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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席勒把他对克洛卜施托克的热情传染给了他的朋友圈。当时，克洛卜施托克是位居德语文坛中央的璀璨明星。在歌德与赫尔德登台之前若干年，也在那场以克林格尔的戏剧命名的“狂飙突进”运动兴起之前[34] ，克洛卜施托克就于1756年凭借他发表的《弥赛亚》（Messias ）前十歌，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35] 。这是一部被作者自称为“神圣之诗”的作品[36] 。在《弥赛亚》的前言中，克洛卜施托克发问：诗人是否能不以谦卑的接受者的姿态接近天启，是否能将想象力与崇高的素材结合起来？的确，克洛卜施托克之前有诸多前辈，例如创作了《失乐园》（Paradise Lost ）[37] 的弥尔顿，他们已开始将《圣经》故事变换为诗意的创作。但这一切并非不言自明，而是需要加以辩护。克洛卜施托克用如下提醒给出了辩词：宗教的生命力，要在它帮助诗人的幻想高飞、助他思想富足时才能自证。自然，诗人也必须证明他配得上自己的素材。所要求的乃是“天才”和“心灵”，这两种特质从此之后便成了真正诗歌的标志。“天才”被视为人们得以接近崇高之物的神秘力量。而若说“天才”强调的是对宗教天启中客观之物的分享，那么“心灵”所描绘的则是其中的主观内容：“想象力的所有图像全都苏醒，”克洛卜施托克写道，“所有思绪都想得更加宏大。”[38] 只有心灵的天才才被允许像荷马讲述古希腊英雄和天神之伟业一样，讲述弥赛亚的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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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诗和宗教之间的权力关系就免不了要被颠倒。原本宗教应是内涵，而诗歌不过是形式。因此即便是在那些通常远离文人墨客之作品的小圈子中，也有人在读克洛卜施托克。舒巴特在一封致克洛卜施托克的信中写道，在路德维希堡已经有手工匠人把《弥赛亚》当作祈祷书来用，且在《圣经》之外不知道还有其他基督教书籍而只认《弥赛亚》。然而没过多久，就从基督教的虔诚中生出一种对诗的虔诚。宗教的内容成了诗的内容，而诗则反过来有了宗教的神圣。宗教内容中的崇高转移到了诗上，使得诗歌与诗人的地位大幅提高。克洛卜施托克开启了一个诗人更加自信的时代。难道真正的诗人身上不也有一些先知的气息，难道他不也有权凭借他的天才，作为福音书四位作者的年轻弟兄与之并立？随着这一过程，本属于市民阶层的诗人开始在公共意识中平步青云。在《诗与真》（Dichtung und Wahrheit ）中，歌德正是以克洛卜施托克为例描述了这段历史进程：“诗歌对象的威严提振了诗人对自身个性的感知……克洛卜施托克便完全有权将自己视为一位被圣化了的人物，他也因此在言谈举止中力求最细致的纯洁。”[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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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年轻的席勒自视为“克洛卜施托克的奴隶”[40] ，正享受着诗人地位的提升，因为这一切也在他自己的诗作上投下一束余晖。阅读克洛卜施托克甚至激起了本已冷淡下来的宗教情感。“克洛卜施托克的诗，”同窗好友彼得森说，“对他的影响如此之强，以至于宗教情感在一段时间内控制了他的情绪。”[41] 甚至连早年想要成为牧师的愿望，竟也重新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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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的感受也与席勒类似。在谈到他初读克洛卜施托克时，歌德说：“一个少年灵魂中所有属于神的、天使的和人性的一切，在这里都被调动了起来。”[42] 但他们在读克洛卜施托克时不仅怀着热情，更带有技巧上的好奇。彼得森说：“这是一种日复一日且认真严肃的关注、感受、观察、比较、研究、领会。”[43] 年轻的席勒也想一窥宏大情感的幕后秘诀，艺术家的好奇已被激起，即便感觉的印象仍旧强烈。在《弥赛亚》之外，还有克洛卜施托克的几首颂歌让他爱不释手，尤其是《春祭》（Die Frühlingsfeier ）。在给沙芬施坦的告别信中，席勒通过以下一句明白无误地引用了这首颂诗：“那么现在就当着那临近者的面听好。”“临近者”在这首诗中是上帝的名字。上帝不仅在电闪雷鸣中、在复苏万物的春雨中，而且也在阵雨后的宁静中显露：“万物在你面前沉静，临近者啊。”[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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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洛卜施托克的颂诗《春祭》在当时几乎像谚语一样知名。它代表着一种特殊的情感，人们只消提一提诗名就能描绘这种情绪。在歌德的《维特》中就有这样一个场景：维特和绿蒂在舞会上相遇，外面春天的暴雨正倾盆而下，绿蒂向窗外望去，“我见她眼里噙满泪花，把手放在了我的手上。‘克洛卜施托克呵！’她叹道”。[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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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祭》中最吸引席勒的，就是克洛卜施托克独特的寰宇之想象，从宇宙空间的深处远眺地球，“我不愿沉入/世界上所有的海洋/……/我只愿围绕桶沿的一滴，/只围绕着地球，飘荡”。[46] 近与远，以及那非比寻常的空间，在其中渺小的生命迷失了自己，却被神一样的精神托起——年轻的席勒正是在这样的意象空间中生活、翱翔，而他第一首公开发表的诗歌《傍晚》（Der Abend ）正是打上了这种烙印。席勒的这首诗于1776年[47] 发表于卡尔学校的教师巴尔塔萨·豪格所编辑的《施瓦本杂志》（Schwäbisches Magazin ）上，诗中也是从极高处俯视一切，整个世界的喧嚣在夕阳下显出金色，静躺在下方深处，而“诗人的才气”则遨游于其上，“把我向天空众天体之上高举，/怀抱着一种崇高的感情”。