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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多芬娜还讲了另一桩逸事，可以说明弗里德里希和他父亲间的关系。一位邻居曾请刚刚放学回家的少年进屋里来，她想让孩子尝尝他最爱吃的“土耳其大麦”粥[18] 。就在这时，席勒的父亲恰好路过，但没有看见他。男孩一下子冲了出去，对着父亲说：“亲爱的父亲，我一定不再这样做了！”父亲并没有发现任何应该批评的地方，就让他回了家。“他搁下玉米粥，伴着撕心裂肺的哭诉，一刻不停地赶回家里，急切地请求母亲在父亲回家之前责罚自己，还亲手给她递上了棍棒。母亲不知道这一切都是什么意思，因为他只顾哭喊，说不出一个字来——于是就带着母亲的温柔轻轻地罚了他。”[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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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是权威，但并非暴君。他的父权统治着这个家。他评价一切的唯一标准就是义务。正如他认为自己对君主或上帝负有义务一样，家庭成员也应在他身上找到自己义务的尺度。他始终忠诚地为公爵服务，即便他并非不清楚公爵经常滥用一国之君的权利而忽略一国之君的义务。但这得由他上头的君主与上帝算清楚，他自己作为臣属，只能尽力保持正直。作为征兵士官，人们不能指责他使用了任何可怕的募兵手段或有任何违背忠诚的行径。而他也期待妻子和孩子们能在举手投足间同样牢记自身的义务。他们应听从他的智慧，即便他自己也承认偶尔会犯些错误。他要求他们相信自己为他们好的本意。他像园丁一样，把家庭看作培育正直的苗圃，于是最后自己真的成了园丁。孩子们必须受到保护和照料，但也必须被修剪整齐。他的言谈举止并非出自专横，而是由严格的秩序精神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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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少年席勒就把父权的世界秩序牢记于心。当他创作《强盗》时，这幅世界图景在他心中依旧栩栩如生，以致他在剧中展现了父权秩序的崩溃，并由此引出了悲剧的灾难。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对父权秩序的信仰，逸事中提到的年幼席勒才无法理解父亲的宽容，才会要求受到惩罚，以使惯常的秩序能够重回正轨。这个孩子已经学会在不得已时亲手递上那根抽打自己的棍子。即便人们会在这个父权的世界中受苦，它到底给予人们一种安全和踏实之感。弗里德里希当然畏惧他的父亲，但因为他也爱着父亲，畏惧便成了敬畏。席勒年轻时的朋友弗里德里希·威廉·封·霍文（Friedrich Wilhelm von Hoven）[20] 曾说：“对他父亲的敬畏让他首先臻于勤奋。”[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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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弗里德里希进入卡尔学校之后，他在公爵的暴政下陷得多深，父亲的形象就变得多么神圣。公爵原本希望让天资聪颖的弗里德里希进入他的“军事育才学校”（Militär-Pflanzschule），但也恰恰是父亲于1773年1月向公爵表达了儿子不同的心愿。他的儿子更想要学习神学，而这在卡尔学校却无法实现。父亲两次面见公爵，最终却未能成功。为了避免打击报复，他只得将儿子送到了公爵的手里。在孩子眼中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形：父亲的力量守在他身前，想要抵挡公爵大得多的权力。因为父亲曾想保护他，儿子一生都保持着对父亲几乎是孩子气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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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好朋友霍文的弟弟不幸去世时，席勒也恰处于暂时性的深度抑郁之中，脑海中总是有死亡的念头。在1780年6月19日致他姐姐的信中，席勒写到了他仍然勉强继续活着的原因：“我比千万人幸运，因为我有这受之有愧的福祉，竟有全天下最好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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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的将来，在他逃离斯图加特（Stuttgart）之后，他就会想要向这位“最好的父亲”证明，他身上所蕴含的远不止一个军医那么简单。他将会投奔剧团——并与父亲的意志相左，因为父亲建议他留在公爵为他规划好的人生轨道之内。因此，他将会被负罪感所困扰。