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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学校并非像公爵的死敌舒巴特所称的那样是一座“奴隶种植园”[11] ，但公爵的管理确实极其严格，让人毫不怀疑他根本不重视当时正时兴的卢梭（Jean-Jacque Rousseau）的自由教育原则[12] 。服从和纪律是决定性的。公爵并不信任卢梭那种让自然天性生长发展的理念，因为他不相信人性中有多少优点——他在这一点上和年轻时的导师弗里德里希大王所见略同。在服从和纪律之外还有第三样规矩：竞争。公爵让学生们互相竞争，以此刺激他们的好胜心。对学习成果的公开奖励被视为提升成绩的动力。每学年末都有颁奖大会，卡尔·欧根和全体朝臣都会出席，而得奖的学生则会获得一块印着公爵头像的金币。教师们每个月都必须公布所教科目的学生排名，这些所谓的“总排名榜”会在午餐时宣读，每科头名会得到一根红黄相间的肩绶带。只要弗里德里希还在怨天尤人，沉溺于牧师的美梦，他在学习上就很挣扎，得不了任何奖励。但当他于1776年转去学医学之后，一切都变了。从此时起，他开始收集各种奖杯和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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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学校的低年级课程类似于文科高中，但从入学的第一年起，就要在拉丁语、语法和数学等一般学科外修习一门将来所修专业的预科课程。学生们可以在军事科学、林学、法学和财政学当中选择。因为信奉天主教的公爵估计到信奉新教的议会恐起疑心，他特意确保学校定期开设新教宗教课。“自由精神和反宗教的原则”[13] ，即便是他自己所属意的，也不得公开传播——尽管对他而言，哲学课程比宗教更加重要。因为在无拘无束的“人生纵马年华”结束之后，他开始对“自由精神”兴致盎然：启蒙思想及其自然科学且实践的、实用主义的倾向让他对此颇为倾心。在卡尔学校应讲授一种实用的、非形而上的哲学，但在公开场合不得表现为无神论。为此目的，人们从图宾根找来了几位前途无量的青年文科硕士，其中就有雅各布·弗里德里希·阿贝尔。收到聘书时，阿贝尔年仅21岁，却很快从这批青年教师中脱颖而出。席勒对这位年轻教授很敬佩，从他那里获得了不少启发。通过阿贝尔，席勒了解到了沙夫茨伯里（Shaftesbury）[14] 、休谟（Hume）[15] 和弗格森（Ferguson）[16] 等人的英国启蒙哲学；也正是阿贝尔将席勒引向了莎士比亚（Shakespeare）[17] 。阿贝尔影响了席勒的文学和哲学品味，而席勒也因此终生对他充满感激。将来，他会将《斐耶斯科在热那亚的谋叛》[18] 题献给这位年轻时候的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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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爵将卡尔学校视为“他的”学校，每天都在校内度过数个小时。他认识每一位学生，在心情好时还将他们称为“最亲爱的儿子们”。他命人每天向他汇报学校内发生的一切，出乎意料地出现在医务室或寝室，管理课堂，也定期出现在考场。而就餐时的情景究竟如何，曾在游历德国时参观过卡尔学校的弗里德里希·尼可莱（Friedrich Nicolai）对此做了如下描述：“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椅子后面，听口令面向餐桌列队。伴随着响亮的合掌声，所有人双手并拢，开始祷告；随后每个人抓过椅子，同时坐下，同时发出响声，像是一个营同时开火齐射——就差所有人按照节奏拿勺子舀汤了。但是，开始用餐的号令却是公爵下的。他通常站在骑士的桌旁，环顾四周，直到每个人都已就座。然后他大呼一声‘先生们开餐！’[19] ，学生们听令，深鞠一躬。就餐时不允许大声交谈。六个学生共享一大碗（食物），一人负责给其他人盛菜：这项职责每天轮换。卡尔·欧根始终不离开饭堂。他穿着红色的燕尾服，手中把玩着一根小棍，穿梭在排列成行的餐桌之间，像父亲一样与学生们交谈，给他们应得的褒奖或批评。为了让这个大家庭的画面更加完整，霍恩海姆伯爵夫人也常出现在饭堂。”[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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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生活在一个封闭的世界，由公爵本人亲自监督。学校的全部建制都是为了松动学生与出身和家乡的联系。因此才有严格的探访规章，除母亲外禁止所有女性入校，只有紧急情况下才会准假，且禁止与学校外有任何社会来往。学生应紧紧地和公爵联结在一起，仿佛他是他们的第二个父亲。在某次期末的节日祝词中，公爵将学习称为学生们的“第二次出生”，因为他们只有这样才能成为可用之材。“我们是工具，”他说，“你们是材料。”[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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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处不在的公爵面前，所有学生一律平等。