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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威廉·萨克雷（1811～1863），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著名作家，其代表作《名利场》（Vanity Fair ，1847/1848）早已成为文学经典。《巴里·林登的好运》（The Luck of Barry Lyndon ）是他于1844年出版的一部讽刺小说，讲述了穷困潦倒的爱尔兰青年雷德蒙·巴里假装贵族身份，混迹于欧洲上流社会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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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Thackeray，S.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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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Kerner，S. 14. 尤斯廷努斯·科尔纳（1786～1862），德国医生兼作家，作为医生于1817年首次描述了肉毒杆菌中毒的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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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奥古斯特·维斯特里（Auguste Vestris，1760～1842），法国舞蹈家、编舞家，被称为“舞蹈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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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Biedermann 1974，S.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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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即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Friedrich Ⅱ，1712～1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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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Zit. n. Wagner 2001，S.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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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即《阴谋与爱情》第二幕第二场，参见《席勒文集》（第二卷），第4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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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约翰·雅各布·莫泽尔（1701～1785），18世纪德国著名国家法学家、符腾堡议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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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弗兰琦斯卡·特蕾莎·封·霍恩海姆帝国女伯爵（Franziska Theresia Reichsgräfin von Hohenheim，1748～1811），闺名贝内尔丁女爵（Freiin von Bernerdin），1772年成为卡尔·欧根公开的情人，1785年成为其第二任夫人，并最终于1790年成为符腾堡公爵夫人。原书作者误作“Bernardin”，已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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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原书作者误作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科塔（Christian Friedrich Cotta），已更正。克里斯多夫·弗里德里希·科塔（1730～1807），经营着符腾堡宫廷御用印坊，他是日后席勒的出版商约翰·弗里德里希·科塔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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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坚信礼（Konfirmation）为基督教仪式，儿童13岁时接受宗教教育并通过教义问答后施坚信礼，标志着主动接纳基督教信仰，并可领受圣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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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Biedermann 1974，S.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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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理想主义的诞生（席勒传）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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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的虔诚——小小布道家——卡尔学校——公爵教育——少年和权力——沙芬施坦：理想的朋友和现实的朋友——克洛卜施托克——席勒的第一批诗：阅读的结果——忠于年轻时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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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说儿子“傻乎乎的”，因为儿子忽然变得如此虔诚。在宗教方面，这不合父亲的胃口。对于他而言，宗教是对社会秩序的认可；准时而认真地坚守秩序，在他看来就完全算得上虔诚。但母亲却乐意置身于宗教的温柔情绪之中。她阅读约翰·阿尔布莱希特·本格尔（Johann Albrecht Bengel）[1] 的虔敬派祈祷书，喜欢哼唱背下来的宗教歌曲。宗教中善感而诗意的部分吸引着她，而她也在孩子们的心中激发起对此的意识。“有一次，”克里斯多芬娜讲述道，“当我们还是孩子时，有一次曾跟着母亲前往亲爱的外祖父母那里。从路德维希堡到马尔巴赫，她带我们走的路要翻过一座山。