在1785年9月28日致姐姐的信中，席勒写道：“我当时坚持着一股内心的力量，对于我父亲而言，这股力量既是头一回听说，又像是凭空幻想；而我也得红着脸承认，时至今日，我也欠他一份远大目标业已实现的证明。如果我像他当初计划的那样，在默默无名但安宁的平庸中吃着祖国给我的面包，他可能会更加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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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在信中继续写道，让他走上另一个方向的“加速力”和“雄心”又是从何而来？它们来自父亲，因为父亲也曾有雄心壮志。父亲已登上高处，而儿子想要爬得更高。父亲已成了少校和公爵的园林总管，而儿子则要登九天以摘星辰。因此得感谢父亲亲自做了榜样，教会孩子要有更大的成就。假如父亲曾另作他想，“他就不应该承认……我的雄心正不断发展，他就应该让我永远无法认清我自己的本来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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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请求父亲多一些耐心：父亲肯定能在儿子身上看到，他在儿子心中培育的那种富有创造力的冲动将结出累累硕果。“请告诉我们的父母，”席勒在给姐姐的信中写道，“他们从现在起就不用再为我而操心。他们对我所有的期待和安排，将远远低于……我幸福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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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尊敬他的父亲，而正因如此，他才想要更胜过他一筹。他想要在这个由父亲说了算的世界中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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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则是一位温和、虔诚、充满爱意的女性；处理家务事时稳当而果断，但在外面的世界中却很犹豫、羞怯乃至害怕。她的丈夫让她受了不少苦——1796年4月28日，她在丈夫病重时给儿子的信中承认了这一点。“说到底，我的好儿子啊，我得向你敞开心扉，因为我不知道我是否还能这样坦诚。哎，要是我的痛苦也能马上结束，我该有多么幸福！你爸从来没有什么温柔的想法，要是他能好起来，重回他的苗圃，他就能在24个小时之内把这一切忘得干干净净；妻子能给他做的，一个女仆就能给他安排妥当。这么多年来，他对自家人的态度已经很冷淡，更看重的是将脑海中的想法付诸实施的热情和欲望，而不是自己家人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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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不知道席勒是如何回复母亲的这封信的。保存下来的只有1796年5月9日致姐姐克里斯多芬娜的信，他在信中谈到了母亲的自白：“她向我打开心扉，给我多大的触动；而我竟不能立刻给她安慰、让她宽心，又让我多么心疼。我们亲爱家人的处境真的可怕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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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命运就是当时母亲的普遍情况：辛劳工作，生育众多。她一共把一个儿子和五个女儿带到了人世，其中两个在降生不久后便不幸夭折。她本希望姑娘们能受到更高的教育，能参与社会生活；但在她丈夫看来，这简直是耸人听闻，而且得花一大笔钱。和其他时候一样，母亲也几乎没有违背父亲而坚持己见的机会。她接受了这一切，任劳任怨地干活，只是在闲暇时读一读歌谣和宗教歌曲。直到许多年后，当父亲将不久于人世时，她才能和孩子们讲起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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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764年初至1766年末，席勒在洛尔希生活了三年。1766年12月，父亲调回了驻扎在路德维希堡的自己的连队。三年没有收到一分钱军饷，变卖了马尔巴赫的酒庄后再也拿不出钱来，他恭顺而强烈地要求支付欠他的饷银，并要求调回路德维希堡。人们满足了他的愿望，但短他的钱直到若干年后才终于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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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维希堡。