出身等级上的差异并不扮演任何角色，唯一重要的只有成绩。公爵曾公开宣布：“一个值得尊敬的骑士之子与另一个年轻人之间并不因出生的偶然而区分，而是因为勤奋与进取心。”[22] 学生父母所必须签下的“保证书”则展现了公爵是如何强行收养他的“儿子们”的。父母们必须同意如下原则，即学生“完全献身于服务符腾堡公爵家族”，“若无公爵开恩特许，不得擅自脱离”。[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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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高等学校也本应像一个大家庭——至少公爵是这样希望的。他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极其强势的父亲形象，而学生们的感受也是如此。这给年轻的弗里德里希·席勒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对他而言，权力甚至国家之巅，并非什么抽象之物；他曾与之眼对眼、面对面，在一个人身上经历过这一切，而这个人甚至能盯着他到卧室。这种权力在双重意义上是私密的：人们服从它像是服从一家之主，又必须在直接而私人的交往中在它面前站稳脚跟。可即便起初脆弱而无力，人们到底和它在同一个舞台上相对而立。最终，这就导向了政治权力与道德制衡的平等这一理念。席勒在1784年所作的《一座优秀的常设剧院究竟能起什么作用？》（Was kann eine gute stehende Schaubühne eigentlich wirken？ ）一文中这样写道：“世俗的法律力不能及之处，剧院便开始审判。”[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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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1782年擅自逃亡曼海姆（Mannheim），席勒不得不抵御心中背叛“他的”公爵所导致的负罪感。这也属于他和权力之间私人关系的一部分。当席勒在他的剧中把暴君钉上耻辱柱时，总是混杂着个人的因素。他不仅要控诉权力，还要拷问权力的良心，其中最经典的就是波萨侯爵（Marquis Posa）与西班牙国王费利佩二世（Philipp Ⅱ）之间的对话[25] 。同时，席勒还想要诉诸法国大革命领导者的良心，为的是不让他们把国王送上断头台。然而，他还是晚了一步：正当他还在计划前往巴黎的旅行时，就传来了国王掉脑袋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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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作为诗人，席勒之后也喜欢将自己置于社会高处，用语词的力量平等地回应力量的语词。席勒希望能在广大观众面前上演一出诗人和权力间的小剧，而这也正是他在和公爵的斗争中所学到的——尽管他在晚年还是将其称为“我的公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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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在权力面前令人侧目的勇气，其实很早就有征兆。“我是否能斗胆，”15岁的席勒在给公爵的信中写道，“向我最仁慈的公爵的高贵的心倾诉我的思绪？”他在信中写道，他的父母依赖于公爵的恩典，因此亲生父亲并非他真正的父亲。是公爵吗？人们本应爱自己的父亲，但人可能去爱这样一位父亲之上的父亲吗？“我看着他，不由得叹气。”对他而言，公爵能比他的父母更“珍贵”吗？这样是否会颠倒了自然的秩序？他一再保证对公爵的爱与尊敬，但在这种应尽义务似的承诺背后，问题却正在萌芽：“请您按我自己所言，来判断我究竟是否爱您、尊敬您、崇拜您；或者我甚至应该发誓尊敬我的国君？”[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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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学校既是军营，又是修道院和大学。在这里，所有一切都密集地拥挤到一起：公爵、教师、督学、学生。不少类似于兄弟会的小团体在此生发，但即便在完全的监控之中也有孤独。有人自杀，一些学生不得不带着身体或心理上的疾病提前离开学校。坚持到最后的人一般都成了一生的挚友。席勒也和之前的同学保持友谊关系，例如弗里德里希·威廉·封·霍文、小舒巴特、约翰·威廉·彼得森（Johann Wilhelm Petersen）[27] 。