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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MA Ⅰ，S. 591. 语出《强盗》第四幕第五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二卷），第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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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MA Ⅰ，S. 592. 语出《强盗》第四幕第五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二卷），第163页，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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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在德语中，自尽一词“Freitod”是由“自由的”（frei）与“死亡”（Tod）两部分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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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MA Ⅰ，S. 592. 语出《强盗》第四幕第五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二卷），第163页，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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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该隐与亚伯两兄弟是《圣经·旧约》中的人物，同为人类始祖亚当（Adam）与夏娃（Eva）之子，根据经上所记，该隐因嫉妒祭品更受上帝青睐的亚伯而将其击杀。见《旧约·创世记》第四章第三节至第八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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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MA Ⅰ，S. 482. 语出《强盗》“被压下的前言”（Unterdrückte Vorre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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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MA Ⅰ，S. 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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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符腾堡文学索引》是席勒与好友彼德森共同编辑出版的一份文学杂志，1782年3月出版创刊号，但仅出三期后便不得不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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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Biedermann 1974，S.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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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MA Ⅰ，S. 754. 语出《斐耶斯科》1784年1月11日于曼海姆首演前张贴并散发的由作者起草的布告《给观众的提醒》（Erinnerung an das Publik 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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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我站在这儿，我别无他法”（Hier stehe ich und kann nicht anders）是马丁·路德于1521年4月17日在沃尔姆斯帝国会议（Reichstag zu Worms）上面对教会对其宗教改革学说的攻击所说的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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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威廉·封·洪堡（1767～1835），德国哲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歌德与席勒的好友，曾与施泰因男爵（Heinrich Friedrich Reichsfreiherr vom und zum Stein，1757～1831）和哈登贝格（Karl August von Hardenberg，1750～1822）一同推动了普鲁士改革（Preußische Reform），担纲教育与文化事务，推动教育改革，创立了第一所现代大学柏林大学——即今天的柏林洪堡大学（Humboldt-Universität zu Ber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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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MA Ⅰ，S. 242. 笔者汉译参见本书卷首；钱春绮先生另有译本，参见《席勒文集》（第一卷），第122页。《挽歌》是席勒初次发表于1800年的诗歌，使用了哀歌双行体（Elegische Distischen），而诗名“Nänie”（拉丁语写作naenia）指古罗马人出殡时所唱的悼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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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理想主义的诞生（席勒传） 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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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加特的军医生涯——绝望的大丈夫气——诗中的劳拉与现实的劳拉——施瓦本的文学战——《强盗》上演——斯图加特的悲惨——逃往曼海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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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为他的朋友们朗诵了他正在创作的《强盗》，他们都很挂念这部戏的工作进度。既然对于席勒而言，一部文学作品的诞生不只是一件私事，他便将朋友们也牵扯进这部剧之后的命运当中。1780年，《强盗》的初稿完成，必须找到一条将其引入公众视野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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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0年11月末，席勒请求他的同学约翰·威廉·彼得森帮他找一位出版商。彼得森在结束了法学学业后，比席勒早一年离开学院。他很有文学野心，之后会成为席勒的《一七八二年诗集》（Anthologie auf das Jahr 1782 ）[1] 的合著者，并与席勒合作编辑他于1781年创刊的杂志《符腾堡文学索引》。在此期间，彼得森已经在斯图加特公爵图书馆中找到了一个低级图书管理员的职位，因此席勒相信，这位朋友一定和文学界有着不错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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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给彼得森的信中，席勒列举了三个理由来阐明他为何一心想要尽快发表这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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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他需要钱，而且他已经听说和他同年的戈特霍尔德·弗里德里希·施陶德林（Gotthold Friedrich Stäudlin）[2] 单凭几行诗就从一个图宾根出版商手中得了不少杜卡特金币[3] 。一年之后，席勒正是与这个施陶德林进行了他的第一场文学论战。为什么他不能也凭他的《强盗》赚个盆满钵满呢？席勒要求彼得森做他的文学经纪人，承诺给他一大笔佣金。因为学院的学生在没有公爵的允许下不得发表任何文学作品，席勒敦促他的朋友严守他假名的秘密。他甚至考虑过借用彼得森的名义，但到底不愿意对好友提这般过分的要求。他稍带卖弄地写道，借彼得森之名，可能“把我的作品想得太好了”。彼得森的努力并没有什么结果。和出版商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施万（Christian Friedrich Schwan）[4] 以及曼海姆剧院总监赫里贝特·封·达尔贝格建立起的联系，并没有通过彼得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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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欲将作品尽早付梓的第二个理由，是他对“世界的评价”的好奇。到目前为止，他只听到过朋友的评价，很有可能已被这些甜言蜜语腐蚀。但若是要知道“作为一个剧作家、一个作者有怎样的命运等待着他”，就不能在更广阔的公共空间面前胆怯退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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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第二个原因却又被他提出的第三个原因所削弱。说实话，他写道，他并不把自己视为未来的文学作家。他的职业是“生理学”和“哲学”。他想要在这两门学科中开展研究、发表成果，并以此有益于大众，或许还能当上教授。“诗歌和悲剧等领域”的作品只会让他分心；但既然已经动笔，就应该坚持到底。他之所以要出版这部文学作品，不过是为了将之“清除出去”，为自己医学—哲学的研究扫清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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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封信的结尾，席勒用当时在朋友之间流行的大丈夫口气写道：“哥几个给我听着！这事儿要是成了，老子就灌它几瓶勃艮第的好酒来尝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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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是在离开学院几周之前写下这封信的。他对未来充满期待，可没过多久便经历了一场极大的失落：他被派遣到驻扎在斯图加特的奥杰（Augé）掷弹兵团去当军医，而此团却因为军纪败坏而臭名昭著。公爵曾向他许诺过要“优待”，可他现在却发现自己又几乎身处军队等级的最下层。他不过是一个军医助理，也就是他父亲作为理发师助手用不着经过学院学习便能胜任的岗位。区区18个古尔登的月饷是如此可悲，几乎不可能靠这点儿钱生活，以至于席勒不得不依赖父亲的资助。但又不允许对这一任命提出反对意见。父子俩甚至得礼节性地拜访公爵，表达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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