高处是宇宙远方的“银波”，低处则是微小的众生：“叶子上蠕动着一只毛虫，/虫体里也有一条生命，/千百条河流奔涌在其中，/那里又游着若干幼虫，/各有一个灵魂在活动。”[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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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洛卜施托克在由小及大的过渡中的那种庄严崇高，在当时常常为人所模仿，甚至青年歌德都在《维特》中写道：“我感觉到叶茎间有个扰攘的小小世界——这数不尽也说不清的形形色色的小虫子、小蛾子——离我的心更近了，于是我感受到按自身模样创造我们的全能上帝的存在。”[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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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年轻的席勒不再是维特。在他的幻景中，书页沙沙作响，里面尽是他从克洛卜施托克、盖勒特（Gellert）[50] 、哈勒（Haller）[51] 和伊瓦尔德·封·克莱斯特（Ewald von Kleist）[52] 那里读来的东西。席勒的诗还不是照着自然写就的。好友彼得森的评论也证明了这一点：“对一片风景的诗意描写给他留下的印象，要比亲眼看见自然更深。”[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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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7年发表的第二首诗《征服者》（Der Eroberer ），则是以《弥赛亚》中魔鬼一场的风格写成的狂想。席勒让意欲摧毁一切造物的阴影之君登场：“之后在最高的王座，耶和华曾于此伫立，/向着天界的废墟，向着破碎的/天体俯冲而下——/哦这一切只有征服者才能感受！”[54] 这首诗沉醉于狂怒的图像，是一场与虚无、毁灭，以及造物的“美好晴天”的最后胜利进行的修辞游戏。这首诗是按克洛卜施托克的腔调所做的与邪恶的游戏。席勒和年轻时的歌德一样，为之深深吸引。在《诗与真》中，歌德描述了当理发师正给他父亲抹剃须膏时，他和妹妹躲在壁炉后面的角落里，轮流诵读着克洛卜施托克描写魔鬼的场景。当念到“哦，我已被压得何等破碎！”一句时，理发师惊吓之下竟把肥皂水倒在了父亲胸口上。歌德接着写道：“孩子和群众总习惯把伟大而崇高之物变成一场游戏，甚至一场闹剧；要不然他们怎么可能坚持着忍受这一切。”[55] 席勒年轻时的这首《征服者》肯定也是场闹剧，尽管这并非作者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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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青年席勒而言，克洛卜施托克自然不是唯一的文学榜样——还有歌德、莎士比亚、格尔斯腾贝格和其他人——但克洛卜施托克的影响一开始最为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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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在卡尔学校求学岁月的结束，席勒的克洛卜施托克时代也一并告一段落。卡尔·菲利普·孔茨（Karl Philipp Conz）[56] ，席勒在洛尔希时的玩伴，讲述了他1782年在斯图加特拜访席勒的场景：“一次，我在他的书桌上看见了……克洛卜施托克的颂歌集……当我翻开书时，却不无惊诧地发现，有数量可观的诗已被粗野地用钢笔完全划掉，斜着打上了大叉。当我笑着问他，这其中有何深意时，他说：这些诗我不喜欢。”[57] 但还有一些诗让他一如既往地倾心，以至于1782年9月22日，也就是他逃离斯图加特的那天早上，他在打包书籍的时候发现了一本克洛卜施托克的颂歌集，便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甚至提笔开始创作一首呼应之作，而与他一起出逃的安德烈亚斯·施特莱歇尔（Andreas Streicher）[58] 则已是坐立不安，提心吊胆地站在门口催促席勒快点儿动身。在这个瞬间，席勒沉浸在年轻时的梦境之中，必须靠施特莱歇尔把他拉回现实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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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后，在《论质朴与多情的文学》（Über naive und sentimentalische Dichtung ）一文中，席勒再一次忆及克洛卜施托克，将自己年轻时的幻梦归功于他：“只有当人的心情狂热到极端时，才会去寻找他、感受他，因此他也就成了青年人的偶像，虽然这并不是他们的最佳选择。年轻人总是想超越现实生活，逃避一切形式，觉得任何界限都过于狭窄，所以他们在这位作家展现给他们的无限空间里就感到爱之炽烈，乐之融融。可是，当青年人变成了成年人，当他们从理念王国又返回到经验的范围之内时，那种狂热的爱已经失去很多，而且是非常之多。但是人们对这样一种独特的现象，对这样一种非凡的天才……所应有的特别尊重却一点也没有减少。”[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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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年轻时的梦，席勒始终坚守着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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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约翰·阿尔布莱希特·本格尔（1687～1752），新教路德宗神学家，施瓦本虔敬主义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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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etersen 1904，Bd. 1，S. 82. 