那是一个美好的复活节星期一，母亲在路上给我们讲了耶稣两个门徒的故事，他们在去往以马忤斯（Emmaus）的漫游路上曾与耶稣同行。她的话语和讲述越来越激动，当我们登上山顶时，都已被深深打动，以至于我们跪下开始祷告。这座山就成了我们的他泊山（Tabor）。”[2] 父亲教给孩子们一种理智的宗教，而母亲则教给孩子们一种心灵的宗教；这是两种不同的虔诚，在符腾堡分别有不同的机构表现形式与之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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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那里有新教教会，与城市和贵族一样属于邦国议会。邦国议会必须共同抵抗公爵的恣意妄为，以保护征税权和自治权。这是议会合乎宪法与符腾堡古老传统的权力。教会将自身理解为维持秩序的政治力量，但其正统教条却已缩水成行为准则，其中的精神性已干涸。灵魂和心灵在这里得不到什么满足。年轻的弗里德里希·席勒不得不在坚信礼前的课程上经历这一切，因为当时他的教会教师竟用棍棒来惩罚背诵教义问答时犯错误的学生。一位学校的同学曾描述过，每个人是如何“怕得发抖”，战战兢兢地背出他那句教义格言。若是一切正确，也有奖励。有一回，弗里德里希和他的伙伴得了四枚十字币作为奖励，于是两人便带着这笔现钱徒步出了城，去了颇受欢迎的郊游去处哈特内卡小城堡（Hartenecker Schlößle），想要在那里吃顿点心。可是正确背诵教义问答换来的小钱居然还买不起一块奶酪面包。二人继续走到了临近的村子涅卡维茵恩（Neckarweihingen），在问询多次无果后，他们终于找到了一间客栈，用这笔小钱换了一些牛奶和面包。这位同学接着讲道，席勒“登上一座小丘，我们可以在山顶看见涅卡维茵恩和哈特内卡，他在上面祝福了我俩刚用过餐的小酒馆，用如此诗意而像先知一般的激情，狠狠诅咒了哈特内卡和其他所有的酒馆，以至于我现在也能在脑海中清晰地回忆起当时的场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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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作为不近人情的惩戒权力，最多只与理智交流；但在教会之外，还有一种私人化的虔敬主义已蓬勃兴起，人们可以在那里诉说内心的声音。在这些圈子中，人们既鄙夷公爵奢华的宫廷生活，也对国家教会的僵化信仰嗤之以鼻。约翰·阿尔布莱希特·本格尔，这位施瓦本虔敬主义的精神之父，还曾经历过卡尔·欧根最初几年的统治（本格尔于1752年去世）。他以《旧约》式的怒火激烈抨击了宫廷：“骄奢淫乱已到了最高的地步：卖淫竟然不被当作罪孽……正义和仁爱奄奄一息：一切都充斥着暴力、利益、阴谋和虚伪。”而关于教会中的基督徒，他则说道，上帝“首先要的不是眼睛、耳朵、嘴巴或手足，他要的是心”。[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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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弗里德里希·席勒在行坚信礼的前夜写下了那首在父亲看来“傻乎乎”的诗时，必定有一种内心的倾诉，但他却用如此严格的格律形式加以束缚。根据同学们的说法，席勒在少年时就懂得巧妙地运用诗词格律。他曾用拉丁语为一位受人尊敬的校长创作了一首答谢诗，运用了古典格律和众多取自维吉尔和奥维德的典故，大放异彩，赢得赞叹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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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对诗歌的热情已逐渐在弗里德里希心中醒来，并与宗教情感结合到了一起。这个男孩很早就尝试过布道牧师的角色，人们只消回忆一下小弗里德里希穿着黑色围裙，站在厨房的椅子上扮演神父的那个场景就行。他的诗歌习作也是慷慨激昂，就是为了在全班或朋友面前大声朗诵。这是一个公共的灵魂在作诗意的表达：并非青春期的对镜自怜，而是心灵的激动，使用了固定的格式，只为用在公开的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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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原本瞄准的是宗教职位，因为他在那里可以布道。可是1773年1月16日，弗里德里希却不得不将他的心愿埋葬，服从公爵的命令进入索里图德的“军事育才学校”。根据医疗报告，这个孩子入校时“头上起了疹子，脚底有些冻伤”[5] ，而他成为牧师的发展道路也被暂时封死。1774年，当公爵要求学生们撰写一份关于个人和同学的报告时，弗里德里希就向公爵坦承了他的不满：“您早已知道，我是怀着多大的欢愉学习法学；您也知道，如果我将来能够以此服务国君、报效祖国，我会把自己看得多么幸福；但倘若我能作为神父侍君报国，我会觉得自己幸福得多……”[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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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着这个孩子的是纪律严格、处处监视的军营生活，以及军事化的统一着装：蓝色的制服上衣、白色的及膝裤、白色的绑腿，在带辫假发套上戴着三角帽。每天的作息都有固定安排：夏天早上5点、冬天早上6点起床，检阅，汇报，早餐，7～11点上课，整理着装并接受公爵检阅，12点午餐。然后在监督下分组散步，14～18点上课，18～19点休息，检阅，汇报。21点熄灯。严格的作息规定表露出这种教育的专制精神。若违反规定，就会收到所谓的“惩罚票”，其后果包括禁足、杖责、禁食或禁闭。最初几年，年轻的席勒收到过成堆的罚单，有时是因为“不整洁”，另有一次是因为他让人从校外准备饮食，“让一个清洁女工”为他煮咖啡。偷偷阅读最新的文学作品，例如格尔斯腾贝格的《乌格利努》（Ugolino ）[7] 、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8] 或维兰德的情色小说，也会遭到惩罚。原本风流倜傥的公爵，现在倒对外装出一副严守道德的模样，把维兰德的情色故事一禁了之。就学校的官方思想而言，人们根本不愿意看到学生们去钻研什么“美丽文学”。但有些教师，例如雅各布·弗里德里希·阿贝尔（Jakob Friedrich Abel）[9] 和巴尔塔萨·豪格（Balthasar Haug）[10] ，却偏偏在学生心中激起并促进了对美丽文学的热情，即便在教学大纲中并没有这类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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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学校并非像公爵的死敌舒巴特所称的那样是一座“奴隶种植园”[11] ，但公爵的管理确实极其严格，让人毫不怀疑他根本不重视当时正时兴的卢梭（Jean-Jacque Rousseau）的自由教育原则[12] 。服从和纪律是决定性的。公爵并不信任卢梭那种让自然天性生长发展的理念，因为他不相信人性中有多少优点——他在这一点上和年轻时的导师弗里德里希大王所见略同。在服从和纪律之外还有第三样规矩：竞争。公爵让学生们互相竞争，以此刺激他们的好胜心。对学习成果的公开奖励被视为提升成绩的动力。每学年末都有颁奖大会，卡尔·欧根和全体朝臣都会出席，而得奖的学生则会获得一块印着公爵头像的金币。教师们每个月都必须公布所教科目的学生排名，这些所谓的“总排名榜”会在午餐时宣读，每科头名会得到一根红黄相间的肩绶带。只要弗里德里希还在怨天尤人，沉溺于牧师的美梦，他在学习上就很挣扎，得不了任何奖励。但当他于1776年转去学医学之后，一切都变了。从此时起，他开始收集各种奖杯和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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