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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约翰·雅各布·莫泽尔（1701～1785），18世纪德国著名国家法学家、符腾堡议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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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弗兰琦斯卡·特蕾莎·封·霍恩海姆帝国女伯爵（Franziska Theresia Reichsgräfin von Hohenheim，1748～1811），闺名贝内尔丁女爵（Freiin von Bernerdin），1772年成为卡尔·欧根公开的情人，1785年成为其第二任夫人，并最终于1790年成为符腾堡公爵夫人。原书作者误作“Bernardin”，已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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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原书作者误作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科塔（Christian Friedrich Cotta），已更正。克里斯多夫·弗里德里希·科塔（1730～1807），经营着符腾堡宫廷御用印坊，他是日后席勒的出版商约翰·弗里德里希·科塔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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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坚信礼（Konfirmation）为基督教仪式，儿童13岁时接受宗教教育并通过教义问答后施坚信礼，标志着主动接纳基督教信仰，并可领受圣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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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Biedermann 1974，S.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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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理想主义的诞生（席勒传）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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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的虔诚——小小布道家——卡尔学校——公爵教育——少年和权力——沙芬施坦：理想的朋友和现实的朋友——克洛卜施托克——席勒的第一批诗：阅读的结果——忠于年轻时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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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说儿子“傻乎乎的”，因为儿子忽然变得如此虔诚。在宗教方面，这不合父亲的胃口。对于他而言，宗教是对社会秩序的认可；准时而认真地坚守秩序，在他看来就完全算得上虔诚。但母亲却乐意置身于宗教的温柔情绪之中。她阅读约翰·阿尔布莱希特·本格尔（Johann Albrecht Bengel）[1] 的虔敬派祈祷书，喜欢哼唱背下来的宗教歌曲。宗教中善感而诗意的部分吸引着她，而她也在孩子们的心中激发起对此的意识。“有一次，”克里斯多芬娜讲述道，“当我们还是孩子时，有一次曾跟着母亲前往亲爱的外祖父母那里。从路德维希堡到马尔巴赫，她带我们走的路要翻过一座山。那是一个美好的复活节星期一，母亲在路上给我们讲了耶稣两个门徒的故事，他们在去往以马忤斯（Emmaus）的漫游路上曾与耶稣同行。她的话语和讲述越来越激动，当我们登上山顶时，都已被深深打动，以至于我们跪下开始祷告。这座山就成了我们的他泊山（Tabor）。”[2] 父亲教给孩子们一种理智的宗教，而母亲则教给孩子们一种心灵的宗教；这是两种不同的虔诚，在符腾堡分别有不同的机构表现形式与之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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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那里有新教教会，与城市和贵族一样属于邦国议会。邦国议会必须共同抵抗公爵的恣意妄为，以保护征税权和自治权。