以马忤斯与他泊山均是《圣经》中的地名。根据《圣经·新约》记载，复活的耶稣曾在以马忤斯向他的两个门徒显圣（《新约·路加福音》24章13节），而《新约·马可福音》（9章2～10节）所记载的耶稣登山显荣，相传便是在他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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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iedermann 1974，S.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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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Zit. n. Wiese 1959，S.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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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Biedermann 1974，S.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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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MA Ⅴ，S.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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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海因里希·威廉·格尔斯腾贝格（Heinrich Wilhelm Gerstenberg，1737～1823），德国作家，其1768年匿名发表的剧作《乌格利努》取材于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的《神曲》（Comedia ，1321），讲述的是乌格利努伯爵与其子身陷囹圄，最终饥饿而死的故事。剧中激烈的情绪表达预示了“狂飙突进”运动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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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歌德的成名作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s ，1774）同样是匿名发表，描述的是青年维特爱上已有婚约的绿蒂，因不堪社会的约束又无法释放情感，最终选择自尽的悲剧故事。作品一俟发表便在欧洲掀起了一股“维特风”，并成为“狂飙突进”运动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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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雅各布·弗里德里希·阿贝尔（1751～1829），德国哲学家，席勒在卡尔学校的导师，其关于“天才”（Das Genie）的论述对席勒影响颇深，见本书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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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巴尔塔萨·豪格（1731～1792），德国作家、思想家，研究古今文学史，是席勒在卡尔学校的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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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Zit. n. Wagner 2001，S.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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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让-雅克·卢梭（1712～1778），生于日内瓦，18世纪法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与思想家之一。其社会学著作《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Discours sur l ’origine et les fondements de l ’inégalité parmi les hommes ，1755）与《社会契约论》（Du contrat social ou principes du droit politique ，1762）宣扬天赋人权与自由平等，为法国大革命奠定思想基础。卢梭视作为人造物的“文化”为人类天性腐化的原因，因此提出“回归自然！”（Retour à la nature！）的口号，对“狂飙突进”运动影响极大。而这种自然天性观也是其教育理念的基础，参见他的著作《爱弥儿：论教育》（Émile ou De l ’éducation ，1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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