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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席勒有一次曾表达了这样一种信念：他的父亲既然已成为符腾堡各处园林设施的总管和督察，必然可以升得更高。父亲自己倒是对取得的成就很满意，尤其是他在晚年还能因为他儿子的鼎鼎大名而倍感骄傲。在去世前不久，他写下了一段感恩祈祷，其中就有：“而你，一切存在之存在，我在我独子降生后曾向你祈祷，请你将我因为缺乏教育而无法企及的精神强健，加诸他的身上，而你听见了我的祈祷。感谢你，善良的存在，感谢你在意终有一死者的祈祷。”[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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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的父亲约翰·卡斯帕尔生于1723年，来自一个居住在雷姆斯河谷（Remstal）下游地区的面包师和种植葡萄的农户家族。世代以来，村长一职仿佛已成了这个家族的世袭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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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卡斯帕尔天资聪颖，被允许去上拉丁文课程。但由于他的父亲早逝，留下8个嗷嗷待哺的孩子，这个大男孩就被派去干农活。但他却想着逃跑。他跟着一个修道院的理发师学了外科医生的手艺。随后，他就“带着简单几件换洗衣服”开始了漫游。他的精神让他追逐更高，他练习击剑、学习法语。1745年，他在诺德林根（Nördlingen）加入了行军至此的一支巴伐利亚骠骑兵团。军团内并没有军医的空缺，但他行事巧妙，于是不久后便被允许做些外科小手术。人们准他治疗皮肉伤和牙病，也准他为人放血。军团开赴荷兰，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Österreisischer Erbfolgekrieg）[11] 中和哈布斯堡皇朝结盟，与法国部队作战。约翰·卡斯帕尔很快就升任正式军医，在抵御传染病方面技术尤为精湛。由于士兵们更多的是为性病而非敌军所伤，约翰·卡斯帕尔就专攻所谓的“殷勤疗法”[12] 。他收入不错，拿着攒下的钱买了一匹好马，在比利时、法国北部与荷兰四处奔波。他甚至得以陪同军团指挥官访问英国。那是多么传奇的年代。他受过伤，被敌军当作间谍俘虏，又设法逃脱，东躲西藏，最后重新找到了自己的部队。他认识了“先进”的世界、宏大的城市，参观了新式工厂和石煤矿，看到人们是如何围海造田，如何用机器切割大理石。弗里德里希·席勒之后在《尼德兰联省脱离西班牙统治史》（Geschichte des Abfalls der vereinigten Niederlande von der spanischen Regierung ，后简称《尼德兰独立史》）一书中所描绘的荷兰勤于工商的瞩目景象，或许就是受到父亲讲述的启发。对于父亲而言，尼德兰就是那应许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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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一小笔辛苦积攒下的财富，带着拔牙放血、理发剃须的工具，带着一副匈牙利的马鞍和8本书，几本陶冶情操，几本有关医学，带着几道已经愈合的伤疤和坚韧的经历，约翰·卡斯帕尔于1749年回到了家乡，作为外科医生在马尔巴赫落了脚，娶了客栈老板16岁的女儿伊丽莎白·多萝蒂亚·科德魏斯（Elisabeth Dorothea Kodweiß）为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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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娘来自马尔巴赫的一个显赫家庭。岳父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科德魏斯（Georg Friedrich Kodweiß）是“金狮”旅店的主人，也是当地的木材监察，负责监管公爵领地内的木筏生产。但约翰·卡斯帕尔不知道的是：他的岳父已经在木材投机中亏得一干二净，离破产只有一步之遥。于是，约翰·卡斯帕尔这个上进的人就落入了一个正不断丧失社会地位的家庭。起初，他仍尝试拿自己辛苦攒下的钱来帮一把，然而于事无补。旅店被拍卖了，老板成了乞丐，领受了守卫城门的岗位并把它当作别人施舍的面包，将紧挨着城门的一间小屋当作栖身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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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卡斯帕尔不愿意继续目睹这个家庭的衰败，也不愿继续在马尔巴赫城里生活。幸而他有足够的决断力去尝试新的开始。命运再一次把他引向了军队。1753年，他到一支新组建的符腾堡军团报到；军医的岗位已被别人捷足先登，于是他便接受了一个后勤参谋部书记官的低级职位。但没过多久，他就再次出人头地。当符腾堡大军与奥地利并肩向普鲁士开战时，约翰·卡斯帕尔再一次成为军团医生，参加了在波希米亚的战斗。对于符腾堡的将士而言，这一系列战役打得并不光彩，因为一大半士兵都临阵脱逃了。可约翰·卡斯帕尔却坚守团旗，为了提振部队低沉的士气，他甚至在军中布道——随军牧师早已当了逃兵、去了远方。