这是议会合乎宪法与符腾堡古老传统的权力。教会将自身理解为维持秩序的政治力量，但其正统教条却已缩水成行为准则，其中的精神性已干涸。灵魂和心灵在这里得不到什么满足。年轻的弗里德里希·席勒不得不在坚信礼前的课程上经历这一切，因为当时他的教会教师竟用棍棒来惩罚背诵教义问答时犯错误的学生。一位学校的同学曾描述过，每个人是如何“怕得发抖”，战战兢兢地背出他那句教义格言。若是一切正确，也有奖励。有一回，弗里德里希和他的伙伴得了四枚十字币作为奖励，于是两人便带着这笔现钱徒步出了城，去了颇受欢迎的郊游去处哈特内卡小城堡（Hartenecker Schlößle），想要在那里吃顿点心。可是正确背诵教义问答换来的小钱居然还买不起一块奶酪面包。二人继续走到了临近的村子涅卡维茵恩（Neckarweihingen），在问询多次无果后，他们终于找到了一间客栈，用这笔小钱换了一些牛奶和面包。这位同学接着讲道，席勒“登上一座小丘，我们可以在山顶看见涅卡维茵恩和哈特内卡，他在上面祝福了我俩刚用过餐的小酒馆，用如此诗意而像先知一般的激情，狠狠诅咒了哈特内卡和其他所有的酒馆，以至于我现在也能在脑海中清晰地回忆起当时的场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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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作为不近人情的惩戒权力，最多只与理智交流；但在教会之外，还有一种私人化的虔敬主义已蓬勃兴起，人们可以在那里诉说内心的声音。在这些圈子中，人们既鄙夷公爵奢华的宫廷生活，也对国家教会的僵化信仰嗤之以鼻。约翰·阿尔布莱希特·本格尔，这位施瓦本虔敬主义的精神之父，还曾经历过卡尔·欧根最初几年的统治（本格尔于1752年去世）。他以《旧约》式的怒火激烈抨击了宫廷：“骄奢淫乱已到了最高的地步：卖淫竟然不被当作罪孽……正义和仁爱奄奄一息：一切都充斥着暴力、利益、阴谋和虚伪。”而关于教会中的基督徒，他则说道，上帝“首先要的不是眼睛、耳朵、嘴巴或手足，他要的是心”。[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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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弗里德里希·席勒在行坚信礼的前夜写下了那首在父亲看来“傻乎乎”的诗时，必定有一种内心的倾诉，但他却用如此严格的格律形式加以束缚。根据同学们的说法，席勒在少年时就懂得巧妙地运用诗词格律。他曾用拉丁语为一位受人尊敬的校长创作了一首答谢诗，运用了古典格律和众多取自维吉尔和奥维德的典故，大放异彩，赢得赞叹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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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对诗歌的热情已逐渐在弗里德里希心中醒来，并与宗教情感结合到了一起。这个男孩很早就尝试过布道牧师的角色，人们只消回忆一下小弗里德里希穿着黑色围裙，站在厨房的椅子上扮演神父的那个场景就行。他的诗歌习作也是慷慨激昂，就是为了在全班或朋友面前大声朗诵。这是一个公共的灵魂在作诗意的表达：并非青春期的对镜自怜，而是心灵的激动，使用了固定的格式，只为用在公开的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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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原本瞄准的是宗教职位，因为他在那里可以布道。可是1773年1月16日，弗里德里希却不得不将他的心愿埋葬，服从公爵的命令进入索里图德的“军事育才学校”。根据医疗报告，这个孩子入校时“头上起了疹子，脚底有些冻伤”[5] ，而他成为牧师的发展道路也被暂时封死。1774年，当公爵要求学生们撰写一份关于个人和同学的报告时，弗里德里希就向公爵坦承了他的不满：“您早已知道，我是怀着多大的欢愉学习法学；您也知道，如果我将来能够以此服务国君、报效祖国，我会把自己看得多么幸福；但倘若我能作为神父侍君报国，我会觉得自己幸福得多……”[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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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着这个孩子的是纪律严格、处处监视的军营生活，以及军事化的统一着装：蓝色的制服上衣、白色的及膝裤、白色的绑腿，在带辫假发套上戴着三角帽。每天的作息都有固定安排：夏天早上5点、冬天早上6点起床，检阅，汇报，早餐，7～11点上课，整理着装并接受公爵检阅，12点午餐。然后在监督下分组散步，14～18点上课，18～19点休息，检阅，汇报。21点熄灯。严格的作息规定表露出这种教育的专制精神。若违反规定，就会收到所谓的“惩罚票”，其后果包括禁足、杖责、禁食或禁闭。最初几年，年轻的席勒收到过成堆的罚单，有时是因为“不整洁”，另有一次是因为他让人从校外准备饮食，“让一个清洁女工”为他煮咖啡。