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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MA I，S. 9. 汉译参考《席勒文集》（第一卷），第6页，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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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Goethe MA 1.2，S. 199. 此处引用的是维特5月10日的信，译文参考《歌德文集》（第六卷），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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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克里斯蒂安·弗尔西特哥特·盖勒特（Christian Fürchtegott Gellert，1715～1769），德国作家，感伤主义的代表，其感伤剧为后来的市民悲剧（Das bürgerliche Trauerspiel）奠定了基础。主要作品包括戏剧《多情温柔的姐妹们》（Die zärtlichen Schwestern ，1747），以及若干诗歌与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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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阿尔布莱希特·封·哈勒（Albrecht von Haller，1708～1777），瑞士诗人、医学家、植物学家，教育诗（Das Lehrgedicht）这一体裁的代表作家，长诗《阿尔卑斯山》（Die Alpen ，1729）是德语启蒙主义自然诗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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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伊瓦尔德·封·克莱斯特（Ewald von Kleist，1715～1759），既是诗人又是普鲁士军官，代表作是长诗《春天》（Der Frühling ，1748）。在《论质朴与多情的文学》一文中，席勒还会在论述“悲情文学”（Elegische Dichtung）时谈到克洛卜施托克、哈勒和伊瓦尔德·封·克莱斯特，参见《席勒经典美学文论》，第475～4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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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Biedermann 1974，S.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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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MA I，S.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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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Goethe MA 16，S.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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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卡尔·菲利普·孔茨（1762～1827），德国诗人，席勒好友，曾任图宾根大学古典语文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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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Biedermann 1974，S.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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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安德烈亚斯·施特莱歇尔（1761～1833），钢琴家、制琴师，席勒好友。曾与席勒一起从斯图加特出逃曼海姆，将原本要去汉堡学习的旅费赠予席勒。后在维也纳立足。他的回忆录《席勒出逃斯图加特与在曼海姆的逗留，1782～1785》（Schiller ’s Flucht von Stuttgart und Aufenthalt in Mannheim von 1782～1785 ）是了解青年席勒经历的重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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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MA Ⅴ，736f. 参见《席勒经典美学文论》，第484～4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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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理想主义的诞生（席勒传）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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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6年——时间和地点的变动——“狂飙突进”的精神——赫尔德及其后果——卡尔学校的一场新年联欢——重大激励：阿贝尔关于“天才”的演说——阅读莎士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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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6年，青年席勒的生命中出现了若干重要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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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学院从路德维希堡的索里图德搬迁至斯图加特，校址原先是几栋军营大楼，就坐落在新城堡后面。迁校于1775年11月18日启动。学生们身着制服，像军队一样列队，和督学与教师们一起，由公爵亲自率领，伴着节日的音乐和飘扬的旗帜浩浩荡荡地迁入斯图加特的新校区，民众则立在大路两旁夹道欢迎。这是一件大事：斯图加特有了一座属于公爵的高校，城市因此赢得了不少名望。先前学生不得与外界交往的禁令，现在也开始松动；他们现在觉得自己像大学生，可以大展一番拳脚，也开始参与城市的文化生活。