不过，他和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沙芬施坦（Georg Friedrich Scharffenstein）[28] 的友谊却比较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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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芬施坦出生于当时仍属符腾堡的法语区莫佩尔加德（Mömpelgard）[29] ，他是士官律师，头脑冷静、说话带刺，却同样被席勒周围推崇克洛卜施托克（Klopstock）的朋友圈中的文学热情所裹挟，也投身于文学创作。他报告说，人们当时处于“成为作者的甜美幻想”之中，举办起像模像样的比赛，还想要奖励最佳的作品。一个照着《维特》的路数写了一部小说，另一个则按格明恩男爵[30] 的方式写了一部催人泪下的戏剧，因为后者的感伤剧（Rührstück）在当时统治着舞台，而席勒自己则尝试以莎士比亚的风格创作一部悲剧。诗，所有人都写。回想当年，沙芬施坦说，自己当时交出了一部“可怜的东西，里面除了按葛茨·封·贝利欣根的语调瞎模仿的一堆空话之外，什么也找不到”。但他认为，其他人的诗意流露也不过是“瞎模仿的一堆空话”，席勒的习作也不例外[31] 。一位年长的同学对这个多愁善感的朋友圈子说了几句风凉话，沙芬施坦感到自己也受了嘲讽，像是蓦然从梦中惊醒：沉迷文学在他眼中忽然就变得一文不值，看起来不过是在自欺欺人而已。他们在感伤的诗中歌颂友谊，但难道和席勒的这种友谊不也是些模仿克洛卜施托克格调的华丽辞藻？在某个“真心的时刻”，沙芬施坦指责他的朋友不过只炮制了些词语，并没有真正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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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批评让年轻的席勒怒不可遏。他在一封大约写于1776年年底的信中做出了回应。这封信详细地谈论了生活和文学在彼此边界上微妙的往来。“的确，”席勒在信中写道，“我在诗里把你称颂得有些太过了。”但这是阿谀奉承吗？非也！他的本意是真诚的，出自内心、来自梦境、来自想象，于是便成了某种理想的形象。可是现在却发现这位朋友是一幅和诗中理想“不尽相同的临摹”。当理想与现实陷入冲突时，应得出什么结论？人们绝不能为了平庸的现实而放弃“更高的”理想世界。在我们身外有一种生活，在我们心内还有另一种生活，两者之间则是机缘的游戏：内心生活之所以燃烧，是因为外在生活，也就是因为恰有机缘巧合——但若不是辅以理想的热情，就绝无法从这种内外共情中产生友谊。对于年轻的席勒而言，一切的关键都在于用充满热情的理想之光观照现实，因为人们只有这样才能不离事物本真。在信中，席勒将理想化描述为平凡世界在“我心如此渴求的更高世界之眼中”的一种投影。但是，这“更高世界”是由什么物质所构成？并非普通的感觉和想法，而是由艺术的语词所引发的升华和激昂。这些语词令其所描述之物发生变化，在其中加入情感，而这些情感也只有在语词中才能有真正的家乡。年轻的席勒已然明白，艺术的语词并不单单临摹现实，更是创造现实。对于友谊而言也同样如此：它是从诗中生长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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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的批评既伤了席勒的心，也对他提出了挑战：它向席勒揭露了“文学之真诚”这一宛如深渊的问题。例如，一种情感如果只是被克洛卜施托克的一首诗所唤起，是否就不那么真诚？自然，席勒在同一封信中写道，他身上有很多东西要归功于克洛卜施托克，但情感“却深深沉入我的灵魂，成为我的切肤之感、我的私产，这才是事实，是在死亡中可以宽慰我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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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读可以化为所感，不同的领域相互交织，语词之热情化成一股生命之力，时不时地将平凡的生活像渐弱音那样从身边推开，正如席勒为了忠于友谊的理想，将现实中的朋友沙芬施坦一把推开。“看，我发现一眼泉水，能将我的心填满，给我祝福：那就是一位如此伟大而美好的朋友”；可这位朋友却并不是现实中的沙芬施坦。他“必须得转过脸去”不看沙芬施坦才行，因为他无法承受生活之平淡对理想的挑战。那存于想象中的理想化了的好友，实在远胜现实中的好友，而席勒正是借此与后者道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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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席勒也的确与沙芬施坦渐行渐远。不过，只要他们都还在学院学习，就免不了外在的接触。在席勒当军医的那段时间，两人又互相走近，却没有了早先的友谊中那种炽热的精神。再往后，沙芬施坦失掉了对席勒的任何意义。但他却留心追踪这位当年好友所向披靡的人生道路，其中不乏哀怨和隐隐的恨意。他在回忆录中虽然说了席勒几句好话，但他矮化并修剪席勒形象的意图也同样明显。