈登贝格（Friedrich von Hardenberg，1772～1801），德国浪漫派代表作家，其最著名的小说《海因里希·封·奥夫特丁根》（Heinrich von Ofterdingen ）遗憾未能完成，由友人蒂克在1802年整理出版；小说中的“蓝花”意象成为浪漫派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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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1770～1843），德国著名诗人，其诗作《致命运女神》（An die Parzen ，1799）、《莱茵河》（Der Rhein ，1808）等均是德语诗歌的杰作，另有小说残篇《许佩里翁或希腊的隐士》（Hyperion oder Der Eremit in Griechenland ，1797/1799）。关于席勒与荷尔德林，可参见本书第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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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Schelling，1775～1854），德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著有《先验唯心论体系》（System des transzendentalen Idealismus ，1800）等经典，其自然哲学对浪漫派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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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施莱格尔兄弟即哥哥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August Wilhelm Schlegel，1767～1845）与弟弟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1772～1829），兄弟二人均是德国浪漫主义文学最重要的理论家，提出了浪漫（Das Romantische）以及作为其最主要文学形式的“渐进的总汇诗”（Die progressive Universalpoesie）的概念；由二人参与主编的《雅典娜神殿》杂志（Athenaeum ）成为浪漫派的阵地。关于席勒与施莱格尔兄弟的合作与不睦，参见本书第十八章至第二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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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约翰·戈特利卜·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德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著有《全部知识学基础》（Grundlage der gesamten Wissenschaftslehre ，1794）等经典，其中所阐发的自我哲学（Ich-Philosophie）成为浪漫派思潮的启发。关于席勒与费希特，请参见本书第十八章至第二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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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路德维希·蒂克（Ludwig Tieck，1773～1853），浪漫派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早期的喜剧《穿靴子的猫》（Der gestiefelte Kater ，1797）与小说《弗朗茨·施特恩巴尔德游记》（Franz Sternbalds Wanderungen ，1798）分别成为浪漫派文学在戏剧与叙事领域的经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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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玻璃球游戏”（Das Glasperlenspiel）典出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1877～1962）的同名小说，后成为艺术活动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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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1797～1856），德国重要诗人，“前三月”派（Vormärz）代表，其代表作讽刺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Deutschland，ein Wintermärchen ，1844）脍炙人口。此处“梦里的空中王国”（Das Luftreich des Traumes）即典出于此。这里引冯至先生译本，参见《冯至文集》（第九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第2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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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乔治-雅克·丹东（Georges-Jacque Danton，1759～1794），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的领导人物之一，虽曾策划1792年的“九月大屠杀”（Massacres de Septembre），但后来因反对革命恐怖而被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Robespierre）送上断头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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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理想主义的诞生（席勒传）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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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传奇的表亲——父亲的冒险——洛尔希的牧歌——棍棒——尊重父亲、超越父亲——母亲的哀伤——路德维希堡的洛可可——公爵“人生的纵马年华”——“你傻了吗，弗里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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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席勒，这位《华伦斯坦》（Wallenstein ）的作者，差一点儿就降生在一座军营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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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约翰·卡斯帕尔·席勒（Johann Kaspar Schiller）是服役于符腾堡公国军中的一名上尉。