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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贝尔已在课上让年轻的席勒熟悉了这头“狮子”。为了令心理学概念更加生动形象，他习惯从文学中选些段落加以说明。例如，他有一次用《奥赛罗》（Othello ）为例阐释义务和激情间的冲突，并朗诵了维兰德译本的片段。或许席勒正是借此机会，第一次听到了莎翁的作品。在回忆录中，阿贝尔如此描述这一场景：“席勒全神贯注地听着，脸上所有的表情都表达出充盈在他内心中的情感；朗诵刚一结束，他便向我要这本书，从此带着不间断的热情加以研习。”[55] 他怀着这样的热情学习莎士比亚，以至于把饭食让给另一个学生，只为能把从后者那里借来的几册莎士比亚多留一些时间。1790年，席勒告诉他的丹麦好友巴格森[56] ，他在卡尔学校就读期间前后读了16遍《李尔王》（King Lear ）。有几部莎剧他已能完整背诵。当他于1785年从曼海姆启程前往莱比锡时，他的一位相识建议他带些路上的读物。这他用不着，席勒说，“如果觉得无聊了，我就默写莎剧中的几幕，读它就行了”。[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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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在莎士比亚那里发现了宏大的世界舞台，发现了人类命运和冲突的喧哗与骚动。他对人类的最初认识都来源于阅读莎士比亚的戏剧。他在莎士比亚那里学会了戏剧的艺术，正如他之后在《强盗》一剧的前言中所写：“在灵魂最隐秘的活动中捕捉灵魂。”[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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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年轻的席勒而言，莎士比亚的影响几乎是压倒性的。他感到自己陷入人世的混乱而没有安全的依靠，他寻找可以给他安全感的作者，却无从把握莎士比亚。回顾过去，席勒写道：“当时，我还不能理解这种第一手的自然，我只能承受经过知性思考、用规律梳理过的自然的画像。”[59] 席勒希望能在作品中发现作者，希望能与其“内心”相遇，“与他一起反思其对象”，但作者却隐而不见，消失在作品的无尽世界之中。这对于年轻的席勒而言还是太多了。他还承受不了如此之多的“自然”。年轻时的歌德则不一样。他在初次接触莎士比亚之后大声呼喊：“这是自然！自然！没有什么比莎士比亚的人物更为自然了。”[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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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iedermann 1974，S.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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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保尔-昂利·霍尔巴赫（Paul-Henri d’Holbach，1723～1789），法国启蒙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 ，1751～1780）编者，著有《自然的体系》（Système de la nature ，1770）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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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克劳德·阿德里安·爱尔维修（Claude Adrien Helvétius，1715～1771），法国启蒙主义哲学家，唯物论者，著有《论精神》（De l ’esprit ，1758）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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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英国哲学家、政治思想家、医生。坚持经验主义、契约论，同时被视为自由主义之父。著有《人类理解论》（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e Understanding ，1690），以及政治哲学经典《政府论》（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1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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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Zit. n. Buchwald 1956，Bd. 1，S.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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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雅各布·米夏埃尔·莱因霍尔德·伦茨（Jakob Michael Reinhold Lenz，1751～1792），德国“狂飙突进”时期剧作家，歌德之友，代表作包括讽刺喜剧《士兵们》（Die Soldaten，1776 ）。伦茨一生颠沛流离，晚年罹患精神疾病，其不幸遭遇被格奥尔格·毕希纳（Georg Büchner，1813～1837）艺术加工，成为德语短篇小说经典《伦茨》（Lenz ，1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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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约翰·安东·莱泽维茨（Johann Anton Leisewitz，1752～1806），德国“狂飙突进”时代剧作家，代表作《尤里乌斯·封·塔伦特》（Julius von Tarent ，1776）处理的是兄弟反目的主题，成为席勒创作《强盗》一剧时的文学史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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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Zit. n. Wagner 2001，S.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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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教育省”，典出歌德《威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Wilhelm Meisters Wanderjahre ，1821/1829）第二卷，指小说中一处如世外桃源般的教育场所，学童可以在此自由发挥天性。对其描写参见《歌德文集》（第二卷），第148页及以下（《歌德文集》中将主人公之名译作“维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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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小逍遥子”，原文为Peripatetiker，直译为“帕里帕托学派成员”，来自希腊语“Paripatos”（即游廊，亦有散步之义）。相传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喜欢在游廊中一边踱步，一边为学生讲学，因此后世将亚里士多德学派称为“帕里帕托学派”。由于亚氏与学生一边哲思，一边漫步，颇为逍遥，故作此引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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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Biedermann 1974，S.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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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根据希腊神话，普罗米修斯在为人类盗取火种之前，首先用陶土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在“狂飙突进”者眼中，艺术家作为“另一个上帝”（alter deus），在其自身想象力空间中扮演创世的上帝角色。因此歌德作于“狂飙突进”时期的颂歌《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 ，1774）就以天神的第一人称描述了造人的过程：“我就坐在这里，按照/我的模样造人，造出/一个跟我一样的种族。”参见《歌德文集》（第八卷），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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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Goethe MA 1.2，S. 414. 汉译参见〔德〕约翰·沃尔夫冈·封·歌德《歌德论文学艺术》，范大灿主编，范大灿、安书祉、黄燎宇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第13～19页，此处引文出自第18页。《纪念莎士比亚命名日》（Zum Shakespears -Tag ，1772）是青年歌德的一篇关于戏剧艺术的论文，他在其中旗帜鲜明地以莎士比亚的戏剧为例反对法国古典主义戏剧要求时间、地点与情节统一的“三一律”，而是如卢梭一样高呼“自然”：“这是自然！是自然！没有什么比莎士比亚的人物更为自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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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Kant，Bd. 10，S. 242. 典出《判断力批判》（Kritik der Urteilskraft ，1790）第46节；汉译参考〔德〕伊曼努尔·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2，第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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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Goethe MA 1.2，S. 414. 汉译参考《歌德论文学艺术》，第19页，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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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柏拉图（约前428/427-前348/347），古希腊哲学家，名著《理想国》（Politeia ，约前375年）是西方哲学毋庸置疑的经典。这里所指关于激情的哲学即出自《理想国》第四卷（439D～442E），参见〔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2002，第165～1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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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Nietzsche，Bd. 3，S. 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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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具有创造力的自然”和“被创造的自然”是中世纪对“自然”（Natur）这一观念所做的区分，前者指的是创造自然的上帝，后者指的是被上帝创造的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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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Herder 1984，Bd. 1，S. 359～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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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阿图尔·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19世纪德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其哲学思想偏寂静主义与悲观主义，对尼采影响颇深。“类同工业制品的人”（Die Fabrikware Mensch）这一表述出自他的代表作《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Die Welt als Wille und Vorstellung ，1819/1859）第三卷第3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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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96～1650），法国哲学家、数学家、自然科学家。其杰作《第一哲学沉思录》（Meditationes de prima philosophia ，1641）中对人类认识过程的反思——“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奠定了以“思”为基础的理性主义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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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普遍数学是由笛卡尔与莱布尼茨提出的设想，即以数学表达和逻辑演绎阐释宇宙中的一切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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