比如他说席勒“只在很短一段时间里按照内心生活，之后更多的是为了桂冠活着”；又比如他略有些不怀好意地强调，席勒举手投足间“有些僵硬”，“一丁点儿优雅”都没有，而他的声音则“尖锐刺耳，并不动听”。[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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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友谊破裂之时，还有个捣乱的第三者插足其中，此人便是同样来自莫佩尔加德的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博伊吉尔（Georg Friedrich Boigeol）。博伊吉尔也指责席勒听任好友奉承地将自己吹捧成诗人。席勒更不留情地打发了他。“我是用更优等的材料造出的青年”[33] ——席勒用这句话结束了和他的其他任何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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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席勒把他对克洛卜施托克的热情传染给了他的朋友圈。当时，克洛卜施托克是位居德语文坛中央的璀璨明星。在歌德与赫尔德登台之前若干年，也在那场以克林格尔的戏剧命名的“狂飙突进”运动兴起之前[34] ，克洛卜施托克就于1756年凭借他发表的《弥赛亚》（Messias ）前十歌，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35] 。这是一部被作者自称为“神圣之诗”的作品[36] 。在《弥赛亚》的前言中，克洛卜施托克发问：诗人是否能不以谦卑的接受者的姿态接近天启，是否能将想象力与崇高的素材结合起来？的确，克洛卜施托克之前有诸多前辈，例如创作了《失乐园》（Paradise Lost ）[37] 的弥尔顿，他们已开始将《圣经》故事变换为诗意的创作。但这一切并非不言自明，而是需要加以辩护。克洛卜施托克用如下提醒给出了辩词：宗教的生命力，要在它帮助诗人的幻想高飞、助他思想富足时才能自证。自然，诗人也必须证明他配得上自己的素材。所要求的乃是“天才”和“心灵”，这两种特质从此之后便成了真正诗歌的标志。“天才”被视为人们得以接近崇高之物的神秘力量。而若说“天才”强调的是对宗教天启中客观之物的分享，那么“心灵”所描绘的则是其中的主观内容：“想象力的所有图像全都苏醒，”克洛卜施托克写道，“所有思绪都想得更加宏大。”[38] 只有心灵的天才才被允许像荷马讲述古希腊英雄和天神之伟业一样，讲述弥赛亚的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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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诗和宗教之间的权力关系就免不了要被颠倒。原本宗教应是内涵，而诗歌不过是形式。因此即便是在那些通常远离文人墨客之作品的小圈子中，也有人在读克洛卜施托克。舒巴特在一封致克洛卜施托克的信中写道，在路德维希堡已经有手工匠人把《弥赛亚》当作祈祷书来用，且在《圣经》之外不知道还有其他基督教书籍而只认《弥赛亚》。然而没过多久，就从基督教的虔诚中生出一种对诗的虔诚。宗教的内容成了诗的内容，而诗则反过来有了宗教的神圣。宗教内容中的崇高转移到了诗上，使得诗歌与诗人的地位大幅提高。克洛卜施托克开启了一个诗人更加自信的时代。难道真正的诗人身上不也有一些先知的气息，难道他不也有权凭借他的天才，作为福音书四位作者的年轻弟兄与之并立？随着这一过程，本属于市民阶层的诗人开始在公共意识中平步青云。在《诗与真》（Dichtung und Wahrheit ）中，歌德正是以克洛卜施托克为例描述了这段历史进程：“诗歌对象的威严提振了诗人对自身个性的感知……克洛卜施托克便完全有权将自己视为一位被圣化了的人物，他也因此在言谈举止中力求最细致的纯洁。”[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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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年轻的席勒自视为“克洛卜施托克的奴隶”[40] ，正享受着诗人地位的提升，因为这一切也在他自己的诗作上投下一束余晖。阅读克洛卜施托克甚至激起了本已冷淡下来的宗教情感。“克洛卜施托克的诗，”同窗好友彼得森说，“对他的影响如此之强，以至于宗教情感在一段时间内控制了他的情绪。”[41] 甚至连早年想要成为牧师的愿望，竟也重新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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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的感受也与席勒类似。在谈到他初读克洛卜施托克时，歌德说：“一个少年灵魂中所有属于神的、天使的和人性的一切，在这里都被调动了起来。”[42] 但他们在读克洛卜施托克时不仅怀着热情，更带有技巧上的好奇。彼得森说：“这是一种日复一日且认真严肃的关注、感受、观察、比较、研究、领会。”