当席勒一家到来时，这座城市正在成为欧洲洛可可的大都会。公爵后来将这段时光称为“人生的纵马年华”。他榨干了全国，在欧洲各地大肆举债——连伏尔泰（Voltaire）[22] 也曾借给他26万古尔登——只是为了建起前所未有的金碧辉煌。路德维希堡当真成了第二个凡尔赛，京城的美名传遍天下，成群结队蜂拥而至的显贵都有地位、名声和足够挥霍的金钱。威廉·萨克雷（William Thackeray）在小说《巴里·林登的好运》[23] 中塑造的同名主人公是个到处碰运气的冒险家，在法国大革命前夜游荡在金光闪闪却已显露腐朽的宫廷世界，也曾在路德维希堡停留。萨克雷所描述的，正是少年席勒像隔着栅栏的观众那样体验到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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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再没有哪个宫廷”，萨克雷让他笔下的巴里·林登汇报说，“能比X公爵的高贵宫廷更欢迎陌生人。在那里，人们想尽办法寻欢，同时恣意放荡作乐。这位亲王不居住在他的首都S城，而是在各方面模仿凡尔赛宫廷的礼仪，在离首都数英里外建造了一座巨大的宫殿，并且在宫殿周围建造了一个庞大的贵族城镇，其中居住的全部都是他豪奢宫廷的贵族和军官们。为了供应他的奢华生活，人民受尽奴役。因为殿下的领地很小，他明智地选择远离他们，并过着一种奇异的隐居生活……除法国之外，数那里的歌剧最为精彩，而在盛大和豪华方面，那里的芭蕾舞无人能及。作为一个热爱音乐和舞蹈的人，这位殿下在这些东西上投入的金币数量令人咋舌。也许是因为那时的我太年轻，但我认为我从没有见过那么多绝世美人一同会集在宫廷的歌剧院舞台上，表演当时极为流行的神话芭蕾剧。”[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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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这个孩子从田园般远离尘嚣的乡村来到了城市，这里的每个角落都刻着宫廷世界的印记。从自然到文明的转变来得如此突然。同样在路德维希堡长大的尤斯廷努斯·科尔纳（Justinus Kerner）曾描绘过，人们在宽阔的大路，在菩提树或栗树的林荫路上，总能见到宫廷贵族“穿着丝绸做的燕尾服，戴着假发套，佩着剑”，在集市边的拱廊下愉悦地散步[25] 。夏日晚间，人们还会点燃烟火。宫廷日夜寻欢作乐，也乐意让人看见。歌剧、音乐会、舞会和狩猎交替着；在城堡的游廊里摆着七十张牌桌，牌局一直不断。来此寻欢作乐的人群像是进了一座巨大的水族馆。最著名的要数冬季的庆典。借此良机，公爵命人将公园的一部分用玻璃墙和拱顶环绕起来，炉火散发着温暖，千百盏水晶灯在穹顶变幻出一片绚丽的星空。随后，人们漫步在种满葡萄的酒庄，踏入遍是古代雕塑复制品的橘树林。在这座魔幻的花园中还有戏剧和芭蕾演出。有一个夏天，公爵命人在索里图德（Solitude）至路德维希堡的林荫大道上洒满盐，以便组织一场雪橇滑行。公爵和他的随从驾着由四头鹿拉着的雪橇，呼啸着经过耸立的橘树和目瞪口呆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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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士官及其家人能免费观赏宫廷剧院的演出。在这里，弗里德里希欣赏了他人生中最初几次歌剧和戏剧演出。公爵为了签下全欧洲最好的歌手与演员不惜任何代价：他为了世界知名的舞者维斯特里[26] 支付了12000古尔登，却仍然无法阻止后者在几周后就因为一份来自米兰的更加诱人的合同不辞而别，根本不履行他的义务。在看过几场演出之后，弗里德里希就用硬纸板剪出了一些人物，将它们穿在线上活动，又把全家和几个朋友叫来客厅，把几条旧裙子挂在一根绳子上，就这样上演了一出自己写的小戏剧。席勒在那个时候就不是个好的演说家。“他的生动热情把一切都夸张得过度了。”[27] 姐姐克里斯多芬娜讲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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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第一次见到公爵，是公爵在威尼斯挥金如土数月之后，于1767年7月11日带着全体朝臣回国之时。人们在路德维希堡夹道欢迎国君，却不曾想到他竟是因为债台高筑而从威尼斯仓皇出逃。为了回国，他不得不抵押了他家藏的首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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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公爵的统治已有四分之一个世纪。卡尔·欧根16岁就继位掌权；在此之前，他在腓特烈大帝（Friedrich der Große）[28] 那里接受了教育。