为了嘉奖他的多面才干，于1759年，也就是弗里德里希·席勒出生的那一年，他被提拔为少尉，又在两年后的1761年晋升为上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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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跟随自己的军团从一个兵营迁到另一个兵营，过不了宁静的生活。妻子不得不带着两个孩子跟随丈夫的调动。1763年，老席勒被任命为征兵官，调至施瓦本的格蒙德（Schwäbisch Gmünd）。结束了漫游岁月，席勒一家终于可以过上温馨的家庭生活了。约翰·卡斯帕尔操办起募兵事务来比他先前的恩人里格上校要诚实得多，但成果也因此减去不少。由于给他和助手的军饷迟迟不来，他只能动用自己的存款来支付他手下下级军官的酬劳，并艰难地支撑起整个家庭。为了降低生活成本，他们搬去临近的小镇洛尔希（Lorch）。假以时日，弗里德里希·席勒将会像怀念童年已逝的天堂一样回忆起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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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地形狭长的村庄，坐落在雷姆斯河畔，大约步行一个半钟头可以到达施瓦本的格蒙德。河水蜿蜒穿过草地，草甸的边缘是连绵起伏的长满杉树的山丘。曾经有一条重要的商路从这里经过，因此这儿成了被城堡拱卫的地方。一讲起这片童年的山水，席勒便进入了幻梦。在他去世之后，妻子夏洛蒂在她撰写的席勒生平中记叙道：“这个男孩最爱的漫步，便是登上那一座山，山顶矗立着一座小教堂，虔诚而热情的基督徒们为了象征性地重现基督受难路上的十二个阶段，怀着忏悔走向这座教堂。另一座山顶的修道院保护着霍亨施陶芬（Hohenstaufen）[13] 家族的陵墓。男孩的心灵就在这些宗教与骑士之力的图景下收获了最初的印象。”[14] 或许正是对洛尔希山顶的霍亨施陶芬之墓，以及对这个传奇的皇室家族之回忆，让席勒有了创作一部关于最后一个施陶芬皇帝康拉丁（Konradin）的戏剧的念头；只是这个想法到底未能得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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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席勒记忆中的，还有他在洛尔希的莫泽尔神父（Pfarrer Moser）[15] 那里上的拉丁语课。神父性格温和，富有学识，心性虔诚而平易近人。在《强盗》一剧中，席勒为他立起了一座丰碑：塑造了一位与之同名的神父，犀利的言辞句句直击恬不知耻的弗朗茨的良心[16] 。或许也正是莫泽尔神父激起了少年席勒想要成为一名牧师的愿望。姐姐克里斯多芬娜（Christophine Schiller）回忆道：“他自己时常就这样开始布道，站上一把椅子，让姐姐为他挂上黑色的围裙来代替教堂的长袍。随后，他周围所有的人都必须保持安静，虔诚肃穆，聆听他的讲道；此外，他是如此热衷于此，以至于常跑得不见踪影，回来之后通常就接着来一顿训诫的布道。尽管这些讲话仍然稚气未脱，但总有正确的思想；他很巧妙地把若干格言编排在一起，用自己的方式带着强调的语气宣读出来。此外，他的布道还有分段结构，这也是他从神父先生那里默记下来的。”[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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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多芬娜还讲了另一桩逸事，可以说明弗里德里希和他父亲间的关系。一位邻居曾请刚刚放学回家的少年进屋里来，她想让孩子尝尝他最爱吃的“土耳其大麦”粥[18] 。就在这时，席勒的父亲恰好路过，但没有看见他。男孩一下子冲了出去，对着父亲说：“亲爱的父亲，我一定不再这样做了！”父亲并没有发现任何应该批评的地方，就让他回了家。“他搁下玉米粥，伴着撕心裂肺的哭诉，一刻不停地赶回家里，急切地请求母亲在父亲回家之前责罚自己，还亲手给她递上了棍棒。母亲不知道这一切都是什么意思，因为他只顾哭喊，说不出一个字来——于是就带着母亲的温柔轻轻地罚了他。”[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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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是权威，但并非暴君。他的父权统治着这个家。他评价一切的唯一标准就是义务。正如他认为自己对君主或上帝负有义务一样，家庭成员也应在他身上找到自己义务的尺度。他始终忠诚地为公爵服务，即便他并非不清楚公爵经常滥用一国之君的权利而忽略一国之君的义务。但这得由他上头的君主与上帝算清楚，他自己作为臣属，只能尽力保持正直。作为征兵士官，人们不能指责他使用了任何可怕的募兵手段或有任何违背忠诚的行径。而他也期待妻子和孩子们能在举手投足间同样牢记自身的义务。他们应听从他的智慧，即便他自己也承认偶尔会犯些错误。他要求他们相信自己为他们好的本意。他像园丁一样，把家庭看作培育正直的苗圃，于是最后自己真的成了园丁。孩子们必须受到保护和照料，但也必须被修剪整齐。他的言谈举止并非出自专横，而是由严格的秩序精神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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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少年席勒就把父权的世界秩序牢记于心。