[43] 年轻的席勒也想一窥宏大情感的幕后秘诀，艺术家的好奇已被激起，即便感觉的印象仍旧强烈。在《弥赛亚》之外，还有克洛卜施托克的几首颂歌让他爱不释手，尤其是《春祭》（Die Frühlingsfeier ）。在给沙芬施坦的告别信中，席勒通过以下一句明白无误地引用了这首颂诗：“那么现在就当着那临近者的面听好。”“临近者”在这首诗中是上帝的名字。上帝不仅在电闪雷鸣中、在复苏万物的春雨中，而且也在阵雨后的宁静中显露：“万物在你面前沉静，临近者啊。”[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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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洛卜施托克的颂诗《春祭》在当时几乎像谚语一样知名。它代表着一种特殊的情感，人们只消提一提诗名就能描绘这种情绪。在歌德的《维特》中就有这样一个场景：维特和绿蒂在舞会上相遇，外面春天的暴雨正倾盆而下，绿蒂向窗外望去，“我见她眼里噙满泪花，把手放在了我的手上。‘克洛卜施托克呵！’她叹道”。[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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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祭》中最吸引席勒的，就是克洛卜施托克独特的寰宇之想象，从宇宙空间的深处远眺地球，“我不愿沉入/世界上所有的海洋/……/我只愿围绕桶沿的一滴，/只围绕着地球，飘荡”。[46] 近与远，以及那非比寻常的空间，在其中渺小的生命迷失了自己，却被神一样的精神托起——年轻的席勒正是在这样的意象空间中生活、翱翔，而他第一首公开发表的诗歌《傍晚》（Der Abend ）正是打上了这种烙印。席勒的这首诗于1776年[47] 发表于卡尔学校的教师巴尔塔萨·豪格所编辑的《施瓦本杂志》（Schwäbisches Magazin ）上，诗中也是从极高处俯视一切，整个世界的喧嚣在夕阳下显出金色，静躺在下方深处，而“诗人的才气”则遨游于其上，“把我向天空众天体之上高举，/怀抱着一种崇高的感情”。高处是宇宙远方的“银波”，低处则是微小的众生：“叶子上蠕动着一只毛虫，/虫体里也有一条生命，/千百条河流奔涌在其中，/那里又游着若干幼虫，/各有一个灵魂在活动。”[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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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洛卜施托克在由小及大的过渡中的那种庄严崇高，在当时常常为人所模仿，甚至青年歌德都在《维特》中写道：“我感觉到叶茎间有个扰攘的小小世界——这数不尽也说不清的形形色色的小虫子、小蛾子——离我的心更近了，于是我感受到按自身模样创造我们的全能上帝的存在。”[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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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年轻的席勒不再是维特。在他的幻景中，书页沙沙作响，里面尽是他从克洛卜施托克、盖勒特（Gellert）[50] 、哈勒（Haller）[51] 和伊瓦尔德·封·克莱斯特（Ewald von Kleist）[52] 那里读来的东西。席勒的诗还不是照着自然写就的。好友彼得森的评论也证明了这一点：“对一片风景的诗意描写给他留下的印象，要比亲眼看见自然更深。”[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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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7年发表的第二首诗《征服者》（Der Eroberer ），则是以《弥赛亚》中魔鬼一场的风格写成的狂想。席勒让意欲摧毁一切造物的阴影之君登场：“之后在最高的王座，耶和华曾于此伫立，/向着天界的废墟，向着破碎的/天体俯冲而下——/哦这一切只有征服者才能感受！”[54] 这首诗沉醉于狂怒的图像，是一场与虚无、毁灭，以及造物的“美好晴天”的最后胜利进行的修辞游戏。这首诗是按克洛卜施托克的腔调所做的与邪恶的游戏。席勒和年轻时的歌德一样，为之深深吸引。在《诗与真》中，歌德描述了当理发师正给他父亲抹剃须膏时，他和妹妹躲在壁炉后面的角落里，轮流诵读着克洛卜施托克描写魔鬼的场景。当念到“哦，我已被压得何等破碎！”一句时，理发师惊吓之下竟把肥皂水倒在了父亲胸口上。歌德接着写道：“孩子和群众总习惯把伟大而崇高之物变成一场游戏，甚至一场闹剧；要不然他们怎么可能坚持着忍受这一切。”[55] 席勒年轻时的这首《征服者》肯定也是场闹剧，尽管这并非作者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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