整个生活的氛围都在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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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席勒的学习处境也在变化。卡尔学校现在可以自称为“卡尔高等学校”，并且又增加了一个医学院。因为公爵担心无法为所有学习法律的学生提供职位，就敦促其中一些人转学医学。对于席勒而言，这实在是个放弃不喜欢的法律而开始学医的好机会。但让他感兴趣的并不是实践的医疗技术，而是自然科学与心理学知识。由于他的创作热情此时已经兴起，他向自己承诺，在医学人类学中定能发现对文学的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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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学业成绩尽管在1775年末曾有大幅退步，但现在却变得越来越好。他开始精力十足地研究专业知识，不出几个月就在全系名列前茅。一种对思索的强烈兴趣代替了诗意的沉醉。他的性格中有了一些果敢和攻击性。他练习自我约束，有时生硬地与别人划清界限。人们都惊讶于他行为举止中的明显变化。“这段时间结束后，”彼得森说，“席勒就成了和起初完全不同的一个人。之前的他孤独、自闭、惴惴不安，现在的他则感受到在增强、在驱使的力量，随意取乐、捉弄别人，而且时常粗俗而伤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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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种“不断增强着、不断驱使着的力量”的全新感受，席勒尤其要归功于他的老师，1776年复活节起接手医学院哲学课程的雅各布·弗里德里希·阿贝尔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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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布·弗里德里希·阿贝尔1751年生于恩茨河畔的维欣根，其父是一位高级管理官员。施瓦本地区的神学学生通常所走的教育道路，他也全走了一遍：首先是登肯多夫（Denkendorf）和茅尔布隆（Maulbronn）的修道院学校，然后是图宾根神学院，但神学并不能让他着迷。他急切地接受了法国唯物主义——霍尔巴赫[2] 和爱尔维修[3] ——以及英国经验主义——洛克[4] 和休谟——的哲学启发。他为沙夫茨伯里的哲学感到振奋，因为被这种哲学视为榜样的，不是道德上无可指摘之人，而是在美学上被塑造成型的人。在学习期间，阿贝尔也受到了“狂飙突进”之启航精神的影响，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卢梭和青年赫尔德。这些狂放不羁的年轻人身上那种强烈的自我意识给了他启发，于是结束学业后去某个乡村牧师身边当个副手的愿景对他而言就没有什么吸引力了。阿贝尔是幸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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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公爵正在为他的学校搜罗教师。他要求图宾根神学院的高层告诉他学校最优秀的硕士的名字。阿贝尔的名字并不在其中。但公爵某次到访图宾根时与他认识，对他颇为赏识，便问起为何他没有被提名。人们回答公爵，阿贝尔个子太矮，不适合去军校。于是公爵简短地表示，人们在图宾根不是拿尺子来测量一个教授是否称职。1772年11月，阿贝尔被聘至卡尔学校。在回忆录中，他描述了如何发现自己“从神学院里昏暗的修道院砖墙中出来，一下子就到了王侯们寻欢作乐的行宫”。[5] 公园，从索里图德城堡远眺符腾堡王国的景致，以及给他当作住处的亭阁，这一切都给这位21岁的青年留下了印象，他仿佛中了魔法一般，置身于一座“仙女的城堡”中，兴奋得竟在地上翻滚。年轻的硕士很快就进入了他的新角色。为了不在廷臣面前缩手缩脚，他回想起他读过的关于宫廷的书籍，回想起时下法国文学和狂飙突进派——伦茨[6] 、克林格尔和莱泽维茨[7] ——对宫廷的嘲弄。他就这样鼓起勇气，满怀自信，甚至有些莽撞地登场亮相。他的心中充满着当时兴起的教育改革的理念。这种理念认为，人具有无穷的可塑性，只需要发现个体的禀赋并让其发展，而不应对他指手画脚。更应当做的是唤起人的好奇心，也就是那种崇高的欲念：不想囫囵吞枣，而是要亲身经历一些东西。阿贝尔很快就在教授当中赢得了领导地位，很受公爵器重，并以对课堂教学改革的建议崭露头角。他认为在课堂上应练习独立思考而非机械记忆。个性化的阅读，包括阅读美文，也应被允许；在此之前，这一点绝非理所当然的事。但首要任务是要把哲学树立为整个教学的核心学科。阿贝尔为此发展了一个相当宽泛的哲学概念：哲学应同等地包含对心灵和理智的教育，应成为所有科学领域的预科，最重要的是哲学应指导一种聪慧的生活之道。在呈给公爵的一份纲要中，阿贝尔陈述了这一整体性的计划。纲要的标题不言自明：“普遍科学或曰健康理智的哲学用于教育审美、心灵及理性之草案”。[8] 至于每节课的安排，阿贝尔则遵照英国经验主义教科书的结构。人们由此可以发现，这个年轻人甫一踏出书斋，就直接进入了“教育省”（Pädagogische Provinz）[9] 。学生们从物理世界的法则起步，向上学到心理学，再到感觉与思维的法则；同时也安排了郊游一样的美文欣赏，因为文学使得通往优雅灵魂和关于上帝与永生的终极之问的过渡成为可能。阿贝尔并未在此驻足太久，而是很快又回到了实践人类学上。他那不同寻常的归纳法让学生大开眼界。因为当时通常的做法是从高一级的普遍概念出发，向下推演到现实世界。这种经院式的枯燥做派让一届又一届学生叫苦不迭。但与之相比，阿贝尔的方法则让人眼前一亮：他让学生记录下与每一门学科有关的日常观察。这些观察会被汇总、整理，大家随后在课堂讨论中得出若干结论，并由此发展出概念。阿贝尔所遵循的原则是：人们真正了解的，只有自己亲手做出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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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贝尔想要在课堂上创造一种工作和对话的氛围，他避免上讲台，在教室中来回快步走动。学生们亲切地称他为“小逍遥子”[10] ，都喜欢他。常常有几个学生在课前跑到学院大门口等他到来，陪他走到讲堂，同时还想和他交流关于科学、政治和个人的种种事情。阿贝尔回忆说，学生们把他“当作朋友来问意见”。席勒特别“勤快地”利用这些机会，与他探讨“关于人的认识”。[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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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阿贝尔和他的学生们而言，1776年12月14日是个大日子。在学院的年末庆典上，阿贝尔从公爵那里接下了一项光荣的职责，在都城新城堡的白厅中，在珠光宝气的宫廷成员、全体教师、城市名流、图宾根大学代表团、集合起来的学生和家长面前作庆典发言。这场演讲在席勒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题目是公爵亲自拟定的，像是考察了在这个“狂飙突进”正发端的时代，空气中弥漫着的究竟是什么。阿贝尔应谈一谈“天才”（Das Genie），具体说来谈一谈以下问题：“伟大精神是天生的还是培养的以及他们均有何种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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