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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语出席勒处女作《强盗》第五幕第一场，参见MA Ⅱ，S. 602～606，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二卷），第180～186页，译名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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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Biedermann 1974，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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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土耳其大麦”（Türkischer Weizen）即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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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Biedermann 1974，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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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弗里德里希·威廉·封·霍文（1759～1838），德国军医，席勒挚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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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Petersen 1911，S.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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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伏尔泰（1694～1778），法国著名启蒙哲学家，普鲁士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座上宾，著有一系列宣传启蒙哲学的《哲学通信》（Lettres philosophiqu 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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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威廉·萨克雷（1811～1863），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著名作家，其代表作《名利场》（Vanity Fair ，1847/1848）早已成为文学经典。《巴里·林登的好运》（The Luck of Barry Lyndon ）是他于1844年出版的一部讽刺小说，讲述了穷困潦倒的爱尔兰青年雷德蒙·巴里假装贵族身份，混迹于欧洲上流社会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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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Thackeray，S.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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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Kerner，S. 14. 尤斯廷努斯·科尔纳（1786～1862），德国医生兼作家，作为医生于1817年首次描述了肉毒杆菌中毒的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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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奥古斯特·维斯特里（Auguste Vestris，1760～1842），法国舞蹈家、编舞家，被称为“舞蹈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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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Biedermann 1974，S.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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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即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Friedrich Ⅱ，1712～1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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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Zit. n. Wagner 2001，S.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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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即《阴谋与爱情》第二幕第二场，参见《席勒文集》（第二卷），第4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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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约翰·雅各布·莫泽尔（1701～1785），18世纪德国著名国家法学家、符腾堡议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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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弗兰琦斯卡·特蕾莎·封·霍恩海姆帝国女伯爵（Franziska Theresia Reichsgräfin von Hohenheim，1748～1811），闺名贝内尔丁女爵（Freiin von Bernerdin），1772年成为卡尔·欧根公开的情人，1785年成为其第二任夫人，并最终于1790年成为符腾堡公爵夫人。原书作者误作“Bernardin”，已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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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原书作者误作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科塔（Christian Friedrich Cotta），已更正。克里斯多夫·弗里德里希·科塔（1730～1807），经营着符腾堡宫廷御用印坊，他是日后席勒的出版商约翰·弗里德里希·科塔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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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坚信礼（Konfirmation）为基督教仪式，儿童13岁时接受宗教教育并通过教义问答后施坚信礼，标志着主动接纳基督教信仰，并可领受圣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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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Biedermann 1974，S.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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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理想主义的诞生（席勒传）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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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的虔诚——小小布道家——卡尔学校——公爵教育——少年和权力——沙芬施坦：理想的朋友和现实的朋友——克洛卜施托克——席勒的第一批诗：阅读的结果——忠于年轻时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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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说儿子“傻乎乎的”，因为儿子忽然变得如此虔诚。在宗教方面，这不合父亲的胃口。对于他而言，宗教是对社会秩序的认可；准时而认真地坚守秩序，在他看来就完全算得上虔诚。但母亲却乐意置身于宗教的温柔情绪之中。她阅读约翰·阿尔布莱希特·本格尔（Johann Albrecht Bengel）[1] 的虔敬派祈祷书，喜欢哼唱背下来的宗教歌曲。宗教中善感而诗意的部分吸引着她，而她也在孩子们的心中激发起对此的意识。“有一次，”克里斯多芬娜讲述道，“当我们还是孩子时，有一次曾跟着母亲前往亲爱的外祖父母那里。从路德维希堡到马尔巴赫，她带我们走的路要翻过一座山。那是一个美好的复活节星期一，母亲在路上给我们讲了耶稣两个门徒的故事，他们在去往以马忤斯（Emmaus）的漫游路上曾与耶稣同行。她的话语和讲述越来越激动，当我们登上山顶时，都已被深深打动，以至于我们跪下开始祷告。这座山就成了我们的他泊山（Tabor）。”[2] 父亲教给孩子们一种理智的宗教，而母亲则教给孩子们一种心灵的宗教；这是两种不同的虔诚，在符腾堡分别有不同的机构表现形式与之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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