当他创作《强盗》时，这幅世界图景在他心中依旧栩栩如生，以致他在剧中展现了父权秩序的崩溃，并由此引出了悲剧的灾难。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对父权秩序的信仰，逸事中提到的年幼席勒才无法理解父亲的宽容，才会要求受到惩罚，以使惯常的秩序能够重回正轨。这个孩子已经学会在不得已时亲手递上那根抽打自己的棍子。即便人们会在这个父权的世界中受苦，它到底给予人们一种安全和踏实之感。弗里德里希当然畏惧他的父亲，但因为他也爱着父亲，畏惧便成了敬畏。席勒年轻时的朋友弗里德里希·威廉·封·霍文（Friedrich Wilhelm von Hoven）[20] 曾说：“对他父亲的敬畏让他首先臻于勤奋。”[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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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弗里德里希进入卡尔学校之后，他在公爵的暴政下陷得多深，父亲的形象就变得多么神圣。公爵原本希望让天资聪颖的弗里德里希进入他的“军事育才学校”（Militär-Pflanzschule），但也恰恰是父亲于1773年1月向公爵表达了儿子不同的心愿。他的儿子更想要学习神学，而这在卡尔学校却无法实现。父亲两次面见公爵，最终却未能成功。为了避免打击报复，他只得将儿子送到了公爵的手里。在孩子眼中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形：父亲的力量守在他身前，想要抵挡公爵大得多的权力。因为父亲曾想保护他，儿子一生都保持着对父亲几乎是孩子气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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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好朋友霍文的弟弟不幸去世时，席勒也恰处于暂时性的深度抑郁之中，脑海中总是有死亡的念头。在1780年6月19日致他姐姐的信中，席勒写到了他仍然勉强继续活着的原因：“我比千万人幸运，因为我有这受之有愧的福祉，竟有全天下最好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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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的将来，在他逃离斯图加特（Stuttgart）之后，他就会想要向这位“最好的父亲”证明，他身上所蕴含的远不止一个军医那么简单。他将会投奔剧团——并与父亲的意志相左，因为父亲建议他留在公爵为他规划好的人生轨道之内。因此，他将会被负罪感所困扰。在1785年9月28日致姐姐的信中，席勒写道：“我当时坚持着一股内心的力量，对于我父亲而言，这股力量既是头一回听说，又像是凭空幻想；而我也得红着脸承认，时至今日，我也欠他一份远大目标业已实现的证明。如果我像他当初计划的那样，在默默无名但安宁的平庸中吃着祖国给我的面包，他可能会更加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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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在信中继续写道，让他走上另一个方向的“加速力”和“雄心”又是从何而来？它们来自父亲，因为父亲也曾有雄心壮志。父亲已登上高处，而儿子想要爬得更高。父亲已成了少校和公爵的园林总管，而儿子则要登九天以摘星辰。因此得感谢父亲亲自做了榜样，教会孩子要有更大的成就。假如父亲曾另作他想，“他就不应该承认……我的雄心正不断发展，他就应该让我永远无法认清我自己的本来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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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请求父亲多一些耐心：父亲肯定能在儿子身上看到，他在儿子心中培育的那种富有创造力的冲动将结出累累硕果。“请告诉我们的父母，”席勒在给姐姐的信中写道，“他们从现在起就不用再为我而操心。他们对我所有的期待和安排，将远远低于……我幸福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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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尊敬他的父亲，而正因如此，他才想要更胜过他一筹。他想要在这个由父亲说了算的世界中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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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则是一位温和、虔诚、充满爱意的女性；处理家务事时稳当而果断，但在外面的世界中却很犹豫、羞怯乃至害怕。她的丈夫让她受了不少苦——1796年4月28日，她在丈夫病重时给儿子的信中承认了这一点。“说到底，我的好儿子啊，我得向你敞开心扉，因为我不知道我是否还能这样坦诚。哎，要是我的痛苦也能马上结束，我该有多么幸福！你爸从来没有什么温柔的想法，要是他能好起来，重回他的苗圃，他就能在24个小时之内把这一切忘得干干净净；妻子能给他做的，一个女仆就能给他安排妥当。