偷偷阅读最新的文学作品，例如格尔斯腾贝格的《乌格利努》（Ugolino ）[7] 、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8] 或维兰德的情色小说，也会遭到惩罚。原本风流倜傥的公爵，现在倒对外装出一副严守道德的模样，把维兰德的情色故事一禁了之。就学校的官方思想而言，人们根本不愿意看到学生们去钻研什么“美丽文学”。但有些教师，例如雅各布·弗里德里希·阿贝尔（Jakob Friedrich Abel）[9] 和巴尔塔萨·豪格（Balthasar Haug）[10] ，却偏偏在学生心中激起并促进了对美丽文学的热情，即便在教学大纲中并没有这类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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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学校并非像公爵的死敌舒巴特所称的那样是一座“奴隶种植园”[11] ，但公爵的管理确实极其严格，让人毫不怀疑他根本不重视当时正时兴的卢梭（Jean-Jacque Rousseau）的自由教育原则[12] 。服从和纪律是决定性的。公爵并不信任卢梭那种让自然天性生长发展的理念，因为他不相信人性中有多少优点——他在这一点上和年轻时的导师弗里德里希大王所见略同。在服从和纪律之外还有第三样规矩：竞争。公爵让学生们互相竞争，以此刺激他们的好胜心。对学习成果的公开奖励被视为提升成绩的动力。每学年末都有颁奖大会，卡尔·欧根和全体朝臣都会出席，而得奖的学生则会获得一块印着公爵头像的金币。教师们每个月都必须公布所教科目的学生排名，这些所谓的“总排名榜”会在午餐时宣读，每科头名会得到一根红黄相间的肩绶带。只要弗里德里希还在怨天尤人，沉溺于牧师的美梦，他在学习上就很挣扎，得不了任何奖励。但当他于1776年转去学医学之后，一切都变了。从此时起，他开始收集各种奖杯和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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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学校的低年级课程类似于文科高中，但从入学的第一年起，就要在拉丁语、语法和数学等一般学科外修习一门将来所修专业的预科课程。学生们可以在军事科学、林学、法学和财政学当中选择。因为信奉天主教的公爵估计到信奉新教的议会恐起疑心，他特意确保学校定期开设新教宗教课。“自由精神和反宗教的原则”[13] ，即便是他自己所属意的，也不得公开传播——尽管对他而言，哲学课程比宗教更加重要。因为在无拘无束的“人生纵马年华”结束之后，他开始对“自由精神”兴致盎然：启蒙思想及其自然科学且实践的、实用主义的倾向让他对此颇为倾心。在卡尔学校应讲授一种实用的、非形而上的哲学，但在公开场合不得表现为无神论。为此目的，人们从图宾根找来了几位前途无量的青年文科硕士，其中就有雅各布·弗里德里希·阿贝尔。收到聘书时，阿贝尔年仅21岁，却很快从这批青年教师中脱颖而出。席勒对这位年轻教授很敬佩，从他那里获得了不少启发。通过阿贝尔，席勒了解到了沙夫茨伯里（Shaftesbury）[14] 、休谟（Hume）[15] 和弗格森（Ferguson）[16] 等人的英国启蒙哲学；也正是阿贝尔将席勒引向了莎士比亚（Shakespeare）[17] 。阿贝尔影响了席勒的文学和哲学品味，而席勒也因此终生对他充满感激。将来，他会将《斐耶斯科在热那亚的谋叛》[18] 题献给这位年轻时候的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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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爵将卡尔学校视为“他的”学校，每天都在校内度过数个小时。他认识每一位学生，在心情好时还将他们称为“最亲爱的儿子们”。他命人每天向他汇报学校内发生的一切，出乎意料地出现在医务室或寝室，管理课堂，也定期出现在考场。而就餐时的情景究竟如何，曾在游历德国时参观过卡尔学校的弗里德里希·尼可莱（Friedrich Nicolai）对此做了如下描述：“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椅子后面，听口令面向餐桌列队。伴随着响亮的合掌声，所有人双手并拢，开始祷告；随后每个人抓过椅子，同时坐下，同时发出响声，像是一个营同时开火齐射——就差所有人按照节奏拿勺子舀汤了。但是，开始用餐的号令却是公爵下的。他通常站在骑士的桌旁，环顾四周，直到每个人都已就座。然后他大呼一声‘先生们开餐！’[19] ，学生们听令，深鞠一躬。就餐时不允许大声交谈。六个学生共享一大碗（食物），一人负责给其他人盛菜：这项职责每天轮换。卡尔·欧根始终不离开饭堂。他穿着红色的燕尾服，手中把玩着一根小棍，穿梭在排列成行的餐桌之间，像父亲一样与学生们交谈，给他们应得的褒奖或批评。为了让这个大家庭的画面更加完整，霍恩海姆伯爵夫人也常出现在饭堂。”[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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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生活在一个封闭的世界，由公爵本人亲自监督。