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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在卡尔学校求学岁月的结束，席勒的克洛卜施托克时代也一并告一段落。卡尔·菲利普·孔茨（Karl Philipp Conz）[56] ，席勒在洛尔希时的玩伴，讲述了他1782年在斯图加特拜访席勒的场景：“一次，我在他的书桌上看见了……克洛卜施托克的颂歌集……当我翻开书时，却不无惊诧地发现，有数量可观的诗已被粗野地用钢笔完全划掉，斜着打上了大叉。当我笑着问他，这其中有何深意时，他说：这些诗我不喜欢。”[57] 但还有一些诗让他一如既往地倾心，以至于1782年9月22日，也就是他逃离斯图加特的那天早上，他在打包书籍的时候发现了一本克洛卜施托克的颂歌集，便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甚至提笔开始创作一首呼应之作，而与他一起出逃的安德烈亚斯·施特莱歇尔（Andreas Streicher）[58] 则已是坐立不安，提心吊胆地站在门口催促席勒快点儿动身。在这个瞬间，席勒沉浸在年轻时的梦境之中，必须靠施特莱歇尔把他拉回现实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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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后，在《论质朴与多情的文学》（Über naive und sentimentalische Dichtung ）一文中，席勒再一次忆及克洛卜施托克，将自己年轻时的幻梦归功于他：“只有当人的心情狂热到极端时，才会去寻找他、感受他，因此他也就成了青年人的偶像，虽然这并不是他们的最佳选择。年轻人总是想超越现实生活，逃避一切形式，觉得任何界限都过于狭窄，所以他们在这位作家展现给他们的无限空间里就感到爱之炽烈，乐之融融。可是，当青年人变成了成年人，当他们从理念王国又返回到经验的范围之内时，那种狂热的爱已经失去很多，而且是非常之多。但是人们对这样一种独特的现象，对这样一种非凡的天才……所应有的特别尊重却一点也没有减少。”[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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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年轻时的梦，席勒始终坚守着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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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约翰·阿尔布莱希特·本格尔（1687～1752），新教路德宗神学家，施瓦本虔敬主义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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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etersen 1904，Bd. 1，S. 82. 以马忤斯与他泊山均是《圣经》中的地名。根据《圣经·新约》记载，复活的耶稣曾在以马忤斯向他的两个门徒显圣（《新约·路加福音》24章13节），而《新约·马可福音》（9章2～10节）所记载的耶稣登山显荣，相传便是在他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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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iedermann 1974，S.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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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Zit. n. Wiese 1959，S.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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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Biedermann 1974，S.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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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MA Ⅴ，S.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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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海因里希·威廉·格尔斯腾贝格（Heinrich Wilhelm Gerstenberg，1737～1823），德国作家，其1768年匿名发表的剧作《乌格利努》取材于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的《神曲》（Comedia ，1321），讲述的是乌格利努伯爵与其子身陷囹圄，最终饥饿而死的故事。剧中激烈的情绪表达预示了“狂飙突进”运动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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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歌德的成名作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s ，1774）同样是匿名发表，描述的是青年维特爱上已有婚约的绿蒂，因不堪社会的约束又无法释放情感，最终选择自尽的悲剧故事。作品一俟发表便在欧洲掀起了一股“维特风”，并成为“狂飙突进”运动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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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雅各布·弗里德里希·阿贝尔（1751～1829），德国哲学家，席勒在卡尔学校的导师，其关于“天才”（Das Genie）的论述对席勒影响颇深，见本书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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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巴尔塔萨·豪格（1731～1792），德国作家、思想家，研究古今文学史，是席勒在卡尔学校的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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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Zit. n. Wagner 2001，S.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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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让-雅克·卢梭（1712～1778），生于日内瓦，18世纪法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与思想家之一。其社会学著作《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Discours sur l ’origine et les fondements de l ’inégalité parmi les hommes ，1755）与《社会契约论》（Du contrat social ou principes du droit politique ，1762）宣扬天赋人权与自由平等，为法国大革命奠定思想基础。卢梭视作为人造物的“文化”为人类天性腐化的原因，因此提出“回归自然！”（Retour à la nature！）的口号，对“狂飙突进”运动影响极大。而这种自然天性观也是其教育理念的基础，参见他的著作《爱弥儿：论教育》（Émile ou De l ’éducation ，1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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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Zit. n. Wagner 2001，S. 156.“自由精神”（Freigeist）在18世纪的语境中指无神论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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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安东尼·阿什利-库珀，沙夫茨伯里伯爵三世（Anthony Ashley-Cooper，3rd. Earl of Shaftesbury，1671～1713），英国著名启蒙思想家，注重情感与伦理，其主要哲思收录于三卷本的《人类、礼节、观念、世代之特征》（Characteristicks of Men，Manners，Opinions，Times ，1711）。他将“崇高”（the Sublime）阐释为一种美学概念，对康德与席勒的“崇高”（Das Erhabene）观念之建构有很大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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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苏格兰启蒙主义的代表性人物，在道德哲学、知识论和历史方面均有建树，作为经验主义者反思了认识过程中的因果律等原则，并强调道德判断中的情感要素。著有《人性论》（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1739～1740）、《人类理智新论》（An E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1748）以及为他赢得广泛声誉的《英国史》（The History of England ，1754～1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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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1723～1816），苏格兰启蒙主义的代表性人物，崇尚古苏格兰高地传统社会中的道德与伦理，批判现代文明对人的腐化。著有《市民社会史论》（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 ，176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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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威廉·莎士比亚（Wil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英国文豪，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剧作家之一。其剧作《罗密欧与朱丽叶》（Romeo and Juliet ，1597）、《哈姆雷特》（Hamlet ，1604）均是世界文学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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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关于席勒的第二部剧作《斐耶斯科在热那亚的谋叛》（Die Verschwörung des Fiesko zu Genua ，1783），参见本书第八章。该剧的扉页写着：“献给斯图加特的阿贝尔教授先生”（Dem Herrn Professor Abel zu Stuttgart gewidm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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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原文为法语：“Dinez messie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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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Zit. n. Wagner 2001，S. 172. 弗里德里希·尼可莱（1733～1811），柏林启蒙主义哲学代表、出版商，莱辛（Lessing）与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的好友。除了哲学与美学著作外，他最著名的无疑是对拒斥礼俗的“狂飙突进”运动的批判，尤以他于1775年针对歌德所作的《少年维特之欢愉》（Freuden des jungen Werthers ，1775）为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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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Zit. n. Wiese 1959，S.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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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Zit. n. Wagner 2001，S.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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