在他临行前，腓特烈大帝嘱咐他说：“您不要以为符腾堡这片土地是专为您而创造；您更应该想到上天让您来到这个世上，是为了让这些人民幸福。您要始终把人民的福祉放在您个人享受之前。”[29] 然而公爵并没有把这些教诲听进心里。为了支付铺张的宫廷开支，他不惜贩卖士兵，先是卖给法国国王，后来又卖给英格兰以用于海外作战。席勒将会在《阴谋与爱情》（Kabale und Liebe ）的一段著名场景中隐射此事[30] 。公爵违背公国议会的意志强加税赋、强征徭役，但公国宪法根本不允许他如此行事。公国议会的法律代表、在整个德国都享有盛名的约翰·雅各布·莫泽尔（Johann Jakob Moser）[31] 领导了对这种独断专横的反抗，但公爵竟将他打入大牢，监禁五年之久。因为他对法律的肆意践踏，维也纳的帝国法院还有一场待审的官司，拖了几年之后终于在1770年有了判决。公爵不得单方面新征税款，有义务将他从议会手中掠夺的一切交还。公爵不得不低头，他的疯狂岁月到了尽头，他野够了。不再有情妇，也不再有对美丽的施瓦本姑娘们的掳掠，他爱上了日后的霍恩海姆女伯爵弗兰琦斯卡·封·贝内尔丁（Franziska von Bernerdin）[32] 的美丽灵魂，而她则开始在卡尔·欧根身上发挥舒缓温和的影响。公爵就这样突然有了建造一座小小的人之花园的念头。1771年，一座部队孤儿院摇身一变，成了索里图德的“军事育才学校”，之后又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了“卡尔高等学校”（Hohe Karlsschule）。而这所学校正是年轻的弗里德里希·席勒求学与受苦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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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德维希堡，席勒一家起初与另一个军人家庭，封·霍文一家，一道租住在宫廷印书商克里斯多夫·弗里德里希·科塔（Christoph Friedrich Cotta）[33] 的宅院中。弗里德里希很快便与封·霍文上尉的两个儿子结成好友。弟弟奥古斯特于1780年不幸早逝，而哥哥弗里德里希·威廉则成为席勒一生的好友。他们一起上了路德维希堡的拉丁语学校，在那里，席勒一共四次在学年结束时通过了公国的考试，这也是之后进入图宾根神学院的前提条件之一。弗里德里希应该也愿意成为新教牧师。在他行坚信礼[34] 的前一天，母亲发现弗里德里希兴奋地在街上四下游荡，便告诫他要拿出恰当的严肃态度准备神圣的仪式。随后，小男孩就创作了他的第一首诗。此诗并未流传下来，但它一定是极富感情的虔诚流露，因为父亲在读过这首诗之后，只说了一句：“你傻了吗，弗里茨？”[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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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七年战争”是1756～1763年普鲁士、英国及其盟国与萨克森公国、哈布斯堡奥地利、法国和俄国联军之间的一场战争。1756年8月，普鲁士军队进占萨克森并击败奥地利援军，导致七年战争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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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卡尔·欧根（1728～1793），符腾堡公爵，自1744年起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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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玫瑰十字会”（Rosenkreuzer）是17世纪德国新教内部的秘教社团，宣扬非理性主义，与启蒙主义相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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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债务监狱”（Schuldengefängnis）始见于欧洲中世纪至近代早期，是专门收监无力偿还债务者的监狱。这一机构直到1868年才在德国废除。1963年，《欧洲人权公约》第四议定书修正案正式禁止因债务而剥夺人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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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古尔登（Gulden），旧时神圣罗马帝国的一种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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