学校的全部建制都是为了松动学生与出身和家乡的联系。因此才有严格的探访规章，除母亲外禁止所有女性入校，只有紧急情况下才会准假，且禁止与学校外有任何社会来往。学生应紧紧地和公爵联结在一起，仿佛他是他们的第二个父亲。在某次期末的节日祝词中，公爵将学习称为学生们的“第二次出生”，因为他们只有这样才能成为可用之材。“我们是工具，”他说，“你们是材料。”[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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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处不在的公爵面前，所有学生一律平等。出身等级上的差异并不扮演任何角色，唯一重要的只有成绩。公爵曾公开宣布：“一个值得尊敬的骑士之子与另一个年轻人之间并不因出生的偶然而区分，而是因为勤奋与进取心。”[22] 学生父母所必须签下的“保证书”则展现了公爵是如何强行收养他的“儿子们”的。父母们必须同意如下原则，即学生“完全献身于服务符腾堡公爵家族”，“若无公爵开恩特许，不得擅自脱离”。[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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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高等学校也本应像一个大家庭——至少公爵是这样希望的。他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极其强势的父亲形象，而学生们的感受也是如此。这给年轻的弗里德里希·席勒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对他而言，权力甚至国家之巅，并非什么抽象之物；他曾与之眼对眼、面对面，在一个人身上经历过这一切，而这个人甚至能盯着他到卧室。这种权力在双重意义上是私密的：人们服从它像是服从一家之主，又必须在直接而私人的交往中在它面前站稳脚跟。可即便起初脆弱而无力，人们到底和它在同一个舞台上相对而立。最终，这就导向了政治权力与道德制衡的平等这一理念。席勒在1784年所作的《一座优秀的常设剧院究竟能起什么作用？》（Was kann eine gute stehende Schaubühne eigentlich wirken？ ）一文中这样写道：“世俗的法律力不能及之处，剧院便开始审判。”[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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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1782年擅自逃亡曼海姆（Mannheim），席勒不得不抵御心中背叛“他的”公爵所导致的负罪感。这也属于他和权力之间私人关系的一部分。当席勒在他的剧中把暴君钉上耻辱柱时，总是混杂着个人的因素。他不仅要控诉权力，还要拷问权力的良心，其中最经典的就是波萨侯爵（Marquis Posa）与西班牙国王费利佩二世（Philipp Ⅱ）之间的对话[25] 。同时，席勒还想要诉诸法国大革命领导者的良心，为的是不让他们把国王送上断头台。然而，他还是晚了一步：正当他还在计划前往巴黎的旅行时，就传来了国王掉脑袋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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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作为诗人，席勒之后也喜欢将自己置于社会高处，用语词的力量平等地回应力量的语词。席勒希望能在广大观众面前上演一出诗人和权力间的小剧，而这也正是他在和公爵的斗争中所学到的——尽管他在晚年还是将其称为“我的公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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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在权力面前令人侧目的勇气，其实很早就有征兆。“我是否能斗胆，”15岁的席勒在给公爵的信中写道，“向我最仁慈的公爵的高贵的心倾诉我的思绪？”他在信中写道，他的父母依赖于公爵的恩典，因此亲生父亲并非他真正的父亲。是公爵吗？人们本应爱自己的父亲，但人可能去爱这样一位父亲之上的父亲吗？“我看着他，不由得叹气。”对他而言，公爵能比他的父母更“珍贵”吗？这样是否会颠倒了自然的秩序？他一再保证对公爵的爱与尊敬，但在这种应尽义务似的承诺背后，问题却正在萌芽：“请您按我自己所言，来判断我究竟是否爱您、尊敬您、崇拜您；或者我甚至应该发誓尊敬我的国君？”[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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