部队正集结在路德维希堡（Ludwigsburg），备战“七年战争”（Siebenjähriger Krieg）[1] 中史称“黑森战事”的军事行动。当时，符腾堡公爵的部队站在法国一边对抗自诩新教守护者的普鲁士，着实让信仰新教的施瓦本地区（Schwaben）颇为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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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和大女儿住在马尔巴赫（Marbach）的祖父母家中。从马尔巴赫出发，她可以经常去距此不远的路德维希堡探望丈夫。当第一波产痛袭来时，她恰好在军队的营帐中，于是人们立刻将她送回马尔巴赫。1759年11月10日，她在那里产下了第二个孩子。人们给他施洗，起了约翰·克里斯多夫·弗里德里希（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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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家族中曾出过一个约翰·弗里德里希，他被当作孩子的榜样，因为这位“表亲”念过大学，周游世界，写过书，也搞过翻译，天天折腾些项目，闲不下来，还是个花花公子。据家中传言，他甚至给“几个政府”出谋划策过。据说，他曾向卡尔·欧根公爵（Karl Eugen）[2] 建议，把所有多余的教堂大钟都给回炉熔化，重炼成火炮。他对财政和教育懂得很透，制订了几个计划，要增加人民的福祉并从根本上消除人间疾苦。但当这位“表亲”日后竟无法保证自己的温饱时，他在家中的地位便一落千丈。据说他在英国曾和玫瑰十字会[3] 一起研究炼金术；当他从英国回来后，便在美因茨（Mainz）开了一家出版社，印了不少道德哲学与经济方面值得一读的著作。但读者却兴趣寥寥，于是这批出版物就砸在了这位精力旺盛之人的手里。他被关入债务监狱[4] ，那点少得可怜的财产则被拍卖。于是他又受雇于人，当起了语言教师，并在80年代从家族的视野中消失。弗里德里希·席勒虽只是通过传奇故事认识了这位“表亲”，但对他却始终很好奇。1783年7月，他想要拜访“表亲”，但最终并未付诸实施。也许他是想为自己省去一场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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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出生的第二天，人们就匆匆给他施洗。因为这孩子是如此虚弱，让人不由得担心他恐怕会就此夭折。尽管如此，人们还是下了很大功夫，把施洗办得像是一场婚礼。教父的名册证实了家族的名望。名册上除了那位可疑的“表亲”外，还有以下几位：父亲所在军团的指挥官封·德·加贝伦茨上校（Oberst von der Gabelentz）；马尔巴赫及附近的维欣根（Vaihingen）两市市长；让众人惊讶的是，教父的名单上居然还有令人又敬又怕的里格上校（Oberst Rieger）。这位全公国上下都畏惧的人显然对席勒的父亲颇多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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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格上校是公爵的心腹谋臣。他能通过残酷的征兵手段，凭空变出一支6000人的部队，因此成了公爵身边必不可少之人。里格有不受限制的强制征召权，而仅在1757年，就在他的指挥下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抓壮丁行动。被抓来充军的包括农民、小手工业者和短工。征兵所用的伎俩，里格是从普鲁士的征兵官那里学来的。他们去酒馆、教堂落成仪式或其他舞会上，趁人喝得醉醺醺时将其掳走，把人长时间地关押起来，不给饮食，直到他们“自愿”领了新兵津贴去充壮丁。如此强征来卖命的部队自然不堪一击。1757年，符腾堡大军第一次引人瞩目的军事行动，就是兵士的一场大溃逃。于是朝廷立刻颁布了一道“捉拿弃旗逃散者令”，从布道台上照本宣科地念将下来，允诺赏给任何揭发逃兵者18古尔登[5] 。这赏金便导致了一场狂热的大搜捕，而里格上校则巧妙地将之引入规划好了的轨道。一旦点到某个疑犯的名字，便钟声大作，催人去围猎；各条道路上均设了关卡，桥梁也被占据，人们反复捅刺茅草堆来搜寻逃兵。里格就这样给自己挣得了“扒人皮者”、“赏金猎人”和“奴隶贩子”的名声。小席勒受洗之时，教父里格正处于其权势的巅峰。然而三年之后他就倒了台。席勒将会在《命运的游戏》（Spiel des Schicksals ）[6] 这篇小说中讲述一段故事，仿佛就是符腾堡暴政的翻版；幸而他自己此时已从中脱身。即便是“狂飙突进”运动（Sturm-und-Drang）中一个反叛的头脑，也无法将这则故事构思得更加精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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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格上校之倒台，罪魁祸首是那些宫廷中妒忌他的人。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当属领导公爵内阁的蒙马丁伯爵（Graf Montmartin）。此人通过伪造的信件，谎称里格想要谋反，并将其乱心公之于众。上校被捕时，正身着习以为常的华服，在一群廷臣和传令兵的簇拥下检阅卫兵。随后，他未经审判，便被打入霍恩特维尔（Hohentwiel）的大牢中囚禁了四年。刑满释放后，他便离开了公国，6年之后才回到故乡。公爵仁慈地接纳了他，并任命他为霍恩阿斯佩尔格（Hohenasperg）监狱的指挥官。这样一来，原先的囚徒就负责看守另一位重要的囚徒，即诗人和政论家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达尼尔·舒巴特（Christian Friedrich Daniel Schubart）[7] 。舒巴特也是未经审判就被关入监狱，因为他竟胆敢将公爵的专制钉在文学的耻辱柱上。1781年，里格为他的教子席勒创造了拜访这位他所崇敬的狱囚的机会。此后，席勒便以更温和的眼光看待这位上校。一年之后，一位遭他虐待的士兵对他的反抗使他过于激动，竟因此中风而死。席勒为逝者的葬礼作了一首诗：“比你君王的笑容更高/（哎！不少人就为此锱铢必较！）/对你而言，那永恒者比之更高。”[8] 当舒巴特之子[9] 于1788年在魏玛拜访席勒时，他再一次想起了里格的故事。随后，他便写下了那篇《命运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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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的父亲虽颇受上级的重视，却并非卑躬屈膝之徒。他凭借着无限的能量与务实的头脑才一步步获得晋升。他一生所取得的成就大多数都归功于自己，因而他对此不无骄傲。他始终好学，灵活但又坚守原则。他过得并不轻松，但世界在他眼中却显得秩序井然、安排公正。他信仰的上帝会照顾人类，只要人类有勇气照顾自己。天上的圣父、世间的君主和家中的父亲——这就是事物的自然秩序。在他看来，这种秩序根基坚实但也算不上僵化，因为能干的个人总有上升的可能。他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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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席勒有一次曾表达了这样一种信念：他的父亲既然已成为符腾堡各处园林设施的总管和督察，必然可以升得更高。父亲自己倒是对取得的成就很满意，尤其是他在晚年还能因为他儿子的鼎鼎大名而倍感骄傲。在去世前不久，他写下了一段感恩祈祷，其中就有：“而你，一切存在之存在，我在我独子降生后曾向你祈祷，请你将我因为缺乏教育而无法企及的精神强健，加诸他的身上，而你听见了我的祈祷。感谢你，善良的存在，感谢你在意终有一死者的祈祷。”[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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