这么多年来，他对自家人的态度已经很冷淡，更看重的是将脑海中的想法付诸实施的热情和欲望，而不是自己家人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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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不知道席勒是如何回复母亲的这封信的。保存下来的只有1796年5月9日致姐姐克里斯多芬娜的信，他在信中谈到了母亲的自白：“她向我打开心扉，给我多大的触动；而我竟不能立刻给她安慰、让她宽心，又让我多么心疼。我们亲爱家人的处境真的可怕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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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命运就是当时母亲的普遍情况：辛劳工作，生育众多。她一共把一个儿子和五个女儿带到了人世，其中两个在降生不久后便不幸夭折。她本希望姑娘们能受到更高的教育，能参与社会生活；但在她丈夫看来，这简直是耸人听闻，而且得花一大笔钱。和其他时候一样，母亲也几乎没有违背父亲而坚持己见的机会。她接受了这一切，任劳任怨地干活，只是在闲暇时读一读歌谣和宗教歌曲。直到许多年后，当父亲将不久于人世时，她才能和孩子们讲起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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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764年初至1766年末，席勒在洛尔希生活了三年。1766年12月，父亲调回了驻扎在路德维希堡的自己的连队。三年没有收到一分钱军饷，变卖了马尔巴赫的酒庄后再也拿不出钱来，他恭顺而强烈地要求支付欠他的饷银，并要求调回路德维希堡。人们满足了他的愿望，但短他的钱直到若干年后才终于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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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维希堡。当席勒一家到来时，这座城市正在成为欧洲洛可可的大都会。公爵后来将这段时光称为“人生的纵马年华”。他榨干了全国，在欧洲各地大肆举债——连伏尔泰（Voltaire）[22] 也曾借给他26万古尔登——只是为了建起前所未有的金碧辉煌。路德维希堡当真成了第二个凡尔赛，京城的美名传遍天下，成群结队蜂拥而至的显贵都有地位、名声和足够挥霍的金钱。威廉·萨克雷（William Thackeray）在小说《巴里·林登的好运》[23] 中塑造的同名主人公是个到处碰运气的冒险家，在法国大革命前夜游荡在金光闪闪却已显露腐朽的宫廷世界，也曾在路德维希堡停留。萨克雷所描述的，正是少年席勒像隔着栅栏的观众那样体验到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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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再没有哪个宫廷”，萨克雷让他笔下的巴里·林登汇报说，“能比X公爵的高贵宫廷更欢迎陌生人。在那里，人们想尽办法寻欢，同时恣意放荡作乐。这位亲王不居住在他的首都S城，而是在各方面模仿凡尔赛宫廷的礼仪，在离首都数英里外建造了一座巨大的宫殿，并且在宫殿周围建造了一个庞大的贵族城镇，其中居住的全部都是他豪奢宫廷的贵族和军官们。为了供应他的奢华生活，人民受尽奴役。因为殿下的领地很小，他明智地选择远离他们，并过着一种奇异的隐居生活……除法国之外，数那里的歌剧最为精彩，而在盛大和豪华方面，那里的芭蕾舞无人能及。作为一个热爱音乐和舞蹈的人，这位殿下在这些东西上投入的金币数量令人咋舌。也许是因为那时的我太年轻，但我认为我从没有见过那么多绝世美人一同会集在宫廷的歌剧院舞台上，表演当时极为流行的神话芭蕾剧。”[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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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这个孩子从田园般远离尘嚣的乡村来到了城市，这里的每个角落都刻着宫廷世界的印记。从自然到文明的转变来得如此突然。同样在路德维希堡长大的尤斯廷努斯·科尔纳（Justinus Kerner）曾描绘过，人们在宽阔的大路，在菩提树或栗树的林荫路上，总能见到宫廷贵族“穿着丝绸做的燕尾服，戴着假发套，佩着剑”，在集市边的拱廊下愉悦地散步[25] 。夏日晚间，人们还会点燃烟火。宫廷日夜寻欢作乐，也乐意让人看见。歌剧、音乐会、舞会和狩猎交替着；在城堡的游廊里摆着七十张牌桌，牌局一直不断。来此寻欢作乐的人群像是进了一座巨大的水族馆。最著名的要数冬季的庆典。借此良机，公爵命人将公园的一部分用玻璃墙和拱顶环绕起来，炉火散发着温暖，千百盏水晶灯在穹顶变幻出一片绚丽的星空。随后，人们漫步在种满葡萄的酒庄，踏入遍是古代雕塑复制品的橘树林。在这座魔幻的花园中还有戏剧和芭蕾演出。有一个夏天，公爵命人在索里图德（Solitude）至路德维希堡的林荫大道上洒满盐，以便组织一场雪橇滑行。公爵和他的随从驾着由四头鹿拉着的雪橇，呼啸着经